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在中國，個人命運由哪些因素決定？(圖)
在中國，因為倫理責任，婚姻並非兩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個家庭的結合。（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2月21日訊】今年春節期間，關於農村現狀及農村出身者命運的文章特別多，討論也頗為激烈，引發這場討論的主因是那篇上海女因一頓飯逃離江西男友家的故事。這個故事觸動了中國那根最敏感的社會神經：農村底層青年的社會上升管道已變得極其狹窄。如今關於這一討論的情緒宣泄期已經過去，我想寫篇文章分析在中國這個身份型社會中，哪些因素將決定一位當代中國人的命運。
身份型社會的特點是上升通道狹窄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使用「身份型社會」這一詞彙來概括中共治下的中國。所謂「身份型社會」，意即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緣決定，很難通過個人努力改變。
中共統治長達67年，其中只有從鄧小平倡言改革開放的1978年-2003年，身份型特點淡化，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毛時代是逆向身份歧視，即將一切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精英階層與政治異己貶為政治賤民，一切社會上升通道如升學、參軍，以及就業機會（招工）等，全部向這些政治賤民的家庭成員關閉。1978年至2003年這段時期，社會中下層成員的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後，還能獲得一些上升與較好的就業機會。從社會上升機會的多寡來看，機會最多的是1978年至2003年這段時期，特別是文革前大學畢業者，以及1977-1979那三屆通過高考進入大學者，其中有不少是文革十年沉澱的人才。政治上，他們正逢鄧小平當時重用知識份子，並設立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三標準，啟用一代新人；經濟上，他們趕上了1992年體制向商界輸送人才與機會。這些人當中後來不少成為精英階層。近幾年反腐中倒下的不少40後、50後「苦孩子」出身的高官，基本上就是這一段時期得到上升機會的。
但這種對全社會開放的社會上升通道時間不長，隨著新精英（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官、商）階層的崛起，以及他們的成年子女陸續進入社會並佔據有利的社會位置之後，社會上升通道日漸變得狹窄，中低層社會成員當中僅有少數人能夠得到上升機會，社會階層漸漸出現固化現象。農村出身的青年，在大學畢業後常面臨一職難求的困局。這與中國城市化特點有關。中國由房地產導向的城市化進程不同於其他國家，是一個偽城市化過程，即農地因征地的關係不斷在減少，但城市並沒有相應的工作機會提供給失去土地的農民。
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的跨世代轉移已經成為既定格局。資本世代轉移的含義之一是，出身於何種家庭決定了一個人的起跑線。
這種跨世代轉移主要發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但有不少亦發生於岳父母與女婿之間。這一研究注重「裙帶關係」（kinship）對個人成功的影響，尤其適用於亞洲文化，因為亞洲國家的人治色彩非常濃厚，裙帶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實行計畫生育，無論何種類型家庭都「少子化」，因此，在中國這個身份型社會裏，除了「拼爹一族」可以大展身手之外，優秀者還可以創造條件，攀龍附鳳，成為「靠岳父一族」，
出身於一、二線城市的官宦與富裕家庭者，因家庭條件優越，可以為子女支付昂貴的教育費用，包括本地優質的公立教育與私立教育，以及聘請昂貴的家庭教師，讓子女贏在起跑線上，最後出國留學。出身於不同類型家庭的孩子，即使資質差別不多，因教育投入不同，在高中階段擁有的「資本」已經不同，成為是否能進美英名校的決定因素。
這類家庭出身的孩子基本上前途無憂，官二代找工作可通過家族資源安排，富二代可繼承家業。
如果出身於城市的普通家庭，則看其父母素養。少數天姿聰明的孩子經過父母精心培養，也許能夠與官宦及富裕家庭的孩子相侔，通過考取本國的名牌大學再爭取考獎學金出國，其餘的注定輸在起跑線上。前些年有不少調查談到，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中，農村出身的學子越來越少，原因就在這裡。
出身於農村家庭的青年，所處地區是經濟發達還是窮困地區，以及家庭子女數目多少等，都會成為個人未來命運的決定因素。概言之，經濟發達地區的基礎教育一般會好一些，農村青少年受教育機會也會多一些；窮困地區通過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可能性遠少於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此外，子女少的家庭給子女的教育投入相對會多，子女多的家庭則在投入上只能挑選，一般會將投入集中在相對聰明努力的男孩身上，放棄女孩或者其他的孩子。
