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誰搶走我的女兒？(組圖)

2015年2月25日下午在成都開庭審理，鐵流被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緩刑4年，鐵流被判緩刑後，2月25日晚上與親友聚餐。（照片來自劉曉原推特）

鐵流囚禁一年紀念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題記：是淚的文字，是血的凝結，僅把我幾十年曆經的痛苦生涯，傾吐在紙上，以喚起社會的良知，我們不能再恐懼下去了，要勇敢面對歷史……

開篇

人的一生中要經歷很多人和事，有些很快忘記，有些卻留在腦海裡，而留在腦海裡最深的莫過於是自己的父母和兒女。

我是個較早失去父母的窮孩子，是在姐姐的照看下長大成人的。1949年底，正當我姐姐不能供養我這張嘴巴的時候，我和眾多苦命的徒工一樣，流著眼淚湧進了「革命」陣營。如果有人問到我：「小鬼，你為什麼要參加革命？」我只能用當時視為最樸素的「階級情感」語言回答：「消滅剝削，消滅壓迫，保衛翻身果實。」其實「剝削」是什麼？根本鬧不清；說到壓迫吧，似乎還有點門，那就是老闆常常打我、罵我，對我吹鬍子瞪眼。所以說，我對舊社會的憤慨倒不是來源於生活的困苦，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凌辱歧視。可誰能想到歷史會在我身上重演呢？

1957年「整風反右」我被定成「極右」，列入中共四川省委紅頭文件「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中成員，還是「欽定」的「七君子」中「一君子」。「在劫難逃」，接著開除公職送專政機關改造。時間也流逝得快，一晃就十五年了。臨近解系的時候，我思想複雜起來，考慮的問題越來越多，是悲是喜很難說清楚。不過想得最多的還是長別的妻子和女兒。說也怪，只要思想一觸到這個事兒，心裏就酸楚楚的痛，好像肝膽都碎了。早幾年姐姐的來信中就說到「新華已離你多年，就不要去想她了。現在是保重自己身體，加速思想改造，爭取早日回到故鄉來……」這隱隱不明的話語中似乎暗示我：「她已結婚了。」我有點半信半疑，心想不會吧？！那就是想到我們昔日相愛的感情。

中國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不去面對現實，遇到不好的事情總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幻想，希望有個好的結果在等待自己。當時的我就是這樣。為什麼？本來感情這東西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不是鐵鑄不變的物質，它受掣於客觀環境。

逝不去的往事

那是1953年夏天，時年才18歲的我，被組織上任命為成都市郊站東鄉普選工作組的組長。組長雖不是拿著委任狀的「官」，可權力並不小。我們工作組有25個男女同志，他們都得聽從我的指揮安排。按老人們說「嘴上沒毛，說話不牢」，可我說話是很牢的。全鄉幾千人的農民大會上，不打稿子我可以講半天，而且會說得農民不打瞌睡。所以區委書記很喜歡我，說我是一個「天才的鼓動家」。實際上我有什麼「天才」，由於書記偏愛，同事們都很尊敬我，老是「黃組長」前，「黃組長」後地喊過不停。

當時工作組二三十人中只有一個人不喊我「組長」，這就是她，一個皮鞋商的女兒，省女職的高材生。人生得漂亮，很白淨，一雙水靈靈的眼睛嵌在白裡透紅的鵝蛋臉兒上，小小的嘴唇紅潤紅潤像顆熟透的櫻桃，恨不得一口吞下。唯一缺點是身材矮一點，不過矮得適中，和那紅噴噴嫩絨絨的鵝蛋臉配得起。她的鼻子、嘴巴不怎樣具備特色，和一般姑娘差不多。她是工作組秘書，負責起草工作簡報，幫我修改講稿上的別字錯字。那是什麼講稿啊，天曉得！我的文化超過了水平，儘管參加工作後在夜以繼日地不停學習，可基礎太差了。她對我幫助耐心，每一個字都要講半天。比如我看報看到「頗」這個字卡殼了，她便抿嘴一笑，柔聲細語地說：「這個字讀頗，有「很」和「拼」的意思，是狀語，修飾副詞的。像頗得意、頗著干。」說也怪，經她這一講解，像烙鐵一樣地烙在了我的心上，再也忘不掉。一天夜裡我們一同下村歸來，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我打破沉默道：「x同志，你對我幫助太大了，不知該怎樣感謝你？」

「感謝？」她的身子微微一怔，隨即輕盈地嬌憨一笑：「隨你便。你認為哪種方式最好，就用那種方式……」

我低頭細心品味著她的話，腳步更慢了，月光下拖出的兩個人影。在染著露水的秧苗上忽閃忽閃的。「今後你可不要再叫我同志了，聽來多彆扭。」她略微放高聲音，把一條辮子拉過來放在手裡玩。

她把辮子往背後一拋，扯片秧葉輕輕地放在嘴裡咬著，用那水靈靈的黑眼睛燃燒著我的眼。我心裏感到一陣緊張的熱，聽她繼續說：「……——嚯，你看，流星。」

一顆流星劃過夜天，墜落在遠處。這時蛙鼓奏得更歡了，把溪流的潺潺聲都掩蓋去。一陣涼風吹來，她身上的香脂味鑽進了我的鼻孔。我雖是18歲的少年，也算情竇初開了……

是故意還是調皮，我道：「那喊什麼？」

她似乎有點慌亂，但很快安定下來，把聲音壓得很低說：「小肖小華高都行，任你高興。」說也巧，她在說話時忘了看路，一腳踩下了秧田的過水渠，「哦唷」地叫了聲，身子幾乎跌下去。我即一把扶著她輕盈的腰肢，感到一股強烈的電流從心上湧過。她不掙扎，久久倚偎著我，呼吸變得很急迫。我們就這樣悄悄地愛上了。

在我們愛情發展到了白熱化的時候，一晚在公園的花叢中，她如痴如醉地躺在我懷裡，接受我輕柔的撫弄。

她柔情地悄聲問：「你得到我，滿足了嗎？」

我點點頭，看著她那雙水靈靈的眼睛（這雙眼睛此時已被愛火燒得發紅髮亮）道：「滿足了，完全滿足了。」

「你對我的愛不會變心吧？」她張開兩臂抱著我的脖子……

我甜蜜蜜地說：「傻姑娘，說些什麼，我倒怕你把我扔了。」

她燦然一笑，把我的手捉住放在她柔軟的胸脯上。「做人得講良心，我又不是‘杯水主義’者。愛情的可貴在於同甘共苦，共患難……我最恨那種朝三暮四，水性楊花的女人，把愛情當成市場上的商品交易。」

我們很順利地結了婚，建立了小家庭。接著，我因工作需要，調入市委機關報做了記者，也是第一代工農記者。

丈夫的榮譽總會給妻子帶來光榮。這時她除了更注重穿戴打扮外，對我的愛簡直達到至高無尚的狂熱程度。每天早晨挽手送我到機關門口，夜裡（我常常值班）倚門織毛線等到凌晨兩點過，一日三餐我不回來不動筷子。熱天親自為我做冷飲，冬下又為我用酒精燈煎梨糕冰糖水，上床入睡時非得把頭枕在我的手臂上。愛使她變得更美麗漂亮了！

她為有我這樣一個「聰明多才」的丈夫而驕傲，我為有她這樣一個多情溫柔的妻子而滿足。可是當我劃成「右派」送到專政機關後，突然提出了離婚。我當時簡直驚呆了，這可能嗎？

那次見面是在公安局的一間辦公室，她跑來找著我，哭得像淚人兒一般，手絹都不知揩濕了多少張。她細聲細語地說：「你應該原諒我，原諒我，我不願意呀！可有什麼辦法，別人都罵我，說我劃不清界線，是‘右派份子’的臭老婆，為了我的前途也是我們孩子的前途，我們暫時離吧！但我一定等著你，死死地等著你！你去多久，我等多久；你走時家裡什麼樣，回來家裡也是什麼樣……」

也許文人都重感情，重感情的人都容易輕信。我經不住她如水似的眼淚，「誠心」的保證，隨即同意她的離婚請求。相信她會死死地等著我，所以在法官問到我財產時，我表示不要，全歸女方。於是，她不僅輕易地拿到了《離婚判決書》，也拿去了我的全部財產。在進入專政機關改造後，我一直沒有向她寫信，怕影響她和孩子的前途。後來就沒有條件了，相互各一邊，音訊杳杳。現在解系省親，我想縱然結了婚，一般朋友的友誼還存在吧？何況我還丟下了歷年勞動所積蓄的財產和裔親骨肉女兒，所以我在離開勞改農場前向她寫了封簡短的信，請姐姐轉交。信是這樣的寥寥數語：

「親愛的，請原諒我仍這樣稱呼你，也許是最後一次稱呼。我不是想挽回飛去的桃花，或拾起那打碎的珍珠，更不願打亂你家庭的寧靜。現在我解繫了，很快回來。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一下你和孩子。這僅僅是對舊有感情的回戀——人喲總是有感情的啊！何況孩子是我們愛情的果實。這些年，我做夢都在想著她，想著她！多麼希望她叫我一聲爸爸呵！……」

我就帶著這樣千縷情絲，萬縷希望，背著簡單的挎包，一個頻經浩劫僥留存的孤魂，邁著踽踽步伐向故鄉一步一步走去。迎接我的是凜冽寒風，咽咽錦水，一地花瓣，一路陌生。十五年多麼漫長的歲月，五千多天的年華，請問：一個人的一生有幾個十五年？春花秋月，冬雪夏日……？

他回來了，回來了，帶著滿身的傷殘，遍體疤痕，和那一顆被勞累、屈辱損磨得過早憔悴的心——回來了……他為著什麼？一篇干預生活的小說，說了一下別人想說而沒不敢說的話而已，難道就應該受到不公平的監禁麼？

法律呀法律，你為什麼變成了權力的姘婦？

真理呀真理，你為什麼成了謊言的代名詞？

真善美的標準是什麼？假惡醜的內涵又是什麼？！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五千年的歷史古語，竟成了今天活生生的現實。

唉，生活，是你欺騙了我，還是我欺騙了你？社會的明燈熄滅了，個人的獨斷專橫成了時代的槓杵。如果說過去指鹿為馬是課堂的教材，到今天卻是血淋淋的事實！

遊蕩在故鄉的孤魂

火車在崇山峻嶺中奔馳，火車在原野上疾如流星速跑。我看見了什麼，什麼投入了我的眼帘？！我看見的是雜草與稼禾並生的莊稼，破爛歪歪倒倒的草房，不冒煙囪的工廠，以及那逃荒的人群，飢餓的眼神，雜沓不安的社會秩序……五十年代人壽年豐的興旺景象到哪裡去了？這是人民的懶惰，還是領導者的失策？啊，個人命運總是和社會命運聯繫在一起，難道能分開嗎？

我長久佇立在車門，想著過去、現在、今後；想著歷史、現實、社會；想著國家、民族、個人……不禁吟誦自己寫過的一首詩：

少年追黨搏蒼龍，一腔熱血貫長空。

情真性直焉有二，豈知風狂道不通。

負屈含冤鬼掉淚，壯志沉沒神悲慟。

借問青雲龍門路，笑指肋肩逆勢從。

這列開往故鄉去的車是慢車，每到小站都要停五分鐘。正值春荒，上下車的人很多，主要是外出購糧和逃難的農民，背夾籮筐擺滿了車廂過道，來去極不方便，所以從起點站發車起就晚點。天氣雖然不熱，因人多擁擠，車上空氣很不好，汗臭酸味衝著人的鼻子。車上沒有什麼賣的，也無開水供應，很少看見列車員，只到停車時才從那間列車員小屋子裡走出來，車一開又鑽了進去。好在我是經過「鍛練」的人，不僅渴得、餓得，也熱得、悶得。十三個小時的長途行車幾乎都是倚窗佇觀，十五年的囚禁啊，一當自由怎不更加愛戀人間！

