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在獎勵創造發明方面應該奮起直追
【看中國2016年01月20日訊】人類社會的發展提高有賴於創新，而創新能力的育成除了對於當前或近期經驗材料的觀察體驗與思考感悟外，也需以史為鑒從別人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啟發而避免重複辛勞，並且延伸那些成果而別開生面另辟新徑。這不僅是對於正確的論斷之繼承發展，也是對於錯誤觀點的分析審視而從原作者正誤糾結的思路中辨認其合理因素揚棄其中的錯誤。例如哲學界對於德國哲學大家黑格爾在《邏輯學》一書內的唯心辯證法加以取捨而推崇他的辯證法這一輝煌組元。中國古人認為核桃仁可以補腦是看到核桃仁的褶皺形似人腦，這一思路無疑是錯誤而牽強附會的；但現代的藥物學家根據食用核桃者腦力有所改善這樣的統計事實推想到核桃仁可能含有補腦的成份而用化學分析的方法從中提取了亞油酸等益腦成分。這就把前人偶然巧合的猜測轉化為理性的發現。所以，科研工作者除了普遍採用田野觀察法與實驗方法等取材和驗證的途徑外，也得重視文獻的利用。中國大陸當局對於書刊的發行劃分公開發行與控制發行的做法是阻礙人們對文獻的利用的。這一限制在「改革開放」後有所鬆動，但仍需擴大解禁。
除了彙集整理文獻資料的出版業之外，供人們利用資料的圖書館或情報中心之有效管理與合理使用也是重要的一環。上海市第二醫學院附屬第六人民醫院的外科醫生陳中偉在斷手再植方面貢獻卓著，除了他多年積累的臨床經驗外，他也得益於經常到不對全社會公開的上海市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等機構去查閱國外出版物。中國大陸在1960年代之前電子工業是落後的。自從建立了科技情報研究所而向科技工作者發放閱覽證以及光華出版社影印外文書刊由設在大城市的外文書店半公開發行之後，中國大陸的電子工業發展便大為加速了。然而，密切關聯於政治的社會科學資料方面限制仍嚴。除了不合理的政治體制的壓抑外，這種為愚民政策服務的信息封鎖阻礙了民眾政治覺悟的提高，以至於在1989年和平請願的民主運動發生後，軍人竟忍心盲從上級命令向民眾開槍。試比較羅馬尼亞，該國那時雖也是實行類似於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但因該國疆域不大，民眾容易收聽到鄰國電臺的廣播而民主信息較多，不僅民眾效法中國人民向政府請願，而且軍人在政府下令鎮壓後敢於調轉槍口向督戰的特工開戰而取得了遠勝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政治革新成果。
即使在信息限制較少的民主國家，圖書館的管理之合理與否也影響著文獻的利用效率；因此，曾在耶魯大學擔任教授的人類學家默多克（G.P.Murdock)與其他學者在1930年代對於人文學科的資料提出了不同於十進分類法的檔案化事業，帶動了世界各國對于思維科學的創新研究。世界各國既普遍稱讚日本民族的善於模仿其他國家的成果，也中肯地批評了日本在率先創新方面的不足。日本政府與學界在意識到這一狀況後，沒像中國大陸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飾詞去美化新封建專制那樣自欺欺人，而是認真反省奮起直追，不僅加快了科技創新，從1970年代以來在電子工業上呈現超越歐美之勢，而且早已大力開展關於培養創新能力的研究與推廣。例如1958年鑽石（Diamond)社出版了奧斯本（Osborn)的《擴大獨創力吧》這本書的日語譯文。在1960年代日本獨創性協會開始編印《獨創》論文集；創造性研究會在1965年編集並由誠信書房出版的《創造性研究第一集》中闡述了該研究會的設立經過與旨趣。《教育心理》雜誌在那同一年出版了《特集---創造性》等等。在那股熱潮之中，人們的眼界是廣闊的，例如人們從大科學家愛因斯坦的話中領會到佛教中的哲理，而且恩田彰撰寫的《禪與創造性》這篇文章被刊登在那一年的《獨創》第二期上。中國大陸對於這方面的研究著力不多，這與當時「文革」式的錯誤政治運動對文教科技事業的摧殘不無關係。
痛定思痛，中國人民已經經受不起再折騰了。在歷史上有過眾多創造發明的中華民族被皇朝舊封建制度與權力集團新封建制度拖累而創造性被壓抑的情況再也不該繼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