婚姻是僅次於母體的決定命運的第二重要因素
號稱「經濟學帝國的最大殖民者」格雷·貝克的《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奠定了以家庭為本體的微觀經濟學體系的基礎，堪稱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在這本書中，貝克對人類婚姻、離婚、生育決策、兒童教育決策提供了標準解釋，正是這些解釋，使得這本書廣受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以及少數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的注意。1992年，貝克因其「將微觀經濟分析的領域擴大到包括非市場行為的人類行為和相互作用的廣闊領域」而獲得這一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本書集中論證了婚姻市場的基本定理：正向的配對組合──類似者配對是最合適的。貝克解釋說，家計單位所追求的「商品產出」並不同於國民生產總值通常認定和衡量的商品，而是包含了小孩子的量和質、性行為的滿足，以及其他從未被國民產出包括在內的商品。假設每個男女都只關心他（她）自己的「私人」福祉，而不關心社會福祉，但為了追求私利，他們不知不覺地受到婚姻市場中具競爭性的「看不見的手」的指引，而去追求總和產出的最大化。
中國現在最有名的攀龍附鳳婚姻，可用鄧小平孫駙馬安邦董事長吳小暉為例。資質極高的吳小暉，兩次婚姻都成為他人生起跳的有力撐桿，在中國、臺灣、香港，包括日本，都知道「娶富家千金（官家小姐）可以少奮鬥二、三十年」這一事實。
明白這個道理，就會明白，上海女逃離江西男這一現象背後那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
「江西男」類型家庭的中國特色
寫到這裡，也許讀者會說，這種情況在歐洲、美國也會不同程度出現，中國有什麼特殊的呢？
青年依靠家世贏在起跑線上這點，西方社會也普遍存在。但西方社會與中國的不同之處才是最重要的：政治世家出身者如果想從政，必須經過民選；出身中產與底層的青年只要努力，也會有很多機會。美國的索羅斯、布林（Google創始人之一），巴菲特等成功者都是移民後裔。
除此之外，與中國相比，美國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即美國是個講究個人責任、鼓勵個人奮鬥的社會，一個人成功了，不需要攜帶其不夠資格的家庭成員「升天」，比如歐巴馬當了美國總統，他的親弟弟繼續在中國南方漂流；在中國，一人得道，攜帶本家的雞犬升天，卻是倫理責任。例如周永康就必須幫助其農民兄弟家庭發財致富。
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授黃燈曾發表《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以其親身經歷談到多年來她與農村出身的丈夫共同面對、處理以及遭遇的很多家庭瑣事，指出這些瑣事與農村養老、留守兒童、農村教育、醫療、農民的前景有密切關聯。透過各種細節，她說明瞭一點，農村出身者「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於不幸和痛苦中，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鬆、愉悅，一種血肉相連的痛楚，總是無法讓他對有著共同成長記憶的親生兄妹的困境視而不見」，「逃出來的家庭成員，若無法通過個人力量改變家族命運」，其家族的命運便幾乎永無可能改變。
理解了這點，也就會明白上海女逃離江西男究竟是逃離什麼。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拖拽的一條粗重尾巴，這條尾巴上集中了中國社會所有的痛感神經：貧窮、污染、從精神到生態環境都陷入全面破敗（淪陷）之中，以及難以承受的家族重負。
在中國，因為倫理責任，婚姻並非兩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個家庭的結合。黃燈女士的故事說明，與一位農村出生的男子結婚後，意味著一生一世對那個家庭永無休止的付出。這是無數城市男女青年擇偶時面對農村家庭產生猶豫的原因。
每個社會都有貧富差距，中國特色在於：權貴階層在非常短的30多年之內，通過權力壟斷資源分配形成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壟斷機會造成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讓社會很快陷入階層固化的困境。這種社會必將成為滋生非民主革命的最佳土壤。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