車到終點站錦市，也是深夜十二點半，我扛著挎包步出車站。眼前一片漆黑，沒有燈，只有敲竹槓的三輪車向旅客蜂擁而來。我走出車站鐵柵門，穿過站臺花園，沿著寬敞的人民北路向城裡走去。城市在沉睡中，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稀落間斷的水銀日光燈投射在瀝青柏油路面上，反映出一種清冷的光。我的身影在街道上拉得長長的，顯得孤獨可憐。由不得我有點淒然，心裏湧起一陣悸痛。誰能相信這就是生我養我二十二年的城市？這座城市有我祖先的足跡，父輩的辛勞，當我作為嬰兒「伊哇」一聲降臨的時候，正是軍閥混戰的年月。炮聲催我成長，炮聲又把我推向童年的苦難深淵。儘管如此，仍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是啊，我愛故鄉人和物，我愛故鄉每棟房，條條街道有腳印，棵棵柳樹伴我長。少年時的竹馬侶伴，童工時的弟兄，你們在哪裡？在哪裡？踏上北大橋，我憑欄眺望，滔滔咆哮的江水勾起我多少情感。

記得二十五年前的黎明，我赤著腳，身著長衫，舉著三角紅紙旗，在鞭炮聲中歡迎毛的解放軍進入這座古城。我笑呵跳呵，手掌都拍紅腫了。當時我並不懂得什麼「革命道理」，只本能地感到，這個世界變了，窮人變得揚眉吐氣，富人變得低頭夾尾。在那慶翻身的日子裡，每當喊「萬歲！」時，我就熱淚盈眶，一股巨大的電流從心上通過，似乎渾身每個細胞都膨脹了、歡笑了啊！也就在這一年，我告別了撫養我的姐姐，去到農村徵糧剿匪。臨別前姐姐給了我一條花布毯，抹著眼淚說：「你去吧，弟弟，我不留你……」

姐姐啊多麼好的姐姐，通曉道理……在我追南逐北的征戰日子裡，她來信總是鼓勵我的鬥志：「弟弟，狠狠地打，狠狠地追，把封建剝削徹底埋葬！我做好了大紅花迎接你凱旋歸來。」

現在歸來了，歸來了，可是歸來的不是英雄，是服刑15年仍戴著「反革命」帽子的「有色人種」。我給革命的是赤誠，而革命給我的又是什麼呢？不公平啊！不公平！革命，我並不向你要獎賞、報酬、享受，我要向你要的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國家的富強！請問：二十五年來你給了國家、人民什麼？

回答我，回答我！哦，哦，哦，街燈滅了，月亮鑽進了烏黑的雲層，冷風刮得梧桐葉在哭泣。這是誰在唱啊誰在唱，我彷彿聽到一陣淒涼的琵琶之聲：

「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喜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頭……」

這不是歌，這是真實慘淡的畫面啊！詩人，詩人寫得多麼好：「我從黑暗走向光明，又從光明回到黑暗。這是生活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再現？」

偶然再現，再現偶然！

舵手啊，共和國的舵手，你是昏聵了，驕傲了，居功了，還是聽信了姦佞的讒言，把這艘八億的巨輪擱淺在荒灘上？缺乏糧食，缺乏陽光，缺乏淡水，缺乏空氣。看，多少人離鄉背井，多少人流落街頭，多少人啼飢號寒？……

跨下北大橋進入了市區。市區也是在沉睡中。街上沒有人影，窗戶沒有亮光，甚至沒有嬰兒的啼哭聲。慘白的燈光映襯著大字報的陳蹟，夜霧裡依稀可嗅出武鬥的硝煙。看，那斷垣殘壁不正是歷史的見證麼？我終於摸到了家，我哪裡有家啊，這是我姐姐的家。我舉手敲了敲門，門開了，姐姐出現在燈光下。她看著我，遲疑會兒，終於叫出：「弟弟，你回頭了，回來了！」

我一頭扑在姐姐的懷裡，咽喉梗梗說不出話來。姐姐撫摸著我，扑漱漱的熱淚掉在我的頸脖上。

「姐姐，你怎麼了？」我仰起頭望著姐姐花白的頭髮，滿是皺紋的眼睛，心裏湧現起無限的酸楚。十五年她為我擔驚受險，十五年她為我忍辱負屈，十五年啊，她又節衣縮食源源不斷向獄中寄贈血膏。外甥們因母舅是「右派」的這個關係，初中畢業後不能升入高中，不能入黨入團。儘管他（她）們聰明有天賦，仍不能得到一個理想的職業。誰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株連九族？不，在那個時候，一根「紅線」橫行的歲月，它遠遠超過封建帝王對人的作賤。

封建帝王作賤人，你還可以訴屈呻吟，可在這個恐怖的國度裡，流淚也是犯法。記得姐姐的來信多次這樣寫道：「在政治關係上你是我的敵人，在血肉關係上你是我的弟弟。我寄錢糧給你是希望你好好改造，放棄反動立場……」

難道這話是真心嗎？她只能這樣寫啊！不然會落個「同情反革命」的罪名。我們生活已形成了一個套子，各種政治術語和世俗的偏見混在一起，變成一條能致人於死地的鋼鞭。友誼、信賴，正直早已不復存在，多數人都是咬人的狗。他們用賣友而求榮，以告密而保安，長於整人害人。這一套為什麼能行得通？因為社會是這樣要求每一個公民。所以評判一個人的美醜、真偽、善惡、好壞，再不是通過知識、才華、道德、忠厚，而是你能不能吹牛拍馬，阿諛奉迎，能不能為書記們提馬桶、端尿盆。生活啊，你竟變得這樣的醜惡？……

「弟弟，我沒有哭，我在笑。我多麼高興看到了你，不會是夢吧？」更多的熱淚灑在了我的脖子上，我理解這是姐姐歡喜過度的原因。她自幼把我撫養成人，十餘年同住在一間潮濕的黑房裡。因為窮，又睡在同一間破床上，直到出嫁我們姊弟才分開。這樣特殊的血肉感情，便有難以訴說的離痛之苦。

「不是夢，不是夢，姐姐，我真的回來了。」我笑，抹著眼淚，終於吐出了一句安慰姐姐的話。

「真的不是夢嗎？！」姐姐放開手，不相信地撥亮燈，走上前再次細細地把我看了一遍，說：「弟弟，你老了，要是在街上碰著我簡直認不出是你。」

是的，我老了。老，這是自然界新陳代謝不可抗拒的規律，不值得哀嘆和惆悵。在現實生活中怕老的人，多半是那些錦衣美食的養尊處優者，頭戴烏紗擁據權力的老爺們，或那般攀龍附鳳、趨炎附勢的吸血鬼，以及「金枝玉葉」的太太小姐們。老，便是死亡的信息，他們多麼捨不得已佔有的東西啊！為了不老不死亡，竭力服用各種貴重藥品，恨不得連呼吸的空氣都能消毒以求延年益壽，可我一個時代的「賤民」、「囚徒」是不怕老、不怕死的，在受壓受凌到了極度之時，曾希望來個大地震，讓世界重造。現在當姐姐提到我老了時，我喟然嘆息了一聲。

「怎麼，你有病吧？」姐姐驚愕了驚。

「我很健康。」我坐下來，環顧了姐姐住的房子。這是一間極為普通約有十五個平方米的住房；既是兩代人的住室，又是書房、客堂、飯廳。屋裡一間大床，一間小床，一個平櫃，一張方桌。牆上貼著毛的畫像，平櫃上還擺著毛的石膏像。書櫥上是幾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這種家庭的佈置擺設，是七十年代中國居民不能缺少的政治內容。當然，這不是官方文件的強行規定，而是人們的「自覺」。不過這種自覺並不是出於人們內心的自願，而是不斷的政治運動所造成強行的社會政治空氣。你要生存嗎？就必須這樣做，否則便不會安寧……

「我很健康，十五年福大命大，連小病也沒有生過一次。」我靜默片刻，笑笑，取出本毛語錄翻了翻，緩緩地說：「我方才嘆氣是十五年的人生白白浪費了。十五年要給人民、給國家做好多事情啊！如果沒有這場災難，我不知寫出了多少文章。」

「你還這樣想？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姐姐知我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曾經很支持我。現在也許是生活的磨練，或者為我未來擔憂，卻這樣說了：「不行啊，弟弟，本事才華沒有用，你現在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縱然造得起原子彈也沒有人用你。你沒見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專家、教授、學者，一個個都弄來鬥。男的掛牌子，女的剃陰陽頭。聽我話，快把戶口遷回來，干勞動算了。」

我一怔，兩顆眼淚奪眶而出。未解系前一度冷卻的心又燃燒起來，我相信報上說的話，「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所以仍然想回到故鄉後重操舊業——從事寫作，為「黨」而唱，為人民而歌，把人生的聰明才智獻給社會。現在我才知道社會不要我啊！它要什麼？——它要點頭哈腰的奴才，交白卷的張鐵生。我無言以對，只能淒然頷首。

接著姐姐叫我洗臉吃飯。飯後她給我沏了杯熱茶，我們面對面談起別後的事情來。直談到雞鳴二道，姐姐才催我到一間小房去睡覺。臨別前我提到看孩子的事，她才道：「你的信我交給了她，她看後又退給我說，‘回來不准他來找我，我和他沒有任何關係。’我說想看一下女兒，十五年了，誰個做父親的不想女兒。她鼻子哼了聲，冷冷一笑：‘還有臉看女兒，離婚判決書早斷了，誰是他的女兒？！’她早變心了，去看有啥意思。」

我聽後痴呆呆地站著，半天沒有言語。姐姐怕我難受，安慰道：「她和她媽一樣富貴眼，她當年愛你，不過愛的是名譽地位，你一犯錯誤她就翻臉不認人，所以那麼早就提出離婚。人家早嫁人了。男的是省財政局一個小頭頭，又生了一個女兒。你想，怎麼讓你去看她？弟弟，忘掉她吧，‘有志男兒娶九妻’，你還年輕，怕找不到麼？」

我淒然苦笑了下：「我不會再結婚了，未必還去拖累人。」

「說些什麼呵。」姐姐把我叫到小房子，用鑰匙打開門。這間房子是二侄女住的，她今晚到醫院上夜班，沒有在家。她鋪好被蓋後又小聲叮嚀：「睡吧，起動輕點，隔壁張老娘是個怪人，聽到她要罵人。」

小房裡有盞五支光的燈泡，黃澄澄地照著我憔悴的人影。我倚著床難以入眠，望著那盞燭樣的小燈出神——

漸漸那燈跳動起來，戴著一朵一朵的喜花，高新華穿著花嗶磯的中式夾衣，塗著口紅，淡擦脂粉，拖著兩條長辮，走過來緊緊地依偎著我。

「林，想什麼？」她閃著水靈靈的眼睛，把頭枕在我的肩上，秀麗的白淨臉蛋因羞澀而發紅：「十二點啦，我們睡吧。」

我輕輕地把她抱在懷裡，狂熱地吻了吻：「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妻子了，高興嗎？」

「高興極了。」她抿嘴一笑，深深地沉醉在幸福裡：「林哥，你不會欺負我吧！」

「傻姑娘，」我把她平整地放在床上，愛憐地撫弄著，低低道：「我原先打算三十歲以後才結婚，至少有一個長篇問世，想不到竟這樣快成家。」

「那為什麼？」

「因為你太漂亮了。」

「是嗎？——」她張開雙臂猛地抱著我脖子，喜滋滋地道：「林，我太愛你了，有時覺得自己太主動，可是沒有一點辦法來控制。我盼呀盼呀，不知多久才能睡到你身邊，今晚終於實現了。讓我把姑娘的漂亮給你，把少女的驕傲給你，我一切都是你的……」

……

一驚，是手把床頭開關帶動了，「叭」的一聲小屋一片黑暗。暗中我聽到一板之隔的街道工業車篷廠的縫紉機在嚓嚓地響個不停。聽去好似一個被遺棄者的哭聲。它哭得那樣傷心悲切。我煩躁地重新扯亮燈，找出一張紙，若有所思地寫道：「鴛鴦鍾情犬重義，天下多變女人心。朝發百頭終身誓，晚隨心歡早忘君。「我寫完念了一遍，又覺得自己無聊，天下女人變心者還是少。就說高新華吧，要不是劃成「右派」，送去勞教勞改，她又何至離婚？她的變是社會迫使，印證了中國一句俗話：「昧良心出乎無奈」。

