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柏楊和龍應臺等人的國民性批判錯在哪裡？(圖)
國民性批判及其各種素質論的變種，是將各種政府治理危機渲染成社會道德危機，從而妨礙公共政策的檢討與改進。（網路圖片）」（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0月06日訊】（作者按：我寫這篇文章是為了表明，國民性這一概念，以及所謂的國民性批判，完全是知識不足的產物。人們如果缺乏適當的方法和必要的知識，但又企圖解釋社會現象或解決社會問題，就喜歡臆造各種毫無解釋作用的偽概念，提出各種徒勞無功甚至遺害無窮的怪主張。國民性批判及其各種素質論的變種可謂流毒深遠，它們最大的危害，就是將各種政府治理危機渲染成社會道德危機，從而妨礙公共政策的檢討與改進。文章採用對話體的形式，只是為了寫作的方便。）
友人：過去一百年來，中國的不少文化名人都曾主張通過國民性批判或改造，來改變中國人的文化特質和精神面貌。在這方面，魯迅、柏楊和龍應臺三個人，被不少人視為不同時代的代表人物。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張雪忠：是的，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國民性批判活動確實是此起彼伏，與此同時，批評國民性批判的聲音也不絕如縷。但在我個人看來，一方面，國民性之類的概念，以及圍繞這些概念所進行的所謂國民性批判，都是知識不足的產物，是因為有些人尚未掌握必要的方法和知識，就試圖去解釋社會現象和解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那些批評國民性批判的人，也大都不得要領，大都停留在「民族劣根性是否存在或是否普遍」的現象層面，或是糾纏於「制度和國民性孰因孰果」的偽問題，最終難免陷入國民性批判者所營造的話語泥潭。
友人：那麼，你認為國民性批判到底錯在哪裡？
張雪忠：國民性批判的根本缺陷，在於邏輯和方法上的錯誤。一般認為，魯迅是最早在中國提出「國民性」一說的人。我們不妨先看看他的國民性批判的問題所在。魯迅曾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七）」一文中說，「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在他看來，中國人同時具備奴性和專制性，並由此生發出自私、冷漠（看客心態）和姦猾等特性。魯迅還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他的看法，比如學生們在面對軍警的槍托時四處奔避，一旦結成大群襲擊敵人，卻也是囂張蠻橫，又比如中國的女人一直飽受壓制，有時簡直連羊都不如，但一旦貴為校長，對同性的學生卻也任加欺凌。
人們只要稍加分析就能看出，魯迅觀察和描述的現象，其實是人們在權力關係中的不同行為模式（這些權力關係既可能是制度性的，也可能是事實性的）：強者專橫跋扈；弱者卑怯順從。在人際交往中，如果一方掌握著可以宰制對方命運和福利的專斷權力，就會表現得傲慢驕橫，相對的一方則會表現得卑賤軟弱，這顯然是人類社會普遍的，而不是中國人特有的行為模式。從托克維爾等人對大革命之前法國社會的描述來看，在專制皇權和等級制度下的法國人，有權勢者的驕橫和無權勢者的卑怯，與魯迅等人筆下的中國人可以說毫無二致。這一點在別的國家也並無不同。
友人：你是說，魯迅將人類在權力結構中的普遍行為模式，錯誤地歸結為中國人特有的行為模式？
張雪忠：是的，但這一錯誤還不是最嚴重的，還只是經驗觀察上的偏狹。魯迅的最大錯誤，是他對上述現象所進行的解釋，即將它們歸咎於中國人特有的諸如「奴性」、「專制性」之類的所謂國民性。這其實是毫無意義的循環解釋。奴顏和專制本來都是描述性的詞語，用來形容權力關係中強者和弱者的不同行為模式，魯迅等人卻將這些形容詞加以名詞化，並用來指稱他們眼裡的中國人特有的屬性。在這些人看來，中國人之所以奴顏婢膝，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叫作「奴性」的屬性，而中國人之所以又專橫跋扈，則是因為他們還有一種叫作「專制性」的屬性。
這種循環解釋在科學史也不乏其例。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曾認為，有些物體之所以會往地上掉，是因為它們具有一種叫作「重性」的屬性，另一些物體之所以會往天上飄，是因為它們具有一種叫作「輕性」的屬性。現在，人們已經知道，亞里士多德的這種循環解釋，對物理學的發展產生過極大的阻礙作用。循環解釋是一種毫無知識價值的文字遊戲，但卻有著知識的假象，往往會起到很大的誤導作用，並且，玩這種文字遊戲的人影響越大，它的危害也就越大。
友人：那麼，柏楊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批判也是循環解釋嗎？
