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在市人委機關的日子
我從一個基層政權機構進入一個副省級的政權機構，無疑拓寬了視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東西。不過任何一級政權都是共產黨的的機器，都是毛澤東的意志化身，沒有獨立的思想，一切唯命是從，心目中根本沒有人民。所謂的「為人民服務」，只不過是保住官位的代名詞，所以我們的國家是毛澤東一人的國家。
一，調離區政府
為糧食統購統銷的事情，我和區長李運行的矛盾越來越公開化，他沒有辦法整治我，我除向市委反映外也沒有其它辦法來搗騰他。在這期間他也想找我談談改善關係，但因各種原因未能如願。
陳崇陽幾次來勸我說：「老黃，李區長再不對，總是頂頭上司，‘縣官不如現管’啊！我還是那句話，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
夢覺是個飽讀詩書、滿腹經倫、知今通古的人，接過話頭鞭辟入裡地分析說：「黃牛，我佩服你敢闖敢沖的精神，依我看無論新舊社會，當爸的誰不喜歡聽話的孩子？領導，是革命的長官；組織，是我們衣食父母。士兵怎麼能去反對長官？兒子怎麼能去反對父母？中國是個小生產的國家，幾千年來都是封建專制的社會，這個國家的特點：老百姓對官長，兒女對父母，妻子對丈夫，幼輩對長輩，必須恭恭敬敬地服從。澎湃同志說得好：順從是中華美德，反抗是神州罪惡。古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他們的話十分有道理，但我是個喜歡堅持已見，好鑽牛角尖的人，而且一鑽進去就很難退得出來。我放下手中的書，想了想很平靜地說：「你們的意見不錯，但我總想不通，我和李區長之間的矛盾總有個誰是誰非的問題，他不關心幹部疾苦，我向機關黑板報寫稿錯了嗎？他不顧實際情況把農民口糧統購去，我向上級反映情況又錯了嗎？真理只有一個：要麼他對，要麼我錯。他錯了就道歉，我對了就堅特。我不會用革命的原則去作交易，寧肯不入黨不提幹。」
他們兩人知道說服不了我，只好一笑，轉個話題討論其它事情去了。
新來的區書記委崔志也幾次找我談話，希望能夠化解我和李區長之間的矛盾，可我仍「一根筋」：「他主觀，不承擔責任，明明是他壓下的任務數，卻說別人是強迫命令。」
崔書記笑著道：「小黃呀，他是領導，領導總得有威信呀！這事又沒有處分你，你為什麼老鑽牛角尖？」
我不依不饒說：「毛主席不是教導我們，做工作要認真負責，處理問題要實事求是，李區長為什麼不實事求是？」
崔書記無可奈何的苦笑了一下，不停地搖著頭走了。
不久全市編製調整，龍潭區與金牛區合併，不知何種原因我上調到市人委辦公廳秘書處作秘書，掌管人委大印。是相信呢還是踢我出門？
成都市建制沿用中國傳統叫政府，後來毛澤東強調「以俄為師」和「一邊倒」的政策，從1953起去政府為「委員會」，但首腦人物仍稱市長，機關還是叫政府，只是掛在「小天安門」（老成都政府在皇城裡面辦公，皇城與北京天安門一樣，有高高的城牆，有威嚴森森的門洞，故有此稱）門洞前的大木牌是「成都市人民委員會」。「十年文革」改稱「革命委員會」。打倒「四人幫」後的1981年又「官復原職」仍叫政府。從這名稱的變化，就可以窺測出中國不平靜的歷史歲月，一直在折騰中。
當時成都市市長叫李宗林，常務副市長叫米建書，另外還有兩個「擺設」副市長（指民主人士沒有實權，我們私下如此稱呼），一叫李劼人、一叫黃漁門，他們兩人都是非黨人士。前首，文化界名流，著有鄉土文學《死水微瀾》、《大波》；後者，大資本家，裕華紗厰的老闆，擁有小洋樓、小汽車。