我要去看女兒

明知不可能的事兒仍不相信，只有當他經歷了，也許才能改變初衷。

第二天早飯後我向姐姐重申了這個意思，姐姐不好過於阻擋，但也不支持，沉思一下說：「你還是這個脾氣，決定了的事就不變……她要是不理睬你呢？」

「我看華華。做爸爸的看女兒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很理直氣壯地說：「記得1961年我在旺蒼快活鎮勞改修鐵路，你帶著華華來看我，分手時她不走，哭著要爸爸，晚上非要挨著我睡。」

提起這悲切的往事來，姐姐的眼睛紅了。那時正值所謂的「災害」時期，我們的定量從48斤銳減到36斤，有限的熱能不能支付繁重的體力勞動。我手腳腫了，體重由136斤下降生命極限的95斤。為了活命，成天除勞動外四處找野菜吃。她聞訊從故鄉趕來看我，帶了二十個高價點心，每個1.5元，在工地上看著我把「它們」一個一個地吃完。她哭了說：「林弟啊，你怎麼成了羅漢肚皮。」強烈的食慾也和精神因素分不開。說來也怪，當林林來到我身邊後，我一下吃不下東西了。每晚我們定量是四兩苞谷羹——兩小鐵瓢。我卻將這僅有的活命糧食，用杓子一杓一杓地舀來餵林林。我不僅不感到餓了，心裏還十分滿足。這是什麼填補了空虛的肚皮呢？——親情。親情，巨大的感情！她不僅深深地抓住你，還會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千百年來支持人們生活工作勞動的，不正是這種寶貴的親情嗎？可是一個時候，我們的「黨」卻不惜動員一切宣傳機器和行政手段，強迫人民去割斷她，搞什麼「大義滅親」，「劃清界線」，結果把人的理智、尊嚴毀滅，徹底毀滅，教訓呵教訓！

姐姐聽完我話，輕輕地嘆口氣：「那是過去，現在高新華把林華管得緊，再說又是這些年了……」

「世界上沒有孩子不認父母的。」我斷言道，「姐姐，我求求你，你去她家把林華叫出來吧，我要看她，我要看她，整整的十五年了啊！」

姐姐最疼我，拗不過只好道：「我去給你叫，我去給你叫。」

吃完飯，姐姐領著我向高新華住的太平街——省財政局機關宿舍走去。我們一路走姐姐一路說著文化大革命的新聞逸事。我沒有聽，思想飛到了遙遠的年代。

十六年前春末的一個星期天，我和高新華各騎著一輛自行車去郊外玩耍，路經現在穿行的總府街，她下車到水果店去買了幾斤李子，又買了一串青葡萄。我看著納悶，不禁問：「這樣酸的東西能吃麼？」她紅臉一笑，嬌娜地道：「又不是買來叫你吃的，管這樣多。」我道：「這是關心你啊，怕它酸壞了你的牙。」她看看左右，瞪我一眼，輕聲道：「你呀就是不關心人。」我莫名其妙想辯白，她把葡萄裝在提包裡，翻身飛也似地走了。那晚回家洗完澡，她穿著水紅汗衫睡在旁邊，望著我哧哧地笑。我輕輕地在她鼻上劃一下道：「調皮，又笑我不懂生活吧。」她把頭揍過來道：「我親愛的記者先生你就是不懂生活，成天只曉得寫文章，連別人身上有什麼變化都不知道。」我打量她一眼，認認真真地說：「你近來常愛嘔嘛，我問你，你不是說不是病唄。」她停了會兒，欲言又止，最後捉住我的手：「你摸，這是什麼？」我的手在她光滑細膩的右下腹滑動，老實正經地搖搖頭：「摸不到什麼。」「你呀，」她咯咯地笑起來，把灼熱的嘴唇放我耳朵邊道：「我們有孩子了。」「真的？」我猛地一下把她抱起來，熱烈地吻著，她羞澀地耷拉下睫毛，合上水靈靈的眼睛，接受著我的愛。在銷魂落魄的幸福中，我摟著她問：「不會壓著小傢伙吧？」她抱著我的腰肢，搖搖道：「才三個月。」愛啊，你留下的不是幸福，而是無邊的痛苦……

「當心汽車。」過街口的時候，一輛公共汽車駛來，姐姐拉住了埋頭前走的我。我思緒從回憶中拉回現實，看著當頂的太陽。到了太平街省財政局宿舍的門前，姐姐指著臨街三樓一孔窗眼說：「那就是高新華的房子，你到前面等等，我進去叫林華。」

姐姐進去了，我在街檐上徘徊，長時間地看著那眼窗孔，心裏說不出是股什麼滋味。不一會兒姐姐走出來向我說：「來啦，林華來啦。」

我站在一株梧桐樹下，看著一個小姑娘從宿舍裡走出來。她穿著花布衣服，藍色下裝，拖著兩條短羊角叉，個兒纖細，高高的身架，眼睛大而圓。她就是林華啊！一別十五年了！孩子，孩子，你是愛的結晶，情的凝結，生命的火花，未來的希望！普天下哪個父母不熱愛自己的孩子？孩子又難道不熱愛自己的父母嗎？是誰強行把我們拆散？是誰強行不讓我們生活在一起？你說呀，蒼天！我笑著張開雙臂向她迎上去，多麼希望她能扑到我的懷裡。可是突然響起了歷聲的尖叫：

「林華！」

隨著聲音高新華衝了出來。她變矮了，瘦了，難看極了，一張臉青白，眉毛像刀樣的立在眼睛上。她衝到我面前，雙手叉著腰，氣咻咻地道：「你跑來幹什麼？」

林華嚇往了，站在媽媽後面，不時地偷看我。

「看著林華。」我平靜地道。

「好意思，還有臉來看。」

姐姐覺得她太氣勢洶洶，不過意地道：「他是林華爸爸。爸爸為什麼不能來看女兒？」

「哼！」她瞪了姐姐一眼，大言不慚地道：「林華的爸爸姓吳，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大右派’的‘反革命’爸爸。」

我眼前一黑，感到心裏在被刀戳，定定神道：「高新華，我是她的親生爸爸啊！」

她冷笑一下道：「呸，你養過她，供過她，還自稱親生爸爸。」

姐姐氣得臉色熬白，手不住抖，我反而平靜，輕蔑地一笑道：「高新華，我雖然沒有養她，供她，卻留下了幾年的工資和稿費。」

「你找法院去。」她轉身，臉也不回的拉著女兒走了。姐姐看著她的背影，氣憤地說：「好狠心的女人，連血緣關係都不承認。」

我沒有吭聲，站在那裡冷冷地不說話。姐姐仍在氣頭上說：「要是我，不扇她兩耳光才怪。」

「這樣做沒有一點好處，太有失身份。」回家路上，我這樣平靜地說，其實心裏恨極了，恨又有什麼辦法？難道我能用刀把她砍成兩塊。女人心像雲彩一樣，隨著風的擺佈。如果我現在的身份不是解繫囚徒，是個衣錦榮歸的達官，她無疑會跪在面前，吻我每一個足趾。權力的社會，市俗的眼光，是構成我們時代的軸心。人們在這個軸心中擇其利而行之，但他們卻披上一件袈裟，以掩蓋醜惡的穢行。

回到家裡我二侄女惠芬得知後，大為我打抱不平：「舅舅，高孃孃太不對了，你過去對她多好，可她現在比禽獸還不如。我陪你找她去。」

她幼稚的誠實的氣話，使我笑了起來：「感情的東西不能藉助於暴力，這樣反會把事情鬧僵，我想最好的辦法是讓良心去譴責她。」

「良心，良心，現在哪個人有良心。」惠芬都嘟嘟著嘴，不滿我的懦弱。一個人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是隨著年齡增長而不同的。她二十三歲了，正在戀愛中，還不能真正理解感情的微妙，於是我給她講了朱買成的故事。她聽後笑起來：

「未必你想搞個馬前潑水？」

「我不相信才華和勤奮是罪惡，總有一天她會哭。」

第二天下午惠芬上街碰著了林華，不由分說強行拉到了家裡。見著時她不喊，怕羞似地把頭低下，我問她什麼也不回答，惠芬道：「林華，喊呀，這才是你的爸爸。」

她望我一眼，仍把頭低著，以手玩著鈕釦，面對自己親生骨肉竟是這樣陌生，我們父女間像有堵牆隔著，使感情不能融合起來。我記得1957年1月4日下午三點鐘，我坐在編輯室裡，看著排字房送來的小樣。這篇稿件是我寫的，標題叫《青春的火花》：

「青春，不只是秀美的髮辮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裡，沙粒會變成珍珠，石頭會化著黃金。為什麼青春有這樣大的力量？是人民把她栽培，……」

一陣電話鈴聲使我放下了手中紅筆，拿起聽筒問：「餵，哪裡？我就是。……」話筒裡傳來一個清晰的姑娘聲音：「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你愛人為你生了一個千金，九磅重，胖極了……哈哈……」

我向總編室告了假，登上自行車，喜滋滋地向市產院奔去。寒風扑打著我的面額不感覺得冷，飛雪灌著衣領不感覺得冰。我只感到車速太慢，可雙腿的運動已到了最高的極限。對二十一歲的年輕人來說，似乎做爸爸還為時過早了一點，感到自己還沒有脫孩子氣哩！一月前我曾問到妻子：「華，她落了地是不是就會叫我爸爸？」妻粲然一笑，捅我一拳道：「哪兒那樣快，至少一歲後才會叫爸爸媽媽。」我想了想，望著她臨產前圓滾的腰肢道：「我怎好答應嘞？」妻瞪我一眼，憨嗔地道：「傻瓜，說些什麼，別人的嗎！」我大笑起來，捧著她的頭熱烈地吻。妻愛憐地推我一掌：「還是那樣輕狂，孩子會笑話你。」她嘴上雖這樣說，卻柔順地倒在我懷裡……

進了產院，見妻安穩地睡在潔白的床褥上，臉色潮紅，微閉雙眼，疲倦極了。我不願驚動她，進門後悄悄地坐在床前木椅上。她一下敏感地睜開眼，見是我，笑了，興奮的淚水落了出來，從被窩裡伸出無力的手。我把她的手舉起放到嘴邊吻著，安慰地道：「好好休息，每天都來看你。」她點頭，「孩子在嬰兒室，36號。」

按照產院規定：初生嬰兒在七天內不能接觸院外人員，以免引起感染。所以每到餵奶時間，便響起電鈴，催離探看家屬。我連續三天也沒有看到孩子，心裏痒滋滋的。妻子她看出我的思想，給出了主意，叫我聽到電鈴響時暫時離開，待一刻鐘後再來到產房，如果護士問就說忘了鑰匙。這個辦法終於使我看到了孩子。那是什麼孩子啊！既不會叫爸爸，也不會叫媽媽，裹在圍裙中，兩眼緊閉，頭和臉紅得像個血球。

「叫呀，這是你的爸爸。」惠芬的催促聲，把我帶回現實，林華呆呆地站在我面前，怯生生的不知所措。

十五年父女遠別，她怎相信站在面前的這個黑大漢是她的爸爸。我愛撫地把手放在她的肩子上，感情深重地道：「林華，我是你的爸爸，親親的爸爸。你是我的女兒，親親的女兒。」

她身子後退一步，擺脫我粗大的手，又注目打量我一眼，突然問：「爸爸，你是不是‘反革命’？」

「反革命？！」天呀，你叫我怎麼回答？說不是吧，組織和領導卻說我是；說是吧，我情感實難接受。我「反」什麼革命啊？十五歲就跟隨「黨」和毛出生入死，在槍林彈雨中闖進闖出。1950年4月，我們武工隊小班六個人被千多土匪困在圓山寺，打了兩天兩夜，已經到了彈盡糧絕的時候，其中一人面臨死亡哭了起來。我炸了：「哭什麼，革命還怕死麼？同志們跟我來，沒有子彈的用石頭，拿不動石頭的用木棒，戰鬥到底，決不投降！」我反革命麼，1951年全國大逮捕中，我隻身衝進當時還為國民黨「地下」殘餘勢力盤據的兵工廠，抓獲了十幾名「特務」。接著我又最早的參加土改隊奔赴農村。「三反」「五反」「合作化運動」，我哪次落了後面？為了響應號召：「向科學文化進軍」，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學習，使我很快從一個文盲變成知識份子，成了第一代工農記者……難道這就是「反革命」麼？！我的手和心一樣地顫抖啊，語不成聲地道：

