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祭文(圖)

資中筠（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9月02日訊】文天祥第一次被捕時，未即死，因有所待，以為事有可為。他的學生王炎午對他有誤解，以為他貪生，因此作《生祭文丞相》文，促其殉節。後來知道是誤解，在文天祥殉難後又作祭文痛悼之。這個典故用在此處並不完全貼切，只是取其將死未死之時的「生祭」。

「還原真相，開啟民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

這是《炎黃春秋》二十週年紀念時我的賀詞，自以為概括得還準確，也是我的期許。

以下摘錄一些過去與此有關的講話：

2013年新春聯誼會，多數與會者對新的開始充滿樂觀的期待，絕大多數人的發言都圍繞「憲·政」的主題，後來產生一篇聯名上書，提出全面的建議，完全是建設性的，可謂充滿了正能量。我卻未簽名，一則因為我原則上不喜歡聯署上書言事，在「致君堯舜」和「開啟民智」之間，我認為前者是無用功，後者才是希望所在。更重要的是我並不分享那種樂觀情緒。後來證明，樂觀是過早了，那個體現一片赤誠之心的文件竟被列入了應予封殺的「噪音」，再不得見天日。那個關鍵詞本身也被「敏感」了。

2014春節聯誼會，我講過這樣一段話：

現在朝野有沒有共識？我想至少有一個共識，就是大家都不希望發生動亂，都希望能夠和平地進行深化改革，渡過社會轉型。但是通過什麼途徑，用什麼手段達到這個目的，分歧好像很大。很多事令人想起明朝顧憲成與王錫爵的對話，顧在野，王在朝。顧說：「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何也？」就是在很多是非問題上，「朝」與「野」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本好書，很受讀者歡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說好，爭相傳閱，忽然就聽說「挨批」了，被禁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又比如，現在領導下決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間以各種行動表示擁護，熱心支持、要為此做出貢獻，卻忽然獲罪。有記者揭發貪官，事後證明完全準確，貪官已落網，而記者卻被勒令解雇。有人被請去「喝茶」了，有人給「上各種手段」了，甚至有人給抓進去判刑了。那麼依靠誰反腐？是孤家寡人，還是依靠全社會的正義和健康的力量？我一直認為腐敗已經這樣病入膏肓，不依靠真正的法治、不依靠民眾的強大力量，是難以樂觀的。（按：關於反腐的這段話，後來被作為我的「錯誤言論」向我提出指責。我左思右想覺得沒有錯，所以還堅持。我真不明白，真話、真相，乃至常識，就那麼可怕嗎？）。

聽說本雜誌在多數報刊下滑的情況下，訂數大幅增加，這固然令人鼓舞；但是另一方面，多數報刊不景氣的現象並不是正常現象，不少曾經擁有許多讀者，輝煌一時的報刊，一再遭受風霜雨打，逐步凋零，這種情況令人擔憂。我寧願本刊不是一枝獨秀，而是百花齊放中的一株。（現在證明，一枝獨秀是難以持久的）。

中國最需要的是培養理性的、有現代意識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順民。實際上，愚民、順民並不能保證社會安定，沒有明確的公民意識，沒有法治觀念，在某種情況下，順民很容易變成暴民。建立公民社會是當務之急。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會獲罪。如果把最講理、有良知、有正義感、主張溫和漸變、培養公民社會的人都打壓下去，一旦有事，順民無告，變成暴民，那才會無序大亂，是十分危險的。（可慮的是，現在「暴民」真的有日益增加之勢，社會戾氣上升）。

在許多革命老前輩面前我不敢言老，但是我已是耄耋之年。生於斯、長於斯，而且一定終老於斯，不會再用腳投票遠走他鄉。我對這國土無比熱愛，也見證過我們的民族歷經苦難，人為的餓殍遍野、精英備受摧殘，再也不希望看到社會動盪，民族再蒙災難。正因為如此，開啟民智才是當務之急，這也是我所寄希望於這本雜誌的。