人民委員會座落在市中心的老皇城內（俗稱皇城壩），傳說這裡是當年蜀漢劉備的都城，有點類似北京的故宮。它的四周是高大的城牆，雖然不少地方已經坍垮或拆除，但正南方仍有三座巍峨堅實的拱門，拱門外約五百米處有條環繞城牆的小溪叫金水河，河上有三座拱梁石橋，其形狀格調近似天安門前的金水橋，故成都皇城又有小天安門之稱。皇城內有兩座巍峨的大殿，一曰明遠樓，一叫致公堂。致公堂外有個高大的石牌枋，上書「蜀求俊義」四個大字。我去時明遠樓已是會議廳，省市領導重要會議都在這裡舉行，週末則是首長們秘密的舞廳；致公堂是大會議室，市裡上千人會都在這裡召開。
其實這兒不是蜀漢都城，據李劼人先生考證說：這兒是明朝考選秀才舉人的貢院。凡有貢院的地方都有緻公堂，明遠樓，但都沒有成都的崇宏偉麗，因它原是蜀王府端和殿改建而成。除此還有清明堂、衡文堂、文昌殿、抄錄房，受卷所、布科所等多處房屋，另有考棚子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五間。考棚在廢科舉時被拆除，只留下一片空地，一般人呼為皇城壩。
在明遠樓的左下側，有五排一通的老式平房，可能就是當年貢院官員辦公的地方。這些老式平房均有屋高、牆厚、中空、隔音、窗欞結實、冬暖夏涼的特點，全成了辦公廳的辦公場所。。
可惜這些近三百多年的古建築的後來逐步逐步拆除，那座十分有民族特色的「小天安門」在「文革」夷為平地，改建為「毛澤東思想萬歲紀念館」，不倫不類，好不可惜！
辦公廳下設兩個處：一叫行政處、一叫秘書處。秘書處主任叫傅傑，是個女強人；行政處主任叫高興德，當兵出身的武棒棒。那時共產黨講節約，講勤儉，機構垂直，人員精幹，從勤雜到幹部不足百人，同是一個辦公廳，現在不下千人。這也難怪，一切都在漲價嘛！除市長、副市長李宗林、米建書有專用汽車外，局長、處長、主任，一律自行車。
幹部吃飯先分特灶、小灶。中灶、大灶，穿衣服分灰制服、。粗呢制服、細呢制服。能吃特灶的大概只有米建書一人，凡是吃小灶和穿細呢制服的稱高幹，行政級別在十三級以上；穿粗呢制服，吃中灶的是縣團級幹部，行政級別十四級以上；十七級以下的科處級為為一般幹部，穿灰布制服，吃大灶。我是二十級幹部屬主辦科員，正處於上升階段。
秘書處下設市長辦公室、秘書室、保衛室、文印室，我在秘書處秘書室。這個室有五個人，在一間大辦公室辦公，互不通氣，各幹各的事。我的工作就是蓋市府大印和卡市府鋼印，只認主任簽字，工作極其輕鬆。有時一週不開張，多半時間在自學看書。上下午有15分休息，用於做工間操。幹部大食堂設在鵝市巷一個大院子裡，用菜飯票購買，肉菜一毛，素萊五分，一餐飯頂多花一毛五分錢。
住宿在市府機關統一宿舍。宿舍有五幢，一幢司局級領導幹部住，均是大小不等的單獨院落；一幢局處級中層幹部住的地方，為單房或雙房，無衛生洗浴間；另三幢是單人宿舍，每舍四人，廁所、洗浴公用。每天早晨七點起床，洗漱完畢即到門外大街上列隊做廣播體操，一個個生龍活虎，英姿勃勃，全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大家心態平衡，守貧安樂，職務無論大小，不覺得有什麼不公不義之處。相互無利害衝突，單純熱情樸實，無忌妒、無怨恨，無爭鬥，更無檢舉揭發一說。人人像姊妹，個個像弟兄，團結和善，和衷共濟，真是親密無間的同志。
我們秘書處每到週末常有個特殊「任務」，為首長舉辦小型舞會，將各局、各委中最漂亮的女同志通知來和領導跳舞。常來跳舞的有賀龍、李井泉、米建書、郭實夫、葉石等大幹部。舞會是保密的，不准外人進去，我的任務是和保衛室王承銳把門。王是西藏轉業回來的軍官，長得帥氣，喜歡打球，我們常在一起聊天。