「林華，我們……不要談……不要談……政……政治問題。」

惠芬看出了我的難過，不快不慢的從旁補一句：「舅舅好學，從文盲變成記者，寫了篇講真話的文章就打成‘右派’，要我說，連‘反革命’的邊都沾不上。」孩子終算明白了一點事理，淒然說：「聽媽媽說，你和她講戀愛的時候連她名字都寫不起。」

這是實話啊！1954年當我們愛情發展到熱戀階段的時候，她機關裡的好朋友鬧著要看「女婿」，她也想把我介紹給她的同事，以明正言順地公開關係。可是我面淺不願意去，她迫著我非得去，還說什麼「醜媳婦終要見婆婆」。躲是躲不了，一天我穿著一身農村幹部常穿的灰布制服去了。她們是大機關，設有門衛制度，會客需得登記。那守門值班的是個女的，叫什麼「春芽」。我被「會客登記簿」難住了，拿著筆老半天寫不下去。那「春芽」是個調皮的胖姑娘，一個勁地催我：「填呀，同志，你會誰嘛？」我硬著頭寫下去，心裏想寫好一點，糟糕，發起急來竟將高新華寫成「高親華」了。胖姑娘看著歪歪裂裂的字體，故意為難我：「我們這是沒有高親華這個人。」我望著「春芽」那狡黠忽閃的黑眼睛，悻悻地不知說什麼好。正在危難時，她來了。她一看知道胖姑娘在作弄我，便撲上來笑著扭打：「春芽，你太壞了，欺負老實人。」胖姑娘才抱著肚子笑起來，並光著嗓子吼：「大家快來啊，快來看女婿喲！」

無知並不是羞恥。只有無知又不學習的人才是羞恥。「以粗為榮」是可悲的。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不能進步的。我們的時代需要知識統治，知識統治的時代才是光明的時代。當我用驚人的毅力獲知而開始筆耕生涯後，她一次以驕傲的口吻向我說：「春芽誇我，說我找了一個好女婿。聰明、勇敢、有才華。」我笑了笑道：「你認為呢？」她垂下長長的睫毛，羞澀地說：「不好我還把心給你。」在這個問題上，她畢竟吐了真言，沒有欺騙孩子。於是孩子矛盾起來：爸爸是「反革命」，可又是個好學的「反革命」。

「反革命」——是共和國最兇惡殘忍的敵人，燒殺搶奪，破壞建設，無良心沒人性為老百姓切齒痛恨。在那個階級鬥爭的年代，這危險不亞於十八世紀的天花，十九世紀的霍亂，二十世紀的鼠疫，接觸了就有死亡的危險。這個風氣的形成，全是理論家們的「偉績」，也是各報刊雜誌的「豐功」。它真正撕下了人們溫情脈脈的面紗，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政治關係、社會關係，社會再沒有親情、友情、人情，只有懷疑與憎恨。

這次和女兒的會面是短暫的，沒有深談什麼，留在我心靈的是悲愴與淒涼。

拭不去的黑暗

十二天的探親假很快就結束了，別前姐姐做了幾樣菜為我餞行。我怎麼吃得下去啊！在席間寫了一著詩：

三杯苦酒別情重，千言萬語鎖心中。

姊弟相離八千日，又去天涯憶重逢。

平原菜花春裊裊，茶山風雨霧濛濛，

不知今宵何處宿，舊夢可否在芙蓉。

姐姐看後哭了，惠芬也哭了，說我太傷感，看不見人生光明。光明呵你在哪裡？十五年我們含辛茹苦，櫛雨沐風，朝南暮北，身轉天涯，飲盡天地風霜，大自然雨露，凍餒、勞繁、飢餓、皮鞭、凌辱、歧視，人間的哪一個災難不落在我們的頭上？十五年我們開墾了座座荒山，筑通了條條鐵路，挖煤、掘礦、播種、採茶，付出了多少血和汗？十五年我們得到的是什麼，批判鬥爭，九十度的「柔軟體操」，「噴氣式」的雙臂後舉，挂黑牌的遊街示眾……我們既愁肚皮又憂死亡，既擔風雪又恐打擊。

奴隸，奴隸還能繁殖後代；賤民，賤民還有一個窩棚，我們什麼也沒有啊！什麼也不應該有，能留下的是自己的腳印，能帶走的是自己的影子。我們熱愛祖國，不能為祖國服務；我們熱愛人民，不能為人民工作。才華、聰明白白地從身邊流走。無怪乎我們中好些朋友，有的鬱鬱致死，有的久抑成瘋，活下來的也萬念俱灰，失去生活的信念。折磨太漫長了，打擊太可怕了，請問這無邊的痛苦何時才能結束？……

我回去了，回去了，回到風雪茫茫的茶山，回到所在的就業單位茶場。來時嫌火車太慢，歸時嫌火車太快。真是「車離鄉土方有淚，人在天涯眼才紅」。難聽的長鳴汽笛，難聽的飛馳輪聲。夕陽下，歸鴉投林；西風中，流水東西，熟悉的不見了，陌生的闖入了眼帘。土丘、茶山、荒地、野坡，等待我的是茫茫黑夜，以及那無邊無際的崢嶸原野。它們張著血盆大口，似乎要吞噬我的餘年。我枕手幾桌，凝目窗外，不禁唱出：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殫劍作歌奏若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鄉戀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彗折節無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夢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回到茶場的一個月後——1975年8月，女兒給我寫來了一封信。信寫得十分悲切苦楚，感情真切，讀後心都碎了。信寫道：

「親愛的爸爸：

請原諒我吧，那天我沒有叫你。我想現在你都還在恨我吧？爸爸，我知道你十分疼愛我，想念我，我又何嘗不疼愛和想念你啊！可是有什麼辦法，媽媽不准我認你。說認了你，就要把我攆出家門；還說認了你我變成了‘黑五類’的嵬子，再不能入黨入團，參加工作，將永生幹著笨重的勞動。我呵，我呵，只好不敢認。爸爸呀，這不是女兒的自私，是出於無奈。我才十七歲，一朵羸弱的花蕾，怎能經得住風吹雨打？我只能將愛藏在心頭，將眼淚抹在被子上……

親愛的爸爸，聽姑媽說你每天還在堅持學習，堅持讀書，堅持寫作，這有什麼用呵！你要是當年不學習、不讀書、不寫作何致成為‘右派’哩？你唷不應該背叛你工人階級的出身，現在還是個童工該多麼好呵！聽女兒的話，不要再學習、再讀書、再寫作了吧，聽從命運的安排，接受時代的懲罰，既然社會把你遺棄了，你就不要強求去改變它，要知道個人力量是有限的。

親愛的爸爸，雖然我現在不敢認你，等將來我長大了，參加了工作，我一定會認你，一定會公開叫你爸爸。放心，我會供養你的。因為你是我的爸爸啊！儘管我們父女接觸時間短，但我發現，我的爸爸是有學問的人。可是學問並不能使我們父女團聚呀！相反會拉長分別的時間。唉，為什麼我有這樣一個好爸爸卻不能共同生活啊！難道真是命運嗎？……」

我讀著讀著，信上的字跳起來，漸漸地模糊了。它化著歲月的春光，往事的蜜糖。記得，當她來到我們幸福小家庭的時候，妻和我第一個討論的問題：就是取什麼名字？我毫不猶疑地說叫「翻身」。妻子笑起來，說這個名字太俗。我又改說「解放」，妻子仍說不好。我道：「你就取吧。」妻想了多一陣才道：「孩子是愛情的果實，父母血液的結合，名字應該體現這個意思。」我靈機一動，拊掌笑道：「有了有了，用你高新華的華，用我王林的林，叫林華如何？」她點頭道：「可以可以。」我回味了下，擺擺頭道：「這好倒好，這是個女孩子的名字。」妻用水靈靈的眼兒瞟我一眼：「封建，現在哪還興名字上分男女。」我道：「不管分不分，我倒喜歡是男孩。」妻道：「我喜歡女孩。」接著她談了一番喜歡女孩子的道理。她說女孩子性馴不野，能幫家裡做事，所以做媽媽的第一個最希望的是女孩。其實當時我也並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說「喜歡男孩」多半自己是個男人關係。在名字定案後，我又傻傻地問：「那第二個又叫什麼？」妻笑著啐我一口，臉上飛出兩朵紅雲，道：「您貪心。」我失聲地笑起來，笑得她不好意思極了，扑到懷裡踢打我。我們在狂吻中平靜下來，接著討論第二個問題：——孩子未來的職業。

職業，這是人生的戰鬥崗位，也是人們為社會發光散熱奉獻的地方。看來它似乎是自由的，實際早已有社會與命運為你作了安排。但是，人們總會去考慮它，特別是父母，她們總希望自己子女有一個好的職業，如何出人頭地，顯姓揚名；如何飛黃騰達，位處要津。我是個平民，對職業的選擇上也是平民打算，唯一希望孩子能繼承父業——搞寫作。妻說，寫作是由人的天賦決定，強求是不行的。她為孩子未來的職業提出三點建議：一，醫生；二，演員；三，教師。我問其理由，妻說：醫生是健康的天使，向死神爭奪生命；演員是快樂的天使，帶走人們勞動後的疲勞；教師是智慧的天使，向社會播撒知識的綠芽。除此，我們還談了從孩子降生那天起就記日記。記到在她自己能日記時為止。想得多麼美！可是得到的是什麼呢？連「爸爸」的呼諾都聽不到叫一聲。我的眼淚潮濕了，點點淚水灑在信紙上，再注目看時，信尾有這樣一行字：「爸爸，請千記不能讓媽媽知道我給你寫了信。」在「千記」上還打了兩個「··」重點符號。我不由得有些氣憤，在床沿上擂了一拳：「過於了。」這裡的過於是指高新華對孩子的控制。

姐姐曾向惠芬說：「此生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把你弟弟（指我甥兒惠偉）從農村調回來（他初中畢業插隊落戶已經四年）；第二件把你舅舅戶口遷回來。辦不好這兩件事死也不閉眼睛。」為了實現這個畢生的願望，她不遣餘力地四處奔走。可憐的是她一無地位，二無臂膀，僅憑每月工資節餘下來的幾個錢在活動。換句話說，是拿自己的血去換取權勢狼狗們的「恩賜」。僅就惠偉的回調說——惠偉在農村表現很好，全年不缺勤，所做工分三千以上，幾次評為「五好社員」、「先進知青」，後還擔任大隊民校教師，可就是回不了城。同年去的知青安置完了，他還在「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兩次都為招工單位錄取，大隊卻不放，藉口「革命需要」。為了打通大隊這一關，姐姐每年遠道去農村幾次。每次都帶不少高級糖、紙煙、上等酒，後幾次還帶皮鞋衣料。1974年春節，大隊幹部上城裡來看燈會，姐姐就像接待皇帝派來的「欽差大臣」一樣，把他們請到家裡，拿出所有的供應招待，並讓出住處，自己跑去睡地下。這些大隊幹部，一個個像餵不飽的狗，得著好處的時候笑著表態：「惠偉的問題，我們再研究研究，下次有招工的來一定推薦。」屁，推薦，不卡脖子就算有良心了。所以當時農村有句流行語：「大隊多一個知青，書記就多一兩黃金。」實際，大隊多一個知青何止才多一兩黃金呢？短短四年時間，姐姐花在送禮上的東西，不下四五百餘元。大隊一關打開了，縣一級的問題又來了。1975年春，省交通局分配的四個名額到了大隊，書記們發善心，惠偉被推薦上了。誰知報到縣裡被擠了下來，原來工業局副局長兒子媳婦的親家老丈人的兒子補了去。姐姐氣得大哭一場，第一次背著人破口大罵大隊幹部為官不正，一個個都是黑良心。」

惠偉的回調未辦成，現在又為我的事情操心起來，當然又是花錢又是送禮。大城市戶口回遷政策是很嚴的，但是再嚴的政策總是人在執行。人是活體，誰又不是「提刀割肉——看人說話」呢？好在我們轄區的公安分局局長竟是我當年土改工作隊的，他發了善心，同意我入戶。不過有一條：戶主必須是直系親屬。姐姐得知這個消息後喜歡得不得了，兩次電話催我回來。勞改隊幹部不放行，說我才請了假。姐姐沒辦法只好拍了一個病危電報。我便在1975年12月又回到了S市。一進門姐姐就喜笑顏開地說：

