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殺不可辱！翻譯巨匠傅雷夫婦之死(圖)
1965年8月傅雷夫婦在江蘇路宅邸書房內。（網路圖片）
翻譯巨匠傅雷夫婦的憤然辭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個孟秋之夜。準確地說，是在1966年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歲的翻譯大師因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毆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而亡。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長結，打圈，繫在鐵窗橫框上，尾隨夫君而去。
1957年，傅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傅卻再也無以倖免。在一次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後，傅被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而沈重回家。見到夫人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唸書，今天我就……」
1966年，當一場史無前例的恐怖主義浪潮席捲中國的時候，傅已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而當「運動」才開始一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彷彿靈魂已急不可待。
而現在，這隻昂首天外的天鵝終於等到了上路的機會。經過從這年8月底開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變著花樣的辱罵、毆打，他覺得動身的時機噎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頭朝天堂、眼望故鄉，將一杯和有毒鴆的藥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協。
過了一個多小時的時光，戶籍警察左安民聞訊趕來，發現書桌上有一個火漆封固的包裹，裡面是幾個裝著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筆小楷謄寫而成的遺書，全文如下：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無產階級政黨和偉大的領導人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噎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委託數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瀋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請交還。
三，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挂表（鋼）一隻，舊小女錶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傢俱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傢俱，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傢俱，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侯公家決定。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這是人類歷史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傑出心靈才能作出的超常反應。它清晰、周密，將智慧賦予人的堅忍和冷靜發揮到了令人難以企及的程度。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在臨終前的最後幾天裡所受的種種橫暴：
為了搜尋反革命證據，戴紅箍的紅衛兵挖地三尺、煞費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園裡的月季也連根撥掉；震耳欲聾的口號，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傅雷夫婦先是被罰跪在地，繼而被人拉到長凳上戴高帽……
但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這個人有條不紊地書寫他的死亡文告，甚至連火葬費，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補助，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苟地抄出，彷彿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醞釀成熟，現在所做的不過是照單謄錄。
現在讓我們費一點筆墨談一談朱梅馥，談一談這個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裡的漂亮女主人。據與傅家有長期交往的朋友回憶，造化在這個女人身上顯示了一種極其奇特的矛盾統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樂、書畫、英文小說的鑑賞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這些現代的文化訓煉並沒有磨蝕掉這個女人天然的內在之美。
她的性格、氣質、應對事物的態度完全是東方古典社會賢妻良母的典型。在給兒子傅聰的信裡，她這樣解釋自己：
「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瞭解他……（他）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苛，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她，我原諒他。」
這種發自內心的真誠追隨，這種對真理、正義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現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權主義者，自以為是的「知識女性」，張牙舞爪的「女強人」們所無法理解的。她把東方女性的溫存與高貴，堅定與自信，仁愛和犧牲發揮到了令上帝也為之落淚的程度。到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夫婦在赴死前的最後幾小時裡商量過什麼，但驗屍報告告訴我們，傅比朱早死兩小時。也就是說在這兩小時裡，一個女人要親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愛人先是喝下了毒藥，繼而痛苦地痙攣、抽搐，最後輾轉死去。
這對她來說，實際上經歷了兩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後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後一次是靈魂投奔。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朱在投繯自盡前，先將一塊棉胎鋪在地上，然後才將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讓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影響了別人的休息。
翻譯家傅雷漸漸淡出了當代人的視野，但他一生凡事一絲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筆墨。當年翻譯法國文學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精益求精，一譯再譯，幾易其稿，但一經定稿竟不許編者改動一字一句。傅雷還把這種嚴謹的為文之風用在教子上。他不僅把巴爾扎克的系列小說翻譯給中國讀者欣賞，還為世界人民獻上了一個音樂家——他的兒子傅聰。
傅雷的這一作風，在他辭別人世時表現得尤為突出。臨走前，他沒有忘記托自己的內弟朱人秀上繳當月55元的房租，沒有忘記給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塊女錶，一個舊掛鐘，一張600元的存單作為她過渡期的生活費。他說：「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最後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給朱人秀作為自己與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費。沒有一絲一毫的疏忽，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國傑出的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攜手同肩，雙雙自縊身亡。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後的家書。這是寫給其內弟朱人秀的遺書。遺書讓人們看到，傅雷的「反黨罪證」是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小鏡子後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有宋美齡的照片，可這兩件東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於傅家的。
他在遺書中發出了一個知識份子、一介書生痛切的自白：「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噎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就這樣，「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婦辭別了動亂的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