他送過我一柄西藏帶回的印度牙刷，我還送一冊日記本，並在首頁上寫了幾句打油詩：「不信鬼來不信神，千錘百煉鋼火純。大師筆雄出砥礪，巧匠工精在奮勤。土肥苗壯花自艷，水豐籽滿果壓林。若問人生成功路？刻苦求知創光明。」想不到這首五十六個字的打油詩，兩年後竟然連累他成了右派，開除公職送回老家監督勞動，致使新婚不久的妻子離異，毀了一生。閑時，傅傑主任也找我聊天，除了向我講敘革命道理外，便是鼓勵我進步，多為革命作貢獻。而我總是請纓，希望領導上多給我點工作，一天太輕鬆了有點對不起黨和毛主席。她聽後總是笑笑說：「小黃呀！你太年輕了，這是個很重要的位置，不是你出身和政治條件好的原因，根本是不可能坐到這裡的，好好鍛練幾年，待你成熟後，提拔起來作點什麼？」
我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老纏著領導要工作，對坐著拿錢的差事還不安心，你說該不該當右派？。
二，兩次特殊任務
那時的中國是個「一邊倒」的國家，所謂「一邊倒」就是堅決倒進蘇俄的懷抱，處處與美、英等民主國家為敵，處處學習蘇聯。無論穿衣蓋房子，修馬路建工廠，都是「以俄為師」，縱是「洋毛子」放個屁也說是香的。比好成都過去的中學校都有各自的名字，比如樹德、建國、華英、華美、成縣、市中，各個中學有各個中學的校歌、標誌，後來全廢了，一律按數字排列。學得維妙維肖的是每年兩次大遊行，一次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一次是「十一」國慶節。這兩個大節日，從北京到全國省會城市都要大大慶祝一番。慶祝的方式就是幾十萬人聚集在一起，舉著紅旗，打著橫幅，抬著馬、恩、列、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袖領畫像，以及我們國家毛、劉、周、朱、陳的畫像，接受黨和政府負責人的檢閱，所以各個城市都要修個大廣場。現在雖然不遊行了，仍要有個廣場，稱為「形象工程」。大約就是這麼「遺傳」下來的。
為了舉辦好大遊行，凡參加遊行的機關、工廠、學校和企事業單位的人員，幾天前就要參加排練，從早至晚從不停歇，真叫勞民傷財！這遊行到底有什麼好處？據說，一可顯示人民大團結的力量，警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不要亂動，人民吐出的口水都會淹死你們；二是表達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以及領袖們無比的熱愛與擁護。其實是統治階級在享受權力，滿足感恩的慾望：我解放了你們，給了你們的穿，給了你們的吃，你們就要喊我萬歲！是統治者的自我「意淫」而已。
這種勞民傷財的遊行，每年如此，每個節日如此，對老百是勞役的付出，同時也是身份的檢驗，因為地、富、反、壞、右（那時還沒有右）和無產階級專政視為敵人的人，是沒有資格參加的。不但沒資格參加，到節日當天，還被「集中」到公安局派出所去名為「學習」，實則是臨時性的關押，以防他們「搗亂」，你說這種作法像不像「神經病」？成都是這樣，全國是這樣，能參加遊行表示你是人民的一分子，要不能參加多半是專政對象，所以大家樂而不疲。
成都遊行廣場是人民南路，檢閱臺是「小天安門」。每當我舉著鮮花，扛著紅旗，口呼萬歲路經於經時，總要抬起頭看看城樓上的省市領導們，既崇敬又羨慕，既景仰又遐想：何年何年我也能站到城樓上享受享受？誰不崇拜權力，誰又不祟拜權力？古往今來，爭的就是這個東西！流血砍頭，屍橫遍野，在所不惜……
機會終於來了！1954年的「五一」勞動節與往年的勞動節不一樣，因為這次遊行檢閱的不只有省市委領導，還有西藏頭人達賴喇嘛參加。達賴是西藏的神，西藏的領袖，就像中國共產黨的神主牌毛澤東！