「林弟，好了好了，你馬上就可以脫離苦海了。昨天我又找了張局長，他對你很同情，願意在政策範圍內為你幫忙。唉，這些年你的苦頭吃夠了，總算老天保佑，回到了我的身邊。」

是的，十五年來我都生活在勞改隊，一直在羞辱的鐵輪下掙扎。解系就業了，仍然如此。幹部眼裡是刑滿人員，同類中叫「二犯人」。我對它的痛苦並不在於稱呼上，而是做人的不平等。如果說我真的是犯了罪，那麼已經承擔了法律責任，罪已經成為歷史上的事實，可為什麼社會還不給予我人生應有的地位，仍然是專政的對象呢？記得維克多·雨果的巨著《悲慘世界》主人翁冉阿讓，在失業的飢餓中為偷竊一塊麵包，被罰做了十九年的苦役犯，釋放後當局給了一張「黃護照」。他拿著這張「黃護照」，有錢住不了旅館，有錢買不到吃食，鑽進狗窩裡狗也把它攆出來。想我自己的遭遇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當回家拿著就業員探親證明時，國營旅館就不收留我，聲稱我們這兒不住就業員，去派出所得喊「報告」，與幹事說話不能坐著。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歧視大於折磨的痛苦。所以解系後我竭力爭取回家，目的不是畏懼勞動，是要甩脫就業員這張皮——這張侮辱我人格的皮。

「戶口上到哪裡？」聽了姐姐的話後，我卻有點憂心忡忡地問。因為我沒有家，入戶有一個不能更改的條件，也是鐵定的政策：必須有直系親屬——兒女、父母、妻子、可是這三者，我一點也沒有。

「就是叫你回來商量這個問題。」姐姐說，眉宇間出現著焦慮的皺紋，看得出她為我耗了多少心血啊！

「我想過，如今只有一個辦法，把林華的戶口暫時遷出來，立一個單獨戶口，然後你的戶口就可以上上去。」

「高新華同意嗎？」

「向她說清道理，求她救救你。」姐姐想了想，緩緩地說：「你們畢竟是一場夫妻啊！」

「哼，夫妻，那天的那副凶相你不是沒看見。」我冷冷地說，表現出一種憤然情感。

此時姐姐反為她著想了，從中調停道：「她結了婚，認了你怕惹起老吳的忌妒，所以才翻臉。這戶口只是借一借，等你上了就把林華遷回去，不損傷她一點利益。」

「我不去求她，願一輩子死在勞改隊。」

姐姐笑起來道：「你想些什麼，事情已經辦成這樣，能借到東風為啥又不借？林弟，聽我勸。你不也說過大丈夫能屈能伸嗎？韓信還受過胯下之辱呢！現在又不是求外人，自己的妻子，雖說離了婚，俗話說‘一夜夫妻百世恩’啊！何況你們過去的感情那樣好。生林華她住產院，你每天都去看她。一次我碰見你用棉花裹著雞蛋。我當時鬧不清，問你為啥這樣幹？你說天氣冷，怕雞蛋冷……」

是呀，我何止用棉花裹雞蛋呢，還用棉套盛著裝雞湯的銻鍋。記得當她喝上家裡熬去的熱騰騰雞湯，看著我凍得紅腫的臉蛋和鼻子，也感動得兩手發抖了，流著眼淚道：

「林，你對我太好了，今後我不知該怎麼感謝你？」

我笑了笑，一邊剝著蛋殼，一邊柔聲細語地安慰：「你說些什麼，夫妻間有什麼感謝不感謝，做丈夫的愛妻子是他的天職和本能。試想一個不愛妻子的丈夫，怎麼能愛‘黨’和人民呢！」

她激動地抓住我的手，長時間地把頭枕在我的肩上，深情地道：「林，你真像一顆發光的珍珠，晶瑩剔透，不帶一點雜質。我此生能和你結合太幸福了！願我們的愛情能像《長恨歌》上所說的：‘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限期’。」

也許是往事情牽，我終於答應了姐姐的要求，決定去找找高新華，求她暫時把孩子戶口遷出來。恰好做「偵探」的惠芬回來了，她報告說高孃孃的老吳出差了，她一人在家裡休息。趁熱打鐵，我便帶著侄女尋門而去。

她的家住在樓上，要登上兩道「之」字拐的水泥樓梯再穿過30米過道。過道很黑，白天沒開電燈，從強光向暗光處走，由於瞳孔突然縮小，幾乎要摸著走。惠芬來了幾次，熟悉路徑，我跟著她跌跌絆絆地往前走，到了一處我撞著爐上銻鍋，咣噹一聲，驚動了主人。一扇門開了，絲兒亮光射出來。

「誰？」高新華站在門前，警惕地問。

「是我，高孃孃。」惠芬迎上去笑著說：「舅舅特來看你，他不熟路，撞了你的銻鍋。」

她被我們突然的行動驚呆了，一時不知怎麼對待。我走過去，不溫不冷地道：「新華，你好。」

她沒有回答，站著木然地發愣。

惠芬沒動，笑著輕輕地推了推她，「高孃孃，有什麼坐下說呀，客來了也該招呼招呼。」她轉頭向我眨眨眼，也不等對方同意，便以主人的口吻：

「舅舅，裡面坐。」

我跟進去，坐在臨窗一個方凳上，打量下屋裡佈置。這是她的寢室，寢室裡的傢俱——楠木床、紅漆平櫃、玻璃書櫃，以及櫃上的擺設鬧鐘、花瓶、糖缸等器皿，全是當年我們結婚所置的東西。一切依舊，只是牆上那張婚照把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夥子換成了個年近半百的老頭。我們相對沉默，各一想著各的心事。

「高孃孃，你屋擺置得好漂亮呀，這被面多時新。」惠芬坐在床沿在無話找話說，「你和舅舅好些年沒見面了，談一談吧，我到外面打一頭就來。」

惠芬走出去虛掩上門，她立刻起身，把門拉開，向著我大聲道：「你跑來幹什麼？」

我審視下她那張冷得毫無表情的臉，笑了笑，文靜而有禮貌地說：「看看你。」

「看看我？」她坐在床邊，薄薄的嘴唇在抖動著，不難看出她這時的內心很複雜，思想在劇烈的鬥爭。

她蒼老了，一頭黑髮已依稀花白，原來光潔的額頭現在滿是皺紋。雖然臉上塗著扑粉，也不能遮去眼角長長的魚尾。青春的美麗從她身上消逝了，胸肌平踏，玉潔光潤的手也枯燥了，但仍白晰細膩。儘管衣著華貴，卻難掩蓋她生活中的空虛和痛苦。我想再狠心的人，在一剎間也會想想往事中有過的幸福，何況曾經鍾愛過的人就坐在眼前。

我展開了感情的攻勢：「新華，雖然我們離了婚，作為朋友的關係應該保持。何況我們的離婚並不是感情的破裂，意趣的不合，完全是階級鬥爭使我們不能生活在一起！這些年我並沒有忘記你，常常想到站東鄉普選工作的初戀，你教我學文化的動人情景。我們多少月夜漫步府河，談未來人生理想，傾訴憧憬前途；我們多少春日追花尋芳，騎著自行車在郊外奔跑，跑累了躺在草地共進野餐。公園裡到處是我們愛的腳跡，荷塘裡哪兒不是笑的倩影？……」

「我忘了，我忘了！」她用兩手塞著耳朵，大聲地叫起來：「……你提這些幹啥，難道叫我要和你同歸於盡嗎？辦不到，我們已離了婚，往事只能使我仇恨，說明我當年眼睛瞎，政治覺悟不高，才受了你的騙。王林，不要囉嗦，你今天到底來幹啥？」

我沉默了，面對她這副猙獰的面孔，難以說出目的，在門外停立的惠芬聽到此問，知道我們難以癒合傷痕，便走進來道：「高孃孃，舅舅要回遷戶口，現在各方面的關係都講通了，就差個入戶的直系親屬關係……」

「這關我什麼事？」她像被火燒屁股樣，猛地從床上跳起來：「遷就遷他的戶口嘛！」

「是這樣，」惠芬抿嘴笑了笑：「現在回遷戶口必須具備直系親屬的條件，舅舅的父母早死，你又和他離了婚，現在唯有一個關係就是林華。我媽的意思是暫把林華戶口遷出來，立成一個獨立戶口，待舅舅入戶後，她又遷回來。」

「這怎麼行，這怎麼行。」她板著臉不住的搖著頭。

「怎麼不行？」惠芬似乎有點火，為了顧全大局竭力壓著，不讓它爆發出來：「高孃孃，舅舅受了十五六年的苦，當年寫小說得的幾千元稿費還不是花在你和林華的身上，現在未必連這微小的請求都不同意麼？好在你們過去總是夫婦，就是外人處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同情的。」

「不行！」她揮著胳膊，斬釘截鐵地說。

「高孃孃，」惠芬近於哭了，聲音在哀求：「你就可憐可憐舅舅吧，讓他把戶口遷回來，今後他會感謝你的。」

她冷冷一笑道：「告訴你，我不能用原則做交易，這是立場問題。你難道叫我去同情‘反革命’嗎？」

我心一顫，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虎」地站起來道：「高新華，不要欺人過甚了。」

「誰欺你，找法院去。我們有《判決書》。」

是呀，我們有《判決書》——離婚《判決書》！在這張《判決書》上寫著：孩子和家庭一切財產盡歸女方所有。這不是法官的不公平，是我上了眼淚的當。誰說女人的心仁慈？當一個女人為了追迎新歡，討取再嫁丈夫的喜悅，她可以忘記一切舊情，成為世界上最狠毒的人。無怪乎舊有的書上說，「婦人心，門斗釘，有好深釘好深。」不假呀不假，高新華不是這樣的人嗎！？

在回歸的路上，惠芬餘怒未息，說「舅舅，高孃孃怎麼是這樣一個人，連冷血動物都不如。」

我看著她那氣鼓鼓的胸脯，紅噴噴的臉蛋，以及那雙因憤慨而直立的修長眉毛，倒忍不住地笑起來。她今年二十二歲了，很有正義感，也愛好文學，目前還在戀愛中。我們走了一段路，我才發揮見解：

「殘酷的階級鬥爭，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越來越把人變成畸形。有些人是出於無奈而隨波逐流，適應生存；有些人是高攀求升，想踩著別人肩頭爬上去；有些人是愚昧無知，出於所謂‘覺悟’。」

「那高孃孃出於那種類型呢？」

「在這三者類型中她哪種也不是。」我有理有據地分析道：「其實她是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的犧牲者，在內心深處她十分痛恨‘階級鬥爭’，可是她不敢表現出來，如果表現出來就將變成一個被打擊的對象。再者人的特點都追求平安幸福。一個人的青春年華畢竟有限，要想等上十五年是很不容易的。現在我們國家早已不存在民族的傳統理念忠、孝、仁、信、禮、義、廉、恥、節，一切以政治標準作為善惡的分界線。於是什麼‘劃清界線’、‘站穩立場’成了自私、卑劣、附勢、趨炎的護身符。你高孃孃為了討取現在丈夫的歡心，也拿出這個盾牌。儘管一千個人中有一千個人背著說她不是，可是在桌面上便會是一片讚揚之聲。為什麼？所謂‘真理’在她手中。要說悲劇這便是我們社會的最大悲劇。」

「這麼說來你還是同情她？」

「不，我可憐她。」我說：「她是受害者中的追求幸福的變態人。如果說我現在突然有了錢有了地位，她便會哭著鼻子找上門，像當年一樣的愛我。」

惠芬思索了一下，道：「舅舅，按照你這個觀點推論，那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愛情了？」

「一般說是這樣，特別是現在更是這樣。」

「我不這樣看。」惠芬固執地說：「要是今後我找的對象也像你一樣犯了政治性的錯誤，我就死死等他一輩子，決不變心，決不改嫁。」

我笑了，為自己有這樣一個天真、純潔、正直的侄女兒而高興，不過又為她的話而思慮，便問道：「你為什麼這樣想？」

「毛主席不是說了嗎，‘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像你出身這樣好又是童工的人都犯了錯誤，其它人哪個又保險？」

