殺人按比例！中共在鎮反中的濫殺狂潮(圖)
中共視人命如草芥，在鎮反中濫殺無辜。（網路圖片）
1950年初期，中共曾開展了「鎮反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毛澤東曾要全國各地大規模「大殺幾批」，於是中國大陸各地下放許可權，殺人如麻。
總數超過七十餘萬 實際殺人遠超千分之一比例
據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撰文《新中國鎮反運動始末》一書中稱，鎮反期間中共曾經定下殺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但實際上，最後的殺人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
根據中共官方統計，鎮反期間估計反革命分子有兩百多萬人，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一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000人，是中國大陸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教育釋放了38萬人。按照此說法，「鎮反」殺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標，超額完成了任務。
書中寫道，但實際處決的人很可能還遠不止這個數字：「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時剎車並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
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視人命如草芥 毛要各地大規模地「大殺幾批」
1951年1月，毛曾表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指令：「各大城市除東北外，一般地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必須有計畫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
毛還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1951年1月21日，毛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佈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3,700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這一年的2月，在毛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不滿意上海南京殺人太少 毛親自督陣
毛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給饒漱石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2月17日，在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親自指揮下，北京市一個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開處決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處決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計畫，準備在已經處決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大喜，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來並不希望多殺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經逮捕1,068人和處決100多人基礎之上，再逮捕1萬人，處決其中的3,000人。先「殺兩千後再視情況決定」。
此後，上海加大「鎮反」力度，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幾天就處決一批人。例如4月30日處決了285人；6月15日處決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處決了大約兩千人。
濫殺無辜 下放「批准殺人」許可權
為了落實殺人指標，毛澤東還下放批准殺人的許可權。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報告說，「執行鎮反計畫，一定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毛澤東卻批示說：「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實際上，殺人的審批權後來更進一步下放。
……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僅中共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統計，在處決的人當中，可殺可不殺的人佔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高壓恐嚇 殺人導致民眾「恐懼」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共(殺人)強化了它的政權，使得那些人不要說從事任何反抗，連那個心都不敢有了。」
胡平表示，以後的中國人逐步習慣了共產黨殘酷的統治方式：「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使人慢慢地習慣這種殘酷。......就像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共產黨是個壓迫性政權……這種大規模不間斷的鎮壓可以使人們對這種理性的、正常的人際關係、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