在此之前10天，領導就作了精心的佈置與安排。他們說：達賴是西藏最大的頭人（請注意：在人家心目中達賴就是個「頭人」，根本不承認，更不尊重藏族的宗教和達賴的宗教地位），要去北京晉見偉大領袖毛主席，四川成都是他第一站。我們一定要做好保衛工作，不能出任何問題，這事關黨的民族統一戰線和穩定西藏大局的大事！其真實目的，是讓達賴看看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力量和人民群眾怎樣擁護熱愛共產黨。
達賴當時和我一樣都是個十八九的孩子，由於出身與地位的不同，自然思想和認識不一致。傳說他十分亱郎自大，以為西藏大得不得了，有槍有炮有藏軍，身份相當於皇帝。出藏時，坐汽車他要坐車頭，說從來沒有人敢和他平起平坐，司機怎能和他並排？通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他解釋半天，後來雖不坐車頭了，卻封了司機為四品官，這樣才同意坐上汽車。此傳說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不過後來我又看到同樣的故事情節，主角卻不是達賴，而且慈禧太后，原來是個「創作故事」的公式，可以隨意套在任何人的頭上。不過這到恰好反映出某些人的夜郎自大，瞧不起人家。反正他來到了成都是真的。又有人說達賴的屎尿在西藏人眼中都是神藥，老百姓搶著吃。我也不太相信這些傳說，不相信人世間有這些愚蠢事！其實這到正說明講這些話的中國人自己的醜陋。
為了做好達賴的接待保衛工作，辦公廳成立了一個五人接待保衛小組，我作為工作員名列其中。這個組主要負責達賴當天在城樓上檢閱的安全，包括送茶水、毛巾等服務事宜。那天遊行有30多萬人，把巨大寬闊的人民南路擠得水泄不通，站在城樓往下看去，全是黑壓壓的人頭和五彩翻飛的旗幟，無邊無際，蔚為壯觀，歌聲鼎沸，感人十分。
好壯觀！好壯觀！人的海，人的河，忘記渴，忘記累，為的表一片赤心，奉獻一片忠誠，無怪當官的喜歡如此。是權力在玩弄人，還是人在玩弄權力？你想，幾十萬人打從面前經過，又是歡呼，又是口號，還有什麼比這更榮耀、更威風？
此時，只有此時，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每年都要舉辦兩次大遊行？就是為了滿足權力的慾望。正如項羽說的，「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特殊材料制」的共產黨人，豈止是衣錦還鄉嗎？！在遊行前半小時，達賴和他的家人以及經師、隨從，分乘五輛小車來到城樓下，早守候在那裡的市長李宗林、副市長米建書，立即上前拉開車門，畢恭畢敬等候達賴下車。達賴昂著頭，直著身走出轎車，既不與兩位市長寒暄，也不向四周迎接他的人揮手，目不斜視，旁若無人，氣宇軒昂，邁著大步挺胸前行。
他臉龐清瘦，高挑個兒，身著玄黃長袍，頭戴金絲編織的盆帽，白淨的臉上架著一副金邊眼鏡，長長的袈裟拖在地上，由他姐姐牽在手中，一大群隨從緊跟身後。李宗林、米建書兩位市長笑容可掬，不離左右，態度謙卑恭順，慇勤至極。達賴沿著水泥路緩步前行，來到城樓向四周望了一眼，然後登階拾級而上，兩位市長跟在身後，一點也不敢怠慢。我心裏在想：「共產黨真偉大，為了國家的利益，西藏的和平，對他竟如此禮遇。」達賴踩著紅地毯，上得城樓，高高地坐在一張有黃綾軟緞鋪墊的大木椅上，一招一式都顯示出至高無尚的尊嚴。他像尊菩薩，坐下後一動不動，連眼晴也只看著一個方向。我們立即奉上茶水果品，他僅僅禮貌性地含首示謝，並不取用。後來才知道，他從不輕易服用民間食物，全是吃隨員從西藏帶出的東西。