張雪忠：是的，但他循環解釋的手法與魯迅有所不同。魯迅的手法是將形容詞名詞化，然後將其作為一種屬性加到中國人身上。柏楊則是運用無聊的比喻，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一種離奇的功能。柏楊把中國傳統文化比作一個「醬缸」，而中國人之所以會有他所厭惡的種種行為習慣，則是受到了這個醬缸的污染；他同時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濾過性疾病」，使中國人永受感染，不得痊癒。這種無聊的比喻同樣毫無知識價值，但由於它們非常形象，容易為人們所想像和把握，因此也就謬種流傳幾十年。
在此，我想強調一下，我這麼說絕非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少，也沒什麼感情，因此既無評判它的能力，也無維護它的興趣。我只是覺得，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只是中國歷朝歷代各種各樣思想和藝術成果的統稱而已，今天的人們對這些成果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也可以進行具體而有針對性的評述乃至批判。但是，將中國傳統文化視為一個整全的對象，然後大發一通大而無當的議論，甚至運用文學上的比喻手法來進行批判，那就不但毫無任何智識上的價值，而且還會顯得非常無聊和可笑。
友人：請問上述這些循環解釋具體有哪些危害？
張雪忠：我前面說過，循環解釋沒有知識的價值，卻有著知識的假象，其誤導作用常常會妨礙知識的進步。所謂的國民性批判，就是建立在各種循環解釋的基礎之上的。這些循環解釋極具誤導作用，它們可為形形色色的社會現象提供千篇一律的偽解釋，而一旦人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種偽解釋，也就不會再去追尋這些社會現象的具體而切近的原因。這裡必須說明的是，提出這些循環解釋的人通常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因為知識不足。比如，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如果人們具有關於物體密度以及物體在不同介質中的浮力的知識，就不大可能臆造出諸如「重性」和「輕性」之類的概念。
如果說亞里士多德面臨的是整個時代的知識不足問題，那麼，魯迅等人將中國人的專橫或卑怯行為，歸因於中國人特有的國民性，則完全是出於他們個人的知識不足。因為，在魯迅所處的時代，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積累，已經足以說明人們在權力關係中的行為模式。這些知識不但可以為人們的行為模式提供說明，而且還可以告訴人們：只要權力結構發生變化，人們的行為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比如，今天的法國建立了一種以個人自由和平等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權力結構，與大革命之前專制皇權和等級政治結構下的情況相比，人們的行為模式已是截然不同了。
大家或許應該注意到，在過去一百多年裡，那些熱衷於從事國民性批判的人，比如從魯迅到柏楊再到龍應臺，絕大多數都是缺乏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和專業知識積累的文藝人士。可以說，這些人提出的關於國民性批判的種種說法和主張，如果是由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民族學或教育學等相關學科的專業人士提出來，那是一定會變成一場笑話和醜聞的。或許，在專業問題上心安理得地胡說八道，是只有外行才能享有的特權吧。
友人：你剛才提到了龍應臺，她以一部《野火集》為台海兩岸的人所熟知，其中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因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還使她贏得了「臺灣女魯迅」的稱號。你對她的這些作品有何看法？
張雪忠：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中，龍應臺以示例的方式，描述了當時臺灣社會的種種危機，但由於缺乏分析危機成因的知識和方法，她就將她的全部責難和激憤都指向了「臺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就她在討論社會問題上表現出的知識缺乏和無端激憤來說，將她稱為「臺灣女魯迅」是非常貼切的，但她那種誇張做作的文風，與魯迅相對樸素平實的文風，還是有很大的區別。
在我個人看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最能體現所謂國民性批判對公共討論的毒害：將各種政府治理危機渲染成社會道德危機，從而妨礙公共政策的檢討與改進。一方面，龍文中所提到的種種社會問題，都是當時國民黨威權政治的惡果：由於政府缺乏可問責性，民眾的訴求無法得到及時的回應，民眾的權益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在這種情況下，龍應臺不將她批判的矛頭指向威權政治，反而指向被剝奪了政治和公民權利的臺灣民眾。