是呵，她倒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話，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製造「犯罪」社會，也是一個組織人「犯罪」的社會。1957年「整風運動」就是如此，領導先是動員你「鳴放」，給黨提意見，一旦你提了意見講出心裏話，又說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這不是設下陷阱害人嗎？其原因是它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的理論錯了。社會的發展進步，可是現代卻歸結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好像階級鬥爭成了社會軸心，如一離開大廈便要傾塌。從1955年機關「肅反」鬥爭到「文化大革命」，歷經「反右」、「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當前的「一打三反」和「清階」，所得的結果是什麼呢？遍地都是「反革命」，遍地都是「階級敵人」。監獄、勞改隊惡性膨脹，佈滿全國。按照這個指導思想和理論搞下去，八億中國人民都將成為「罪犯」。

我不願意和不成熟的後輩談論政治問題，轉開話題問：「怎麼不見林華呢？

「下鄉啦，到雅安K縣××公社插隊去了。」

「幾時走的？」我感到驚愕。

「你剛回去就走了。」惠芬的氣又來了：「是高孃孃迫她走的，說讀書有什麼用，不如早去早回來參加工作。」

我低低罵了一句：「胡想。」

惠芬道：「她去的那地方是楊尚才在當縣委書記，總會有點照顧，看來鍛練兩三年會調得出來。」

楊尚才是高新華大姐的女婿，1950年參加工作的幹部，進步快，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是K縣縣委副書記了。

「我看她去。」

「好遠啊！」

「再遠我也去看她，現在農村不安全極了。」

「我想她憑著楊尚才的關係，倒不會有人敢去欺負她，再說她也小。」

「正因她小我才去。」

假亦真來真亦假

姐姐聽說我要到雅安地區K縣看林華，表示不同意。她說路程遠，去不一定找得到；第二，沒有證明（我的就業員事假證明只開到S市，何況這張「黃色護照」拿出來會被人作踐）；第三，去了會影響她的前途。我卻執意要去。姐姐深知我的倔強性格，一經決定了的事，決不更改。於是為我張羅起來。我沒錢，來去路費在二十元以上。為省這筆路費便四處找車。巧好同院有個蕭司機的車運紙板去雅安，同意捎我去。解決了車又要解決去時所需的東西，姐姐用工資給我買了幾斤糖和一件女孩子穿的的確良襯衫。一個初冬的早晨，我乘著這輛載運紙板的汽車向雅安進發。

雅安原是西康省會，是個十分富饒的盆地邊城，人口稠密，街市熱鬧，茶香酒濃處處可聞。我1960年作流徒去西昌修筑成昆鐵路曾路經於此，腦海裡有一個淺淺的印象。似乎城中有道河流把它一分為二，連貫這座一分為二城市的是座大橋。大橋是鋼筋水泥的，白夜有警崗。我到的時候正是暮色蒼茫的傍晚，碰著一長列農民。這些農民從地裡收甘蔗回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群。不知他們是餓還是渴。邊走邊撕嚼甘蔗。從那狼吞虎嚥的情況看多半是餓。在隊伍兩側有一群押解者，一看見誰撕嚼甘蔗，便揮著甘蔗梢惡狠狠的打下去，並大聲叱斥：「狗日的，偷吃，佔國家便宜。」我看著看著，流出了眼淚，不禁自語：「他們是囚徒麼，吃一點自種的甘蔗有什麼罪？」以後我把這種觀感寫在日記裡，曾被幹部查到批判鬥爭了幾天，說我誣蔑攻擊「三面紅旗」。現在我將去到這裡，雅安啊你將是什麼面貌出現在我的面前？從S市到雅安約三百公里，全是南行的斜坡，黑色路面。雖稱全省甲級公路，實際並不平直。汽車行駛在上面顛簸得很厲害。按照規定，貨車不能搭客，如被車輛檢查站發現，司機執照就會被吊銷。蕭師傅便把我安頓在一席之地的頂篷上的一個空檔裡。頂篷不到兩尺高，坐不直，只能俯伏。七個小時的行程，全俯伏在紙板上難以挪動，飲夠了塵灰，吃盡了廢氣。但我並不感到怎樣難受，似乎比1960年之行愉快。那次行程沒有希望，縱是大白天也覺得前途黑暗。這次心裏有希望，這希望就是我將和女兒在山鄉團聚，父女倆將徹夜暢談。談什麼呢？我將告訴她我們家世。祖爺王錫金幫工四十年，最後怎樣死在資本家的屠刀下（因為他積存了十餘年的工資未領，準備自開一個小店，去向老闆索取，黑心老闆竟然支使人將他殺在店舖門前）；爺爺王亦章在大華茶廳作茶房，怎樣慘遭特務和流氓的毒打；我怎樣從12歲起就進資本家開辦的工廠當童工，過著不死不活的奴隸生活；我還要告訴她，解放後我怎樣翻身追隨「黨和毛主席參加革命」，又怎樣在工作中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學習，從文盲變成了一個知識份子，做了共和國第一代工農記者，後又怎樣當「右派」勞教判刑……不，不能告訴她這些，對她的成長沒有好處。那談什麼呢？談生活、工作，以及她的學習情況吧？這些年我多麼想看一看她寫的字，聽聽她說話的聲音……這樣我便會得到最大的滿足和幸福。人在年輕的時候並不依戀孩子，在接近四十歲的時候便十分想念孩子了。每當我看見別家的孩子依偎著爸爸親昵地叫喊時，我就自然地想起林華來，要是她在我身旁也將是這樣。唉，做了十六年爸爸，真叫徒具虛名啊！這虛名轉眼就變成現實了，怎麼不叫我高興。所以我感到眼前景色十分光明，毫不感到俯臥車篷吞食塵灰的「旅途」之苦。

一路平安，車到雅安已是上燈時分。是夜我住在車隊，睡在蕭師傅的床上。蕭師傅是個老司機，已有二十年的駕車歷史，階級覺悟高，政治警惕性強，按照姐姐的吩咐我不能暴露身份。要是讓人知道了我是「右派」，「勞改釋放犯」，那麼住不上三天就會給革命大院的委員們轟走，並給她家留下後遺症。因此我一直沒有去派出所報戶口。同院的人問著，我姐姐便笑著為我應付：「他在×縣茶廠工作，這次出差，隨便來耍耍，住不了幾天就要走。」於是同院便以為我是出差人員，加之我行動檢點，不接觸人又不多言，大家便摸不透我的底。此次雅安之行我仍然保持著沉默，誰知入睡前，蕭師傅幾次用話來打探。

「老王同志，你一直在外地工作吧？」

「唔。」我含糊應著。

「那你女兒為啥下放在雅安呢？」

「她是我前一個妻子生的。」我撒謊，感到臉一陣燒。

「那麼你在S市安過家？」蕭師傅笑著審視我一眼咬住不放鬆。

「那時我在S市工作，1958年‘大躍進’響應黨的號召：支援邊區。」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繼續撒謊：「她不同意，我們只好一刀兩斷。這個孩子就跟著了她媽。」

蕭師傅「哦哦」地點著頭，又諱莫如深地提了一個問題：「現在的工作單位是……」

「105信箱。」我為了終止這場為我所不高興的談話，便故意編纂了個信箱的代號。信箱是保密單位，稍有點社會經驗的人便不多問。蕭師傅當然懂得，一下被這張「王牌」打啞了。可他並不就此止步，拐彎抹角又開闢了新的戰場：

「好單位，好單位，三線建設。」他笑了笑：「那你一月的工資起碼是上百元罷？」

為了不露餡，我想了想，很老練地道：「沒有，加補助、糧差一共八十四元六角五。」

肖師傅這番「火力」偵察沒有發現破綻，也就不再問了。當然，我能度過這場「危機」全憑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撒謊。撒謊是不道德的，應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幾乎是一個謊言的社會。報紙電臺每天在說謊，書本、雜誌每天在說謊，電影戲劇也在說謊，甚至大人物的言論無不說謊。人們也就自覺和不自覺地說起謊來。政治藉助於謊言來打敗對方，國家藉助謊言來穩定形勢，領導們藉助謊言來欺騙人民。普通人說謊不外乎有兩個目的：炫耀能耐和保護生存。我這時的說謊就是出於後一種動機，就好像被追急的翠鳥要吊在花叢中一樣，使捕捉者一時難以辨識。有什麼辦法，難道我能說：「蕭師傅，我是‘右派份子’、‘刑滿勞改犯’。這樣他會立即把我趕出屋子的。因此，說謊不是我的過失，是社會不公平的過失。誰叫它把人分成這樣多的類別啊！

第二天一早，我辭別蕭師傅搭上去K縣的客車，向林華下放的公社奔去。汽車過了飛仙關還有段步行的路，我就背著行囊按照惠芬提供的路線，一路問著走。山區的初冬已經很冷了，北風呼嘯淒歷地叫著，一股一股的寒流從樹林裡鑽出來，像刀樣地刮著人的臉。頭上的天空好似塊鉛板，凝聚著灰褐色的雲層，一動不動地壓在雜草叢生的田野上。路旁的農家生燃了地爐，圍坐一團，把手放在藍色的火苗上薰烤。

在這條通往公社的小徑上幾乎沒有什麼行人，荒涼苦楚極了。我約走了兩里之途，碰見了一個提油罐的中年農民。他穿了一件藍布棉襖，臂肩因長年磨損打了塊補釘，兩肘暴了線，露出不甚白淨的棉花；頭上是頂有耳護的棉帽，遮檐耷拉著，蓋去了他那粗獷寬闊的眉宇；下面是一條單褲，沒穿襪子的足攏在一雙黃布膠鞋裡。

「同志，看人的吧？」他打量我一眼，主動問。

「看女兒。」我點點頭，接著說出了要去的生產隊和名字，末尾補一句問：「你知道吧？」

他搖搖頭說：「我們這兒知青多，一個隊都有十五六人，鬧不清楚。你要去的地方不遠了，頂多還有三里地。」

我問：「這兒知青還好吧？」

他憨厚地一笑，晃著手中油瓶說：「還好還好，城市裡的人嘛，一下離開了爹娘總有點不習慣。女娃頂多哭哭鼻子，男娃就撒野了，賭錢摸包什麼都有。」

知青在農村賭錢摸包我早已聽說，但對造成這個原因是不詳的。現在聽他這麼一說，便以請教的口吻：「這些年輕人在城裡可不是這樣啊，為什麼來到農村反而變壞了？」

這位中年農民很有見識，也不迴避我提出的問題，滔滔不絕地說開了：「城市生活好，有電影有戲看，又在父母眼皮底下。來到農村吃的是苞谷沙沙飯，每天在地裡幹活，也沒電影看，咋不亂搞嘛！依我說，政府不該把這些年輕人送到農村來，我們農村管不住，他們父母也不痛快。說實話，什麼再教育？他們學不好反學壞。」我淡淡地笑了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啊！」

「‘最高指示’也得要人有吃有穿的啊！」

「怎麼農村還缺少吃食？報上不是說現在農村生活如何如何好嗎？」

「好啊，好得來快吊鍋兒了。」接著他談了他們生產隊的分配情況：「一年大小一拉，每人不上三百斤毛糧，工分麼兩角多。比起‘食堂化’那些年喝‘大鍋清水湯’好一點，不論怎說，一天總能吃上兩頓苞谷沙沙飯。你說餵點雞牲、鵝、鴨，可又是什麼‘資本主義’，荒地荒坡栽幾窩南瓜吧也不准，有什麼辦法？吃不飽餓肚子還不敢吼還不敢叫哩！要吼要叫了，便說你‘誣蔑攻擊社會主義’，弄去勞改。現在的農民呀是‘打落牙齒和血吞’，一包眼淚水在肚裡。不怕你同志見笑，我是放牛娃出生的泥足桿。解放前我幫地主，一天三頓白米飯盡肚皮裝，年下十二斗老斗米的工資錢棒棒打了不脫。唉，現在，現在……」他情動萬分，卻戛然中止，心裏有說不出的怨屈。