到了十點，三聲禮炮後，千萬信鴿和綵球凌空飛起，廣場上一片歌聲口號聲，兩位市長恭請達賴移步城樓檢閱。他在經師、家人的陪同下來到城垛，細細地觀看人流如潮的遊行隊伍。大約半個多小時後退身回到原來的地方，依然坐在那張大木椅上，黙默無語地仰視天穹，一副尊貴氣度。
我們一直屏立左右伺候，距活佛不足兩公尺，卻不敢上前求他賜福。因為我們都是共產主義的信徒，徹徹底底的無神論者，從不相信鬼神與因果，只是在完成一項政治任務。不過共產黨的統戰工作卻沒有征服這位宗教領袖的獨立人格，四年後他率眾去了印度，此後一直在國外流亡。我遺憾當時為什麼沒有上前向他致意，錯過了人生中最難得的機遇。
另一次是這年（1954年）10月，準確日子記不清了，日內瓦會議結束，周恩來取道昆明回北京，路經成都住在金牛壩招待所（當時不稱賓館）休息，這個消息大家是不知道。大概是星期五上午10點，廖家岷秘書長召集政法系統黨團員開緊急會宣布：「今上午提前一小時下班，下午去人民公園遊園，男女同志要穿上最好最漂亮的衣服，如果女同志能化妝就更好。」
大家聽後，一陣歡呼雀躍。待人們情緒平靜後，廖家岷秘書長說：「同志們，今天遊園可有個政治任務，保衛中央首長安全，我們政法系統負責的地段是從十二橋到保路紀念碑，在這一地段裡，凡有不認識的人就要卡起來。」所謂「卡起來」，就是盯梢，監視起來。
回到宿舍後，大家急急忙忙的換衣服，王承銳和我暗地裡猜測，他壓低聲音問我：「老黃，你估計今天是哪個中央首長？」
我忙著擦亮皮鞋，仰頭神秘一笑，反問道：「你說哩，是哪個中央首長？」
他結上領帶，對著鏡子照了照，想了會兒說：「我要知道，還問你麼。」
我們走下樓梯，我想了想說：「不是一號，也是二號，最起碼是三號首長……」
共產黨等級制度十分嚴格，無論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凡出現於公共場所或報刋雜誌，都按職務排定的順序，五十年代中央是毛、劉、周、朱、陳，地方是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或書記。順序的變動意味著權力職務的變動，所以決不能錯號的。
「何以見得呢？」我們沿著人民南路一邊走一邊說，大街上人來人往很是熱鬧，深秋的陽光穿過梧桐樹，把柔和的光點灑在行人臉上，使你沉浸在生活的祥和中。最後來到集合的指定地點。
「賀老總我們是常見的，陳毅副總理也來過成都，都沒有組織專人遊園保衛。現在組織專人遊園保衛，不是毛主席，就是劉少奇委員長，或是周總理、朱總司令。」到了目的地，我們兩人按分配的地點守住崗位。我目巡四週一遍，繼續說完自已沒有說完的話。
王承瑞點點頭表示同意道：「你分析得比較正確，難怪同志們誇你是科學腦袋。那我再問你，這一、二、三、四號首長中，今天來的又是那一位首長？」
「哪位？——」我揣摸著：「說不一定是毛主席哩！」
「毛主席！」他高興得跳起來叫一聲，引得行人注目。
我即忙提醒道：「你怎麼啦？這是公共地方啊！」他看看左右，把聲音壓得極低說：「今天要是毛主席真來遊園我一定要上前去和他老人家握手，跳起來高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怎麼行，不能違犯紀律啊！廖秘書長不是說，我們的任務是政治保衛，如果都跑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手，幾千幾萬的同志能握得完麼？那會把毛主席的手都握腫，要是真的有壞人，他們就會藉機搗亂。」我這樣說，心裏何曾不是這樣想：要真能握上毛主席的手，我這輩子死了也不會忘記……