另一方面，對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臺灣民眾也絕非不生氣。事實上，臺灣民眾不但很生氣，而且自「二.二八」事件以來，一直都在奮力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爭取建立民主政治和可問責的政府。龍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84年，當時正是臺灣的黨外反抗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也只是在五年前，臺灣還發生了著名的美麗島事件。
國民性批判思想對大陸公共討論的毒害也非常深遠。比如，諸如霧霾、食品安全、信用缺失、醫患關係等問題，本來都是公共治理危機，卻經常被說成社會道德或公眾意識問題。其結果是，諸如「從我做起」、「提升社會道德」、「提高公眾素質」和「倡導企業社會責任」之類的無聊建議，以及空洞無物的文學抒情，取代了嚴肅的制度反思和政策檢討，充斥著各種公共討論的平臺。
友人：你好像非常強調製度或公共政策的作用，但那些主張國民性批判的人卻認為，如果不首先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提高中國人的素質，再好的制度和政策也會走樣甚至失效，對此你是怎麼看的？
張雪忠：我一直強調製度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是因為它們確實是非常重要，對人們行為模式的影響和塑造作用非常大。而對於制度和政策的走樣或失效，我們仍必須追尋其具體而切近的原因，而不能泛泛地歸咎於人的素質或所謂的國民性。
有時候，一項制度或政策實施效果不大好，可能是缺乏與之配套的制度或規則。比如，中國大陸也引進了諸如公司經營、財務會計和證券交易等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關的機制，但運行效果並不理想，證券市場更是腐敗不堪，一片亂象。相對而言，這些機制在香港和臺灣地區就運行得比較好一些。顯然，這種地區差別的出現，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是否存在責任政治、法治政府和獨立司法，這些都是影響現代市場經濟規則運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另外，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並非總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它們對人們行為模式的影響和塑造，通常存在一定的滯後效應。並且，這些制度本身的調適、修正和完善，往往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在剛完成政治轉型的國家或地區，現代民主和憲政體制建立之初，這種情況就更加明顯。比如，臺灣地區在實現政黨輪替，完成民主轉型後，仍然發生了總統貪腐和金錢政治的問題，並且，由於獨統爭執的存在，政黨競爭過於激烈，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零和特徵。
友人：你不認為這是由臺灣人作為華人的國民性所導致的？
張雪忠：這些問題絕不能歸咎於臺灣人的所謂國民性，因為它們絕不是華人社會特有的問題。美國或許是完善和成熟民主國家的典範，但我們一定要記住，美國是用了兩百多年才有今天這個樣子的。
在建國之初，美國民主政治的運行也是蹣跚前進、破綻迭出的。比如，約翰·亞當斯總統在爭取連任失敗後，純屬出於黨爭的考量，突擊任命了一批聯邦法官，有些法官的任命手續不完備，未能得到托馬斯·傑斐遜總統的認可，最終引發了著名的馬伯裡訴麥迪遜案。而傑斐遜與亞倫·伯爾搭檔競選總統、副總統，結果都贏得73張選舉人票，由於當時的選舉規則不周延，這種得票相同的結果引發了一場嚴重的憲法危機，最後由眾議院經過36輪投票，才選定傑斐遜為總統、伯爾為副總統。事實上，伯爾後來還受到了叛國的司法指控。這裡姑且不談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獵官政治，單是就奴隸制而言，美國人也圍繞著這一問題進行過長期、激烈的政治對抗，最終捲入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內戰之一。
不少國民性批判者和素質論者，在看待臺灣的新生民主時，之所以總是表現出一副憤世嫉俗和宿命論的態度，主要原因還是缺乏必要的歷史知識和歷史感，對民主政治完善和成熟的過程缺乏起碼的耐心。在這方面，龍應臺仍是一個典型。你看她對臺灣民主政治的評論，大都是一些空洞和激憤的言辭，其中並無多少針對臺灣時局的切實精當的剖析。