這位農民談的是實情，農村生活壞得不能再壞了。山區是這樣，平壩又何嘗不是這樣呢！但是在我們的報紙上卻說農民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幸福。為了證實「幸福」的事實，特別把解放前農民的痛苦過分誇大描繪一番。諸如他們如何受地主剝削窮得啃樹皮、吃野菜、穿襟襟、吊綹綹，又如何賣兒賣女逃荒上吊。還經常組織農民吃「憶苦飯」。地主剝削農民是事實，農民窮也是事實，個別地主為富不仁也是事實。但解放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卻能吃飽穿暖，這卻是鐵的事實！個別不能代表一般，特殊不能證明普遍。從事「搞階級鬥爭「的理論家們卻抓住這種「特殊」不斷重複的宣傳，而在農民中一種以窮為榮的人也便用說謊來證實謊言。於是謊言變成真理，統治了社會，統治了人們的大腦。為加強鞏固這種統治，法律便滲入進來——也就是說，誰敢對這個「真理」懷疑和動搖，就會遭到打擊。農民沉默了，僅將真實情況埋藏在心頭，碰到合適的人才吐露吐露。年輕的朋友，你們想過沒有，如果解放前四億農民真是如此的話，怎能繁衍子孫綿延不絕啊！一個人對幸福的評判不能藉助於宣傳，應該是、只能是自己實際生活作出的回答：你是否真正吃飽了穿暖了？是否真正不受歧視與他人平等而自由？要記住，凡是藉助於法律的保護真理，藉助於警察、監獄、刺刀保護的「真理」，那它全是騙人的鬼話。

我和這位中年農民的一番談話，使我對女兒的生活憂慮起來。我發現高新華做事太狠，為了想割斷我們父女的聯繫，過早把林華逼到農村來受苦。什麼「鍛練」，什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是如何把她變得愚昧和無知。一個十七歲的姑娘怎能擔負得起山區農民的繁重勞動？我按照他指的路，穿過小徑沿著一道坡坎走去，那上面就是女兒所在的生產隊了。每接近住房一步，心就劇烈地跳動，我想林華一看見我，無疑驚呼著向我扑來。那場面就像我們在電影裡常看到的鏡頭一樣：久別的女兒伏在父親的懷裡，父親流著眼淚，用慈愛的雙手，撫著女兒青絲般的頭髮……在我看來，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過久別的團聚。眼下，這個幸福就立刻來到了，我怎麼不激動啊！我加快了腳步，飛快地向那棟住房拔腿跑去。

那是一排三間的瓦房，立在土坡上，坐南向北，四周幾乎沒有什麼樹木，門前有個籬柵。我大步流星跨進去，碰著位四十多歲的婦女，便道：「請問，林華住在哪裡？」

婦女打量我一眼，用手指著敞開門的住房，轉頭向另一房子喊：「林華，有人找你。」

我進得房，把提包放在木桌上，然後在牆邊的一條凳上坐著，因發熱解開衣領上兩顆鈕釦。房子不怎樣大，除一張桌、兩條凳外，還有一個簡易的寫字臺。那張白木的單人床架在屋角對著門橫擺著。床上鋪著潔白的褥子，花被單折疊得整整齊齊。看得出女兒是講究衛生的。

女兒穿著件開襟短棉布大衣走了進來，我笑著叫了「林華」，以為她會撲上來。她驚疑地離我遠遠的站住了，表情極為淡薄和陌生。我又叫了聲「林華」。她突然轉頭跑走了，一邊還叫道：「認不倒，認不倒……」

「認不倒」？這不簡直不可思議，世界上竟有女兒認不倒爸爸，其中是什麼原因呢？在S市她還敢避開媽媽的視線跑來看我，儘管那次時間不長，但畢竟在高新華的眼皮底下啊！現在遠離家鄉，縱有紅外線追蹤也不易發覺的邊遠山區，卻叫出「認不倒，認不倒」。我正在狐疑，一個穿毛皮大衣的男人走了進來。他年約五十，瘦而且高，臉窄窄的，沒有什麼肉。

「你姓王吧？」他坐在床邊，大模大樣地把話挑明。我呢也很敏感，這個男人不正是掛在高新華屋中那個婚照上的男人麼！我毫不退縮，理直氣壯地道：

「我姓王，叫王林。你是吳運凱同志吧？」

他點點頭，未及開口，我又說話了：「很對不起，不知你也在這裡。我來看她僅是做爸爸的感情，決不是想把她從你們家庭中奪走。對於這種感情你應該諒解。」

「你來看她我不反對，現在是在同一地方出現了兩個爸爸，對她會有影響了。目前林華正在爭取入團，我專程來就是為她活動，爭取早日把她調回去。」

「這樣吧，我以叔叔的身份出現。」我思考一下說：「她姑媽給她帶了點糖和一套衣服來，請你將她叫來，我交給她就行了。」

吳運凱叫來林華。林華依依地站在他的身旁，竟然不正眼看我一眼。

「林華，你姑媽托王叔給你帶了點東西來……」吳運凱話還未落口，她用頭貼著繼父的肩臂叫開了：

「我不要！我不要！」

我拉開提包鎖鏈取出糖和的確良襯衫，說：「兩斤糖，一件衣服，還有十元錢……」

「我不要，我不要。」林華把頭轉到吳運凱的胸前，那親熱樣兒就像雛雞站在老母雞的腋下有了庇護的地方，再也受不到外來的驚嚇，不停地搖著頭說：「我們爸爸給我買得有。」

我克制著情感，難過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我一生經受了很多痛苦與打擊，勞役與飢餓、打吊和捆綁，可是它們只能激起我的仇恨和反抗，卻不能摧毀我的意志和信念，只有在面臨今天這種痛苦時才撕碎了我的心，一個做父親的心。女兒為什麼不能認裔親的爸爸？父親為什麼不能叫一聲裔親的女兒，反說是她的叔叔啊？怪，真怪！《紅樓夢》上有句詩，「假作真時真亦假」，眼前的事實不正是這樣嗎？是什麼原因把事情打了顛倒？是什麼力量改變了生活的面目？政治鬥爭！政治鬥爭！中國人民從老到小，從男到女，都捲入了這場酷殘可怕的政治鬥爭。都想從這場鬥爭中上爬、高升、發跡、暴富，什麼道德、品質、良心、節操，全都出賣殆盡。留在腦海裡的只有一個惡字。因為只有「惡」才能生存下來，才能吞噬他人，因而社會生活中才會出現這些難以解釋的咄咄怪事。比如妻子揭發丈夫床頭上的私語，女兒檢舉父母所謂的「反黨言行」，鄰里相互詰擊對方的不軌行為。唉，我們整個國家不存在一點人情、一點溫暖，只有殘殺、殘殺！

我這時全身顫抖，艱難地站了起來，抓著提包，衝出房門，向空闊的初冬之夜高喊：「誰搶走了我的女兒？誰搶走了我的女兒？……」沒有回答，沒有回答，只有山區的寒流穿透我的心扉，無葉的喬木站立在我的眼前，兩顆灼熱的眼淚，順著臉頰滴在了胸上。我加快腳步，沿著青衣江大踏步地往前走。青衣江，大渡河的支流，橫貫四川西南。多少年多少代這樣流著，流著。灌溉兩岸肥土梁膏，潤育眾多生命，頻經塵海煙雲，幾度盛衰興廢，看了多少人世辛酸苦痛？請問可曾見今日的悲憤啊！江濤拍打著屹立於水津中的岩石，發起淒涼的吼聲，憤激的浪花跳起來落下去，落下去又跳起來，在愁雲下喧囂吶喊。難道你也有不平麼？望著暮色中的青衣江，心裏是恨，是憤，是苦，是悲，難以說清楚。我只覺得生活不公平，生活對我太不公平了！它不僅搶去了我的青春、年華、幸福，也搶去了我唯一的希望——孩子。孩子，孩子，你為什麼這樣狠心，竟然這樣對待你命苦的父親？回答我的只是那奔騰咆哮、滔滔東去的青衣江水……

女兒真的被人抱走了

1976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在毛澤東死前夕的五個月，為再次打倒鄧小平，「四人幫」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追查政治謠言」的政治運動。我們這些「右派份子」歷來是「運動員」，不管你參與不參與，每次運動都是被批鬥的對象。在這次「追查政治謠言」的運動中我又成了中心人物，在所在的勞改隊被批被斗、被捆被打，為此憤而潛逃流落天涯。

我決定再去看看女兒，打算好好和他談次話，如果能聽到她親昵地叫我一聲「爸爸」，那將是無比的欣慰和滿足。「爸爸」——這一聲多麼溫暖，多麼甜心，多麼醉人呀！它會一掃我滿腹愁腸，慰藉孤寂的靈魂。我沒有想過她不會認我的問題，要是上次不碰上她的繼父，她肯定會撲向我的懷裡叫著「爸爸」「爸爸」。於是我又風塵扑扑，日夜兼程去到了她落戶的地方。那天趕場，她一早和同學去了。接待我的是她借食搭伙的農婦。

「同志，你是上次來的那個吧？」農婦四十一二歲，一張被太陽晒黑的臉上嵌著兩顆誠實的眼睛。我去的時候她正在灶房洗碗，一下認出了我。

「哦」我遲疑下，終於作了認識，「你眼力不錯，大嫂」。

「你上次來儘管連板凳沒坐熱就走了，可我們總記著你。」她笑笑，又注目打量我一眼，「你……和林華一個樣子，都是圓臉蛋，方鼻子，大眼睛。」

「我們像一個樣子？」我無聲地一笑，掩飾道：「我是她的叔叔，」「叔叔？」農婦洗完碗，撩起圍裙擦乾手上的水，送來兩片葉子煙，坐下來，誠實的眼睛裡現出不相信的神色。「我問過林華，她也這樣說，怪，可是女兒不像爸爸，倒像叔叔。」我沉默。

「我隱隱聽人講，林華生父犯過什麼錯誤，她媽和他離了婚，現在這個姓吳的是繼父。」

我見不能再隱瞞，如實作了承認，並簡略地談了下不幸的遭遇。農婦聽後十分同情我說：「這有什麼，‘右派’又不是強盜又不是賊，說錯了兩句話，有什麼了不起。我想林華會認你的，要不認我說她。」

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原在縣上工作，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遣送回家勞動生產，1963年被甄別，安排在公社作會計。

「林華她媽也太做得出來了，離了再嫁有什麼好。」「這不怨她，是社會風氣，不離婚她日子難過。」

「不離婚充其量不工作就是，未必勞動不是人做的麼！」農婦憨厚直率地對世事發表起評論來：「那時我在縣婦聯，又是團支部書記。他打成‘右傾分子’後，組織上叫我去發言揭發他，我就是不去。我說他沒有錯誤，說了兩句真話，堅持了黨實事求是的原則，一畝田怎麼能產上六七千斤黃谷。不是他保守，是你們太‘躍進’了，‘躍進’得太不合乎實際。組織上批評我與他劃不清界線，一個鼻孔出氣。我暗自好笑，兩口子未必還要分開出氣。後來提出最後‘通牒’：要不劃清界線就一同遣散回家生產，這樣我就回來了。」

「你是幹部？」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語不出眾，貌不驚人，熟練做著家務事的農婦竟是當年縣婦聯主任。

「未必幹部還有個幹部樣子，可你還是記者哩！」看來她的摸底工作做得很細，對我歷史十分瞭解。

「現在幹部有什麼不好當，上面怎樣說你就怎樣做，保險犯不了錯誤，又不要文化又不要知識，照本宣科就行。不過我卻不願當這樣的幹部，寧願回家勞動生產，自己做來自己吃還快樂些。」

這兒她兩個出早工的女兒回來了，大的一個有二十一二，長得很秀氣，像山村一朵花，小的一個有十六七歲，比姐姐瘦，顯得靈敏。她們赤足腳，放下背上的背夾，走進屋裡，媽媽便向我介紹：「這個叫玉柳，那個叫玉秀。我就是兩個女兒，她們跟林華相好，像姊妹一樣。」轉向女兒：「這是王叔叔，林華的親爸爸。」

「你們一次背多少糞，一天背多少，得多少分？」我關切地問。

「一背二百多斤。」玉柳坐在遠處一條凳上，把足放在桶裡。

「二百多斤？」我簡直驚了，看著這個秀氣的大力士姑娘，「林華也背嗎？」

「背，她背得少一點，現在每背可以背到一百一二。」

「老王你是在家裡等，還是我叫玉柳去把她找回來。」

我想看看山區集市，便道：「不麻煩你們，我自己去。」

我跟著她們指的路，步行了八個公路樁到了石馬，場已經散了，街上沒有什麼人，除百貨公司、供銷社還開著外，就只有一家賣麵食的館子，留在場上的多是知青，他們無目的地在街上轉去轉來，多半是為了混時間。在場口一家茶館門前我看見了林華，她穿著黃軍衣，拖著兩條不長的辮子，背著個軍用挎包和一個女同學坐在椅子上吃著買來的餅乾，她轉臉一下看見了我，顯得十分驚訝。我笑著叫了聲：「林華。」

