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宣王召見齊人顏斶(音chu4),說:「顏斶,上前來!」顏斶也說:「大王,上前來!」宣王很不高興。左右近臣說:「大王是人君,你是人臣;大王說,‘顏斶,上前來!‘你也說,‘大王,上前來!’可以嗎?」顏斶回答說:「我上前是趨炎附勢,大王上前是禮賢下士;與其讓我趨炎附勢,不如讓大王禮賢天下士。」
顏斶直言,觸怒宣王
宣王怒容滿面,說:「是王尊貴,還是士尊貴?」顏斶回答說:「士尊貴,王並不尊貴。」宣王說:「可有什麼道理嗎?」顏斶說:「有,從前秦國進攻齊國,秦王下令說:‘有人敢在柳下季墓地五十步內砍柴的,判以死罪,不予赦免。’又下令說:‘有人能砍下齊王的頭的,封邑萬戶,賜金二萬兩。’由此看來,活王的頭,還不如死士的墓。」宣王聽了,一聲不吭,很不高興。
左右近臣都說:「顏斶過來!過來!大王擁有萬乘大國的土地。立有千石重的大鐘,萬石重的鐘架;天下知仁行義的士人都來到齊國,為齊王服務;有口才有智謀的人莫不來到齊國,發揮他們的才能;四方諸侯莫敢不服;齊王所要的東西無不齊備;全國百姓無不擁護。可現在,一般所謂高尚之士,不過稱作匹夫、‘徒步’等鄙賤之人而已,他們身處農村;等而下之者,也不過是些邊遠地方里巷的看門人而已。士人這樣下賤呀,也真是夠嗆了。」
士的重要性,顏斶以理論之
顏斶回答說:「不對。我聽說,古之大禹時代,諸侯有萬國。為什麼會這樣呢?是由於他們掌握了一套重教化、治國、愛民的辦法,並且重視士人,善於發揮他們的才能。所以舜帝出身於農民,發跡於窮鄉僻壤,終成為天子。到了商湯時代,諸侯也有三千。
可是到了現在,稱孤道寡的只不過二十四家。由此看來,這難道不是由於‘得士’和‘失士’的政策造成的嗎?如果諸侯漸漸地被殺戮、被消滅,到那時,就是想要做個里巷的看門人,又怎麼可能呢?
所以,《易經》上不是這樣說嗎:‘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如果不重視士人,善於運用他們的才能,做些踏踏實實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喜歡弄虛作假,標榜虛名,他們必然走入驕傲奢侈的岐途;驕傲奢侈,災禍必然隨之而來。所以沒有實際效用,卻只喜歡空名的,國土將日益削減,國力將日益衰弱;沒有好的德行,卻希望幸福的,必然處境困窘;沒有建立功勛,卻只圖享受俸祿的,必然蒙受侮辱。這一切必然招致嚴重的禍害。所以說‘好大喜功者,必定不能建立功業;空言而無行者,終究不能實現他的願望。’這都是愛虛名、好浮誇,無治國愛民實效者的必然下場。所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至今,如果不得到士人輔助而能建功立業的,從未有過。
所以國君不應該以經常向人請教為恥辱,不應該以向別人學習而感到漸愧。因此,言行符合社會的規律,德才兼備,而能傳揚功名於後世的,像堯、舜、禹、湯、周文王他們就是這樣。所以說:‘真正得道、體道,掌握了規律的人,就可以主宰一切。’那些在上能窺見事物的本源,在下能通曉事物的流變,瞭解事物很透徹的最聖明的人,怎麼會遭到削弱、困窘、受辱等災禍呢?
《老子》說:‘貴必以賤為根本,高必以下為基礎。所以,侯王自稱孤、寡、不谷,這不正是貴為賤的根本嗎?難道不是嗎?’所謂孤、寡,就是人們處於困窘、卑賤的地位。可是侯、王自己稱孤道寡,難道不是侯、王謙居人下、重視士人的證明嗎?堯傳位於舜,舜傳位於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讚揚他們為英明的君主。這正是因為他們深知士人的可貴。」
宣王欲用士,顏斶示理後歸鄉
宣王說:「唉!君子怎麼能隨便加以侮辱呢?我實在是自討沒趣啊。至今我才瞭解到君子的話,現在我明白了不懂得尊重士人乃是小人的行為。希望您就收下我這個學生吧。而且希望先生能與我交往,我將以上等宴席招待您,外出備有高級車馬供您使用,妻子兒女穿著的服裝也華貴。」
顏斶辭謝而去,說:「璞玉生在深山中,經過玉匠加工,破璞而取玉,其價值並非不寶貴,然而本來的面貌已不復存在了。士人生於偏僻鄉野之地,經過推舉選拔而被任用,享有祿位,他並非不尊貴、不顯赫,可是他的精神,本質已被傷害。
我希望回到我的鄉里,晚點吃飯權當吃肉,悠閑散步權當乘車,不犯王法權當富貴,清靜純正,自得其樂。如今發號施令的,是大王您;而竭盡忠心直言進諫的是顏斶我。我的主要意見已經說了,希望您允許我回去,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家鄉。」於是,他拜了兩次後離去。
顏斶可以說是知足的了,他舍棄功、名、利、祿,辭王而歸,回到本鄉,恢復他本來是老百姓的面目,這樣就可以終身不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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