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中國人，是否有勇氣選擇沒有牆的生活？（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1月26日訊】聽說美劇《越獄》進入回歸季，那個不知死因的米帥，帶著他略顯臃腫的身板和水漲船高的身價，即將復活。
這是一個關於拯救的故事，弟弟為了救哥哥，通過不斷與魔鬼結盟多次越獄，並收集證據以求脫罪。其實，無論身處牢房，還是成功逃脫，他們始終籠罩在一個巨大的監獄中。
以二十年前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為拐點，監獄題材成了一種獨特的影像題材，並創下兩座山峰。因為有那些經典橋段的記憶植入，近來網路遠征軍大熱之時，翻牆與越獄以某種時間錯位，拼湊出諸多黑色幽默——
場景之一：有人越獄來自首，有人翻牆去愛國；
場景之二：翻牆遠征自由人，然後興高采烈返回監獄；
場景之三：我們今天誓死捍衛的，是日後你們享有翻牆的權利。
果然，「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古典詩意中的畫面，在今天看來有著另一番政治喻意。這場網路運動無疑是一種集體狂歡，通過情緒的暗示和傳染，使得追隨者沉浸於一種宗教般的勝利氣氛中而難以自拔。
有些旁觀者由此看到了絕望，有些旁觀者則在絕望中看到希望。
一
同樣是宣揚愛國主義，夢工廠電影《最後的城堡》有著另一種詮釋。
這座由城堡改建而來的軍事監獄，迎來了重量級犯人——參加過海灣戰爭並有顯赫戰功的三星將領歐文。典獄長溫特上校素以嚴酷的鐵腕政策而著稱，起初，他對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囚犯將軍頗為崇敬，可是隨著歐文不斷對監管方法表達對抗，尊敬變成了不滿，直至升級為公開的敵意。
上校開始使用一切方式打擊將軍，成功將歐文塑造成囚犯中的領袖，並引導眾人跟隨他完成一個新的使命：控制這個監獄，解除溫特的指揮權。這些昔日的軍人、如今的犯人，抱著重新回到戰場的覺悟，在精密組織和絕密行動中完成作戰準備。
這部電影的主題不是越獄，僅僅只是爭奪控制權，起事者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維護軍人的尊嚴。影片無處不見寓意，將軍搬運石頭的情節讓人想起《老人與海》
囚犯們一直在修一堵石牆，他們謂之「城堡」。這幫業餘工人的消極怠工，始終讓工程拖拉而劣質，是自暴自棄的心理投影。將軍卻使這一切發生逆轉，犯人們壘牆竟然壘出了感情，就像壘紀念碑似的把自己名字刻在上面，並把它當作心中的城堡。
同樣是主旋律，題材關乎征途，只是表達各異，這或許跟導演有很大關係。
我特想知道，網路遠征的原始動力來自何方，純粹是自發？還是意識形態？甚或商業力量？在社交媒體時代，所有的演技需要經得更廣泛的目光檢閱。
二
「月冷籠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
身為畫家，高爾泰寥寥數筆，即以畫作般的場景令孤寂刻透紙背，腦中烙印，過目難忘。
在甘肅的夾邊溝勞改農場，他度過了青春年歲中最黃金的一段。散文《沙棗》這樣回憶，有次出工，他發現遠處的沙丘上有顆沙棗樹，熬到收工，獨自掉隊，偷偷溜去採摘。他沒有逃走的念頭，後來拚死追回農場。
這篇回憶錄中，他說自己像一頭孤狼，在集體中聽人擺佈，早已沒有了自我，而此刻忽然孤身一人，竟然覺得有自由之感。可是，他畢竟要回到那列長長的飢餓隊伍中去。文尾十字收筆，令人拍案。
無巧不成書，高爾泰的這句話激活了作家胡洪俠的一段特殊記憶——
1983年，胡洪俠與大他20歲的李曉嵐，主動投向監獄。那是一個文學年代，身邊熙來攘往的人，有的在寫詩，有的在寫報告文學，有的在學西方意識流，他們倆喊著叫著要寫長篇小說。於是找到一個好地方——監獄，「見不著認識的人，沒什麼干擾，自由得很。」
數十年後，讀到高爾泰的文章，胡洪俠「棄書長嘆，想狂歌，想醉酒」。他撰文回憶，「獄中的日子，安靜，寂寞。有時候實在難耐，悄悄回城看一場各路走穴明星拼湊而成的文藝晚會，然後連夜再趕回去，彷彿越獄的人無處可逃，只好又回獄中自首。」
這種在監獄采風的經歷，僅是作協會員的特權，並非人人都有，也僅是一種場域的模擬，難以形成刻骨心跡。至於瓦爾登湖之外的梭羅，則開創了另類突破。
梭羅視個人獨立自由如生命，卻以六年不交投票稅而主動「追求」監獄。他不僅公開宣稱自己不願意納稅，而且認為「正義之士的真正棲身之地是監獄」。他被傳喚，很歡樂地入監服刑。「當我站在牢房裡，打量著牢固的石壁，那石壁足有二、三尺厚，鐵木結構的門有一尺厚，還有那濾光的鐵柵欗。我不由地對當局的愚昧頗有感悟。」
這種「追趕監獄」，顯然跟網路遠征軍截然相反，也區別於牆裡人的反向操作。梭羅提出的公民不服從，本人從未致力於完成統一而完整的理論架構，但經甘地等人獲得光大。
一般來說，公民不服從是指：個人或群體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非暴力、故意、公開違反與自己的政治、道德或宗教信念不符的惡法，並自願接受因此導致的制裁。這有別於革命。
上述方式，並非一致，程度有別，但都在嘗試體驗那堵有形或無形的牆。
三
牆的存在，總能提供諸多超越想像的現實存在。
《打鐵記》做過這樣的類比——「為什麼香港人可以在大陸隨便呆，大陸人只能在香港呆七天？」「監獄裡的犯人想要出去肯定有限制，外面的人想進監獄體驗就隨便了。」
回溯所有關於監獄的影像，《肖申克的救贖》以其獨特地位至今難以超越。全片透過監獄這一強制剝奪自由、高度強調紀律的特殊場域，來展現作為個體的人對「時間流逝、環境改造」的恐懼。
囚居半個世紀的老布獲得假釋，他選擇自殺身亡，因為他習慣了監獄的一切，而假釋卻是面對一個更大的牢籠，一個他完全適應不了、手足無措的現實社會。換言之，監獄更像是一種被形象化的「體制」。
正如瑞德在其中的經典台詞：「監獄裡的高牆實在是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是體制化。」
警備森嚴的肖申克是一個具有寓意的象徵，如同我們在現實中經常遭遇的一種冷酷的權威的代表。當我們懵懂無知的時候，開始不斷地接受各種各樣的的訓練、效仿和暗示，向著人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一點點進發。漸漸地，我們擁有了統一的節奏和頻率，自己對此卻一無所知。
什麼是體制化？很明顯，它包括某種規制、習慣、意識和氛圍，是一種人的心理依賴，或者說，是人在特定體制下形成的心理依賴。
「人總是社會動物。從客觀上講，一個人強大，不是因為他本人強大，而是因為他的社會關係強大。拆散他的社會紐帶，他自然就弱了。」劉仲敬說。
村上春樹有著相近的翻譯——每個人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名叫體制。「體制本該庇護我們，但有時候體制不再受制於人，然後它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地、有效地、系統地殘殺別人。」
其實，那些習慣於靜默的旁觀者，與那些熱鐘於翻牆的狂歡者，並無根據區別，他們與導演共同構成了這個強大的體制，是高牆的搬運工與建設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