她陰沉著臉，眼裡充滿怒氣問：「你跑來幹什麼？」

「看你。」「誰要你來看。」「做爸爸的看女兒是他的天職。」我忍住心裏的火。

「我不需要這種天職，十七八年來你把媽媽和我還沒有害夠嗎！」她在同學耳邊嘀咕了幾句，便揚長而去。我呢，由於愛的心切，竟尾隨在她的身後，她在街上走了一圈，碰見了一個男同學，不知向他說了幾句什麼，男同學竟提著拳頭向我走來。

「你老跟著林華幹什麼？」男同學也是穿的軍裝，胖篤篤的身體蠻好，他截住我，擺出一副鬥毆的架式。

「幹什麼？」我笑起來，語意有點挑釁：「你說幹什麼。」

「幹什麼？老子要捶你。」他揚著手裡拳頭。

「你為什麼捶我？」我斂住笑有趣地問。

「你一個陌生大漢老跟著一個姑娘想要幹什麼？」

「陌生大漢……」我望著他那大義凜然，誓與邪惡戰鬥的樣子有些敬佩，但又覺得不問青紅皂白地介入也未免太天真。我看實在忍不住了，哈哈一笑：「你看我像不像陌生大漢？告訴你小夥子，我是他的爸爸。」

「你是她的爸爸？」他不相信地看了多一陣，漸漸鬆開拳頭，那張充滿敵意的臉變得迷惑，繼而轉變為懺悔，最後向我賠禮道：

「你姓王，叫王林是不？」我點點頭。「我叫鄭南，聽我爸爸說過你，想不到在這裡看見。對不起，剛才我太冒失，不問清情況就要動武。」他轉頭向著遠去的女兒叫一聲：「林華，你搞些什麼？」

林華頭也不回，挽著同伴的手，加快腳步走出了場口。鄭南笑了笑也抱歉地走了。

我尾隨著她走了好長一段路，在一條小溪邊的女真子樹下，她和同伴坐了下來。當我走近時，她抬起頭火沖沖地問著我：「你怎麼老跟著我？」

我站著，用手絹拭著額上的汗，放緩聲音，感情真摯地道：「林華，我幾百裡路跑來幹什麼？要你不是我女兒何苦這樣做。」

「我不是你女兒，我認不到你。」她口氣很硬，說完卻笑起來，把頭枕在同伴肩上，帶著幾分嬌氣：「他說，他是我爸爸，你看像不像。」

同伴抱著她脖子，無言地望著我一笑，然後不知在她耳邊說了幾句什麼。王華用手扯一根絲毛草挽個圈，扔到水裡，停了半響道：

「你多久走？」「明天。」「你今晚住在哪裡？」「陳會計處。」我怕意思不明白，補充一句：「他們留我歇。」她站起來，展展眉毛，向同伴道：「今晚我不回去了，到你那裡住去。」「林華！」望著她的背影叫了聲，可她連頭也不回。我真的氣了，感到有生以來沒有過的辛酸和失落，滿腔悲憤難以言表，決定不再跟去，便毅然地掉頭順著馬路回到陳家去取東西。

「王叔叔，找到林華沒有？」我進門玉柳這樣問我。「找到了。」我感到我聲音在發抖，眼角有點濕潤。「她……」玉柳看我難過的樣子再沒有說下去。

我強忍著滿腔辛酸，取上掛在壁上的行囊。陳大嫂瞥見即搶下來，「老王，今晚就在我家住，要走明天走。等會玉柳她爸爸回來，你們擺擺，我會教育林華，哪有連親生父親都不認的道理，世界上沒有這本書。」

這時，玉柳也安慰我道：「王叔叔，不要走，我是團支部書記，我幫助她，叫她認你。」

天黑前陳會計回來了。他個兒大，身體魁梧，一臉是歲月風霜留下的皺折。穿著一套褪了色的藍哢嘰制服，經妻子介紹後熱情地和我握手：「稀客稀客，山區地方沒好茶好煙招待，便飯是有，要不嫌棄耍上十天半月。」

我道過謝以後，他坐在桌邊卷葉子煙，問：「王同志，你現在在哪兒工作？」我不能說真話，只能撒謊：「去年解決問題後，安排在鐵路工段上當醫生。」

「好工作，好工作！」他吸上煙，「方向盤、聽診器都稱‘實權’派人物。現在社會呀，不像五十年代了，一切都得講關係，你能放下筆桿學醫到走上了好路子。對醫這行道我看得起，要不是解放我也會去學的。」接著簡介他的歷史。他出身中農，十八歲高中畢業正趕上解放，參加了縣工作隊，因工作積極很快入黨，1952年土改後分配到縣上財政科作副科長，1959年反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由於他的遭遇和我相近，對我便十分同情，說話也就很合拍。

「我就不承認‘右派右傾’是什麼錯誤，‘反右’鬥爭我也鳴放過，好在當時縣委楊書記是我剿匪工作隊的隊長出面保了駕，不然那時我就遭取了。誰知躲脫第一關沒有躲脫第二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倒給我戴起了。戴就戴，有什麼怕的，勞動不一樣吃飯麼。他們後來又覺得不合適，要給我甄別，我說甄別什麼？當官的說這是毛主席政策。我看啥子叫政策，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用尿淋。甄別先安排我到公社當會計，我先初是不去的，經不住左說右說才答應。‘上回當，討回乖’，現在我除了賬目什麼也不管，免得賣力不討好……」

他的經驗之談，對我們社會是一個真實的寫照，生活以無情的事實告訴人們，一心扑到革命，熱愛「黨」的事業的人並不一定得到好的結果。相反庸庸碌碌，混天過日，安於現狀，落後保守，無所事事，得過且過，對上級絕對服從，對人民百般欺壓的人，卻一直過著舒適日子，並且步步高陞，還得到漂亮的桂冠，原因何在呢？這就是層層幹部委任制所形成的媚上壓下的惡劣的官僚主義作風。公社所負責的是縣，縣所負責的是專區，專區所負責的省，省所負責的是中央。如果將委任制改為民選制，實行「幹部是人民的公僕」，那麼就不會存在以上的弊病。「為人民服務」在我們國家的一些地區、部門完全是句空話，正確點說是在為上級領導服務，權力才是令他們眼紅的東西。

在我們談得正濃的時候，不覺已是上燈時分，陳大嫂擺上了飯菜，一碗臘肉，一碗油香葫豆，一個白菜湯，主人的盛情使我感動。

「陳大哥，我打著一雙空手來，這樣操撓實在不好意思。」

「不要這樣說，要你看得起我就耍兩日。」

飯後不久林華回來了，身後跟著一個三十多歲戴遮沿帽穿制服的中年人。玉柳向我說這是他們的大隊長。大隊長進屋和陳大哥打過招呼坐下來，空氣一下顯得有點緊張，沉默了好半天，大隊長開腔了：

「同志，你是路過的吧？」

「我來看女兒。」

「看女兒？」大隊長似乎有點懵了：「你女兒是——」

「林華。」玉柳補了一句。

「林華？」他更懵了。陳大哥輕輕拍他下，兩人走到另一間屋子低低說了好一陣又才進屋。

「你有證明吧？」

我鎮靜地笑笑：「外出人員怎麼沒有證明。」

大隊長不言串了，林華卻如同生人樣地向我進逼：「有證明就拿出來看。」

「好厲害！」我心裏自忖，誰敢相信說這樣話的是自己親生女兒。我做出無所謂的樣子，只是慘淡一笑。

「有證明就拿出來唦！」林華進逼得更厲害了。

我望眼大隊長，他是有點拿不定主意這樣說：「本來這些事不由我們管，按正常你來時先到公社，我就不會來過問了。」

語氣間很明白，他還是想看證明。「大隊長你是不是需要看證明？」「看一下也好。」

我打開皮包，取出那張經藥水洗掉塗改的廢證明。林華一看卻叫開了：「假的，假的。」我不動聲色地笑笑：「我沒有聽說過證明還有假。」

大隊長拿著證明看不出破綻還給我，臨起身時道：「對不起老王同志，我參與了你們家庭矛盾。林華跑來向我說，說一個陌生人纏住她。我們為了對她安全負責才來麻煩你。」看來林華不可能認我這個貧窮潦倒的爸爸了，因傷痛過余，我也不存在希望。陳大哥將我安頓在他的住室，聲稱回公社有事，明早再陪我擺龍門陣。我一人穿著衣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深感人間太冷酷。玉柳輕輕推開門走來，向我說：「王叔叔，不要難過，我正在幫助她叫她認你，她主要怕她媽媽知道以後不好過日子。我說你媽媽不會知道，只要你不說。隔幾百裡，她又沒有生‘千里眼’。」「謝謝你，用不著勸她，離開她我照樣能活下去，怪我不該風塵僕僕跑來，十幾年來我總感到對不起她，沒有給她縫過一件衣服，買過一本書，對她的成長沒有盡一點責任，但我有什麼辦法，我是‘右派’，一個失去自由的人。但我決沒有想到，我受了社會的作踐，還會受女兒的作踐。唉，跑來這裡為著什麼啊！‘可憐天下父母心’，這話不假。我沒抱任何希望，既不靠她供我，也不靠她養我，如果我有能力的話一定支援她。你是團支部書記，我拜託你三件事，第一，決不讓她過早談戀愛；第二，每晚必須歸宿；第三，督促她加強學習。另外請將這10元錢轉交給她，作為我此次來的一點心意。」

「爸爸。」林華不知是幾時走進來的，她忍不住了，這時叫了一聲。玉柳笑起來：「你想通啦？」

林華低著頭，站在我的床前，在燈光照射下眼角閃著兩顆亮晶晶的淚珠。也許由於過於驚喜，我反說不出話了。

「你們談談吧，我出去一下就來。」懂事的玉柳姑娘滿心歡喜，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走了出去。

「爸爸，不是我不認你，你應該為我著想啊！你來幹什麼嘛，我要是調不出去在農村怎麼辦？玉柳看來對我很好，可現在的人反覆大，萬一她今後為了自己利益，說我和你‘劃不清界線’，麻煩就來了。」

「不會吧？這姑娘不是這樣的人。」

「你敢保證？」林華過於的成熟，使我感到驚訝。多麼奇怪，幼小的心靈竟這樣深通世故，想得好遠好遠，這是險惡社會對她的冶煉啊！出於愛女兒之心，對自己行為似乎感到不對了，我以承認錯誤的口吻道：「林華，原諒我這一次，今後我不再來了。」

「就這次都夠受了。」她笑起來，少女豐潤的臉上現出兩個深深的酒窩，掛在眼角的一串淚水滾了出來，是歡喜是高興還是悲傷啊！隔會兒她拿來本日記羞澀地說「爸爸，你看這是我寫的。」

我展開細細地讀了一遍，見是詩，寫得還可以，有詩的情感，有詩的凝練，但字裡行間顯得對前途憂鬱，對人生彷徨，流露出某種不幸的悲觀情緒。

「現在你應該多學習，準備升學。」我看完後還給她，「現在還是寫的時候，練練筆可以。」

「升學？」她淒然一笑，笑得像朵慘淡的白玫瑰，「怎麼可能呀，去年考試我是全班成績最好的一個，五科465分，還下到了鄉下……」

以下的話她嚥了回去，我也不用問知道它是什麼內容。我們父女談了會兒其它，臨了她告訴我說：「玉柳問，還是說我沒有認你，免得日後麻煩。你明早起床就走，就不要見我了。」

我答應著她的請求。這一夜睡得很不好，不到天亮我就起來告別主人悄悄地離開了。我披著一身霜色，踏著枯草鋪黃的山間小道，沿著黑巍巍的山岩，穿過莽莽林原，向著一線曙天走去。大地呀！哪兒能容納我？宇宙呀，誰處可以讓我這片風中的落葉棲息？我向前走，盲目地向前走，僅抱著一個希望：明天比今天好。是的，明天會比今天好。但我的女兒已經被「階級鬥爭」的政治陷阱搶走了，永遠地搶走了……

1978年8月27日草於雷波馬湖獄中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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