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大學裡的告密者(圖)

中國某大學課堂（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14日訊】楊師群是一位老師，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的老師。2008年11月底，楊師群先生在博客上透露，因為自己在《古代漢語》課上對當今政府說了幾句批評之言，班上兩位女生竟去向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教委告發，稱楊師群為‌‌「反革命‌‌」。

楊先生也因此遭到了有關單位的調查。從網上看到這則報導時，我感到有些荒唐，很是吃驚。我不禁聯想到三年前盧雪松女士被學生告密的事情。盧雪松也是一位老師，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的老師。

2005年，在一次課上，她向學生講述了林昭——這個在毛澤東時代罕有的清醒且勇敢的女子——的故事。並且，為了使學生們有更真切的認識，她組織班上學生觀看了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班上的學生竟去向校方檢舉，稱盧雪松在課堂上講述反動內容。學校官方收到消息後，秘密停掉了盧雪松的課。

事後，知識界人士有個基本共識：這樣的事情之所以發生，可能與吉林藝術學院作為地方院校的封閉性有密切關係，如果此事發生在一個中心城市的全國性高校，結果可能是另一番情況。

可是偏偏三年之後，在作為全國中心城市的上海，再一次真真切切地上演了如此相似的鬧劇。同樣是發生在大學校園裡，告密者同樣是學生，自己班上的學生。這實在是向知識界人士的共識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無法想像，當這兩位熱心的老師意識到自己的言論竟然被學生視成為‌‌「反動‌‌」、‌‌「反革命‌‌」，甚至被告發到有司之處時，他們的心裏，會是怎樣的感受。盧雪松先生的朋友、網路知名作家冉雲飛在《大學裡的極品告密者》一文中提到：

幾年前，遇到盧雪松之時，曾問及告密一事，從談話中，可以感到，盧雪松對告密的學生沒有怨恨，而是充滿了深深地悲憫。因為，他們雖然是大學生，卻也只是中國愚民教育下的犧牲品而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多少人曾告訴我們，大學，是知識的殿堂，是百家思想自由交流的天地，是精神成長的淨土。而當懷著這樣的期盼，步入大學校園之時，展現在眼前的，卻是一片貧瘠的土地。在這裡，思想開不出花朵，自由獨立的翅膀被硬生生的扯斷，校園裡一位普通的老師，僅僅在課堂上講述了對政府的幾點不滿，竟會被學生認作反革命，這是誰的悲哀？而放眼世界，華夏之外，在哪一個自由的國度，你能夠看到這種鬧劇？也許，這也是一種中國特色。

蔡元培先生曾多次說：‌‌「人言有良社會斯有良大學，吾謂有良大學斯有良社會。‌‌」如果大學校園成為告密者的天堂，學生們沒有獨立的思想和進諫的本能，只知歌功頌德、拍政府的馬屁，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老師作為附勢的本錢，那麼蔡先生所說的‌‌「良社會‌‌」又怎麼可能在他們手中形成？

老師是沒有錯的。一位大學教師，有權利也有義務對政府提出任何意義上的批評，這是其作為知識份子所應有的社會責任感的體現，也是言論自由的應有之義。因此，這些老師不僅沒有做錯，反而因了他們的行動，展示為人師者的良心，若不是出於對學子的關愛，對國家的滿腔熱忱，他們又何需煞費苦心向學生揭露被隱藏的歷史，又何需向政府提出批評給自己惹來禍端？試問在當今中國的大學裡，依然擁有這種意識和膽量的知識份子，還剩多少？有這樣的老師，我們難道不應該倍感慶幸嗎？盧雪松女士被停課之後，曾經給告密的學生寫過這樣幾句話：‌‌「你，我的學生之一，我想說，我在課堂上的全部努力，是希望你在一個荒謬的世間逐漸做一個精神健全的人。‌‌」

‌‌「人在社會上立足可以有許多方式，我比較欣賞回歸真實的內心生活。但那就需要退出許多虛假醜陋織網的糾結，這已只能做為個人化的選擇而存在了。‌‌」短短几句，字裡行間透露出對學生的無限關愛，對未來一代成才的殷切期望。她全心全意掏心窩兒地培養學生獨立健全的人格，勇敢地捍衛作為大學之基本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樣的教學理念，不可謂不珍貴；這樣的老師，不可謂不偉大。然而，他們熱情的投入換來的是告密的回報，他們關愛的擁抱換來的是冷冰冰的匕首。這並非偶然現象，這種告密風潮其來有自。

從49年開始，中國就已經逐漸淪為了告密的土壤。最典型的莫過於每次運動、鬥爭的前前後後，都會興起揭發檢舉的風潮。在文革之中，別說師生之間，就是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之間都要被迫劃清界限，互相揭發檢舉。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知識份子，絕少數沒有充當過告密者的角色。這種毒素已經深入了當代中國畸形的傳統之中，一直延續到今天，延續到原本健康、單純的大學校園之中。近些年來，在中國的高校裡，創一流大學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形象活動搞得轟轟烈烈，錢財也砸進不少，但如果連基本的言論自由都保證不了，世界一流大學之夢豈不只是意淫？高等教育又有什麼指望？！而如果一個國度的大學教育都被如此閹割，又能夠指望誰去實現所謂民族的偉大復興，又奢談什麼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那麼，誰當為此負責？學生自然有錯，他們成了告密者，成為了扼殺言論自由的幫凶，作為成年人的他們，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但是，有罪的，又豈止是這些學生？如果不是政府的不良引導，如果不是權勢的威逼利誘，天真單純的學生又怎會走向告密者的道路，又怎會‌‌「大義滅親‌‌」，向自己親愛的老師下手？真正需要改良的是環境，真正需要反省的是政府。一個文明的國度，公民永遠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只是打理日常事務的管家，絕對不可以凌駕於人民之上。為了保證一個社會的良性健康發展，對於政府的批評和監督是必不可少的。更何況在中國，權力壟斷信息造成消息閉塞已是有史以來的‌‌「傳統‌‌」，由此造成的官方愚昧甚至喪權辱國也是人們不願提起的真實歷史。這樣形勢之下，公民更有義務提出批評，政府也更有義務接受批評。

因此，任何一個公民，對於政府和執政黨的批評權利都是天經地義的，不能受任何形式的束縛。況且，一個自信且勇敢的政府，必須有承受任何批評的胸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只會因接受公民的批評督促而進步，不會因公民的言論自由而步入危境。

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的統治者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左傳》中的《子產不毀鄉校》一文中講到，鄭國大夫然明向執政者子產提及毀鄉校（鄉間公共學校，又是議政之所）之時，子產回答道：‌‌「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奈何毀之？‌‌」並用防川作為比喻：‌‌「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兩千五百年前的中國人就有這樣的思想，這是很難得的，而兩千五百年後，若是還有執政者將言論自由視作危害自身安全的洪水猛獸，甚至將此觀點散佈在精神獨立的大學校園裡，毒害單純柔弱的莘莘學子，只能說是難得的混賬不可救藥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