友人：難道你不認為，國民素質對制度運行也很重要嗎？
張雪忠：我覺得，你這是在問一個錯誤的問題，因為「國民素質」這種表述，本身就隱含了對國民性的承認。我只會說，人們的知識狀況和道德意識可能會有差異，而且它們確實會影響各種制度的運行效果。
友人：難道你不覺得，你的這一說法，和國民性批判者或素質論者的觀點區別不大嗎？
張雪忠：我的說法與形形色色的國民性批判或素質論，有著重大和原則性的區別。第一，國民性批判者認為，中國人具有某種與別國人不同的獨特本性，這種本性決定了中國人獨特的行為模式，就像亞里士多德將物體運動歸因於「一切物體自尋其天然歸宿的內在本質」。這顯然是一種神秘主義和宿命論的觀點。我的說法只意味著，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知識或謬見，亦各有自己的道德意識和價值觀念。並且，在一個特定的國家或社會，相同的知識或謬見，以及相似的道德意識和價值觀念，可能會被很多的人所共享。但是，人們的知識狀況和道德意識，原則上都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來影響和改變。因此，我的說法並不帶有任何神秘主義和宿命論的色彩。
第二，國民性批判會導致改造國民性的主張。這種主張不但企圖改造某種抽象而又神秘莫測的東西——「民族特性」，而且還要對整個國家的民眾極盡貶損和責難。那些國民性批判者，從不把自己的同胞視為與自己平等的個體，而是以充滿智識和道德優勢的口吻，將他們視為卑賤、愚昧的低劣物種，極力貶低他們的人格和尊嚴。我的說法則只是承認知識教育和公共意識教育的重要性。知識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主張，意味著尊重每個人的平等人格，承認每個人的學習能力，並且認為每個人的知識狀況和道德意識，原則上都可以通過平等交流和說服的方式去影響、去改變。
第三，我的說法，秉承的是個人主義的知識觀和倫理觀。在我看來，真正能夠獲取知識、享有尊嚴和承擔責任的主體，不是抽象的文化或民族，而是一個個具有自主意志的個人。只有當大家強調每個人的自我責任，即要求每個人對自己的公職或個人行為負責的時候，一個社會才有可能變得越來越文明，越來越有道德。國民性批判則秉承一種集體主義或整全主義的觀念，將學習和道德責任從具體的個人身上，轉移到抽象的文化和民族特性上，這只會削弱而不是強化人們的學習和道德意識，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利於公眾素質的提升。我反對各種形式的國民性批判和素質論，除了它們存在邏輯和方法上的錯誤外，還特別因為它們本身可能導致極其有害的現實後果。它們包含了一種自我實現的危險：它們一方面使得那些舉止端正的中國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肯定，另一方面又使得那些舉止不文明的中國人獲得了不應有的底氣和掩護。
友人：前面你提到了魯迅、柏楊和龍應臺三個人的文藝人士身份，請問你是不是對文藝或文藝人士存有偏見？
張雪忠：不是，絕對不是。我像大多數人一樣，非常熱愛文藝（儘管我自己毫無文藝才能），非常尊重文藝人士。文藝人士都有其令人欽佩的技能，可以用文字、影像、色彩、或音符，將各種人類情感、社會氛圍、事件場景或自然風光，加以固定和再現，給人以藝術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陶冶，甚至還可以觸目驚心的手法，將各種社會問題呈現在人們面前。我只是認為，文藝創造所需要的才能，和公共討論所需要的才能是不同的。
比如，在中國，留守兒童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文藝人士完全可以通過小說、詩歌、電影、攝影或音樂等形式，去描述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況，並引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的就不是高超的文藝表現手法，而是關於公共政策的專業知識。當然，有些文藝人士也可能同時具有深厚的社科專業知識，比如，德國小說《朗讀者》的作者，同時也是一名傑出的法律學者。但是，文藝人士一旦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他們就有必要在運用專業知識的同時，盡量約束自己的文藝情懷。
最後，請允許我講述自己經歷的一件往事，來結束這次談話。幾年前，我的研究生導師資格還沒有被華政剝奪時，看到一名學生的畢業論文有不少抒情的文字。我就很認真地對他說：「人人都有一個文藝的心，也都時常會有抒情的衝動。但在寫專業論文的時候，你必須克制自己的抒情慾望。因為，人們閱讀你的論文，不是為了體驗你的情感，而是為了參考你的見解。你一定要記住，在從事專業研究和論述時放縱自己的文藝情懷，是一個人所能做出的最無聊的事情。」
讓文藝的歸文藝，知識的歸知識。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