以後兩年，新年聯誼會都遭禁。今春為此杜老氣得血壓升高，以死相拼，勉強臨時湊成一次聚餐。節日聚餐要以性命相博，這也夠得上世界級奇聞。

實際上，這份雜誌從來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年年風霜雨劍嚴相逼，每年新春聚會都有一種悲壯的氣氛。近兩年風急雨驟更加升級。其實兩年以前就有準備「玉碎」之說，另一種傾向是「留得青山在」，以妥協換取生存，但是妥協以不損害原則為底線，有人戲稱「青山派」和「玉碎派」。坦率地說，我屬於玉碎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一向悲觀，杜老承諾的這個「不碰」，那個「不碰」，已經逼到牆角了，這「底線」在哪裡？守得住嗎？改革開放以來，曾有過報刊蜂起，眾聲喧嘩的短暫的繁榮，但是此起彼伏，前仆後繼，各領風騷幾年，有的甚至幾個月，或滅亡，或名存實亡（底線崩潰，完全變質）。一本刊物延續25年已不尋常，其原因眾所周知，端賴老人的支撐，前期還有更高位、更老的人作後盾。現在他們多已作古。杜老的黨齡長於方今能仗勢對他頤指氣使的任何在位者的年齡。前此，也許還賴組織內論資排輩的傳統，或者還有一絲絲殘存的敬老的倫理，才勉強容忍，得以不絕如縷至今，而並非是他一片救黨救國之心感動天庭。我理解老人在晚年有所覺悟之後的一片赤誠，就憑他能對他在位時執行錯誤政策曾經傷害過的人，一家一家走訪道歉，就令人感佩，而這份雜誌正是他覺悟後的見證。當然不止他一人，還有一批從耄耋到期頤之年的老人，都同此心。他們為國家富強、民族解放（當然包括思想解放）的初心不變，所變者，是對途徑選擇的認識。其志可敬，其情可憫。

但是，這終究不是正常現象。現在這些都已無效。有一幅「辦得不錯」的題字，年年掛出來，卻也起不了「丹書鐵券」的作用。我曾設想，可能在某個契機主動「安樂死」，可以避免在溫水煮青蛙中苟延殘喘，一辱再辱的痛苦，最後連「玉碎」都不可得——杜老以90高齡與名望，這幾年所受屈辱，非外人所得盡知。他忍辱負重，苦苦支撐，如果不是為了事業和良心，是難以承受的。我儘管是雜誌的忠實讀者，兼作者，還掛名編委，但終究不是內裡人，也許旁觀者清，但決不是冷眼旁觀，只是揣情度勢，做出自己的判斷。

然而我儘管悲觀，還是對現實的殘酷性估計不足。最近幾天魯迅的一句話經常在腦際出現：「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紀念劉和珍君》）這樣的肆無忌憚，公然撕破協議，無法無天，這樣的以城管對小販的暴力手段，或者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施加於一個機構，這樣對待一位因喪妻之痛生病住院的老人，乘人之危，急不能待地打家劫舍，鵲巢鳩佔，還瞄準財務、出納（恐怕那筆不大的資產也是重點目標），真是只有不敢想的，沒有不敢做的。至於沒有執法憑證意圖強行搜包、搜身（儘管未能完全得逞），無理阻撓一個機構履行依法納稅義務，則已經明確觸犯了法律。這種種暴行出自一個以「文化」、「藝術」為名的機構，最後一點文明的外衣已經撕去，禮義廉恥蕩然無存，「我是流氓，我怕誰？」嗚呼，我欲無言，我能何言！

本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永遠長存的事物，一份刊物的沉浮也是常事。只是圍繞它所發生的一切，突顯出在這個關鍵時刻，在我泱泱中華大地上文明與野蠻的競賽，所以不能沉默。

現在，受害方還在用文明、法律的手段，根據白字黑字的協議維權、申訴，再給法治尊嚴、公信力、人道、廉恥一次機會。還有誰會珍惜這個機會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