五十年代的毛澤東在我們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也像西藏人對達賴的崇拜差不多。還自議為對他是真誠地愛，真誠地擁護，無一點虛偽之情，認為他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推翻了代代相傳的皇權皇位，締造了一個嶄新的中國，消滅了剝削壓迫，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為年青人開劈了一條幸福的康莊大道。我們市委機關一位女同志選派到北京去出席團代會，在會議結束那天受到毛席的接見，許多人高興得熱淚長淌，大家狂呼萬歲，不少人嗓子都喊嘶喊啞了，激動得幾個晚上睡不著覺。她排在第一排，有幸握了下毛澤東的手。這隻握過的手整整有半個多月不去洗涮，一直從北京回到成都。在市級機關傳達會上，當她談及此事時，竟有百餘人擁上主席臺狂握狂吻她的那隻手，這其中有無「登徒子」之流，借「階級感情」之名乘機來個合法的「性騷擾」，佔點小便宜，就只有天才知道了。不過那場面真使我傻了眼，我也沒有勇氣去吻那小姐高貴的手，總覺得有點把肉麻當有趣，更不知該用什麼文字和語言去表達？現在回憶起來，這與傳說人家西藏人要吃達賴的屎尿相比，恐怕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吧！那些握到手的人又再去握其他人，好像「聖恩」還可以交叉感染似的，會場立即捲起海嘯般的狂浪，大家一個勁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誰也沒有想到，後來我們這些為他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者，換來的竟是鬥爭批判，無情打擊，不少人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歷史，無情的歷史，你該怎麼解釋？我和王承瑞明知今天來的不是毛主席，但仍然懷著幻想：希望是他！也許別人也和我們一樣，今天很可能是毛主席來遊園，我這樣說僅是一種希望而已。
人民公園位於市中心，過去叫少城公園，在它腹心地帶有座高大的紀念碑，是四川同盟會為反對清政府把民間集資修建的成渝鐵路收歸國有，爆發了保路運動。為這事件有人作了犧牲，此碑就為此事而建，上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一行大字，成都人都叫它「保路紀念碑」。
八月的成都秋高氣爽，雲淡風清，柳綠菊艷，百鳥爭嗚。我們兩人橫坐在小河邊的石欄杆上，望著近處的鳥園。「你最喜歡那種鳥？」我問。
他想也不想地道：「鸚哥，你呢？」
我搖搖頭道：「鸚哥有什麼喜歡的，鳥語人言，沒有自己的風格，事事學舌。我喜歡百靈，它叫得脆，叫得響，叫得好，聲音動人極了。還有就是杜宇……」
「杜宇叫得怪可憐的，」他岔斷道：「聽說這個鳥直叫得嘴巴流血，才飛走是不？」
「是這樣，文天祥有首詩就寫道：‘從今別卻江南路，化著啼鵑帶血歸。’杜鵑又叫‘杜宇’、‘子規’，這鳥遭遇最苦了。」我嘆口氣說：「它原本是個皇帝，後因寵聽愛妃之言，弄得國破家亡，餓死在逃難路上。為懷念它的臣民，便化為一隻鳥飛回來，叫著‘我對不起，我對不起……」
他笑著道：「歷代的統治者都是壓迫人民的，那會說對不起，這些全是你們寫書人編造的。」
正說著，公園門前傳來轎車的喇叭聲，同志們不約而同地叫起來：「來啦！」
大家的視線迎著下車的人，不一會兒橋頭出現了矮小微胖的身軀，是李井泉政委。跟在身後的那個精瘦高長個兒，是郭沫若副委員長。在他們兩人中間，走著一個精神奕奕，笑容可掬，左手半握曲肘與胸線呈平行的人，大家不約同聲地叫出：「周總理！周總理！」
周恩來步履矯健，他一邊和李政委、郭沫若說著話，一邊審視園林秋色。人們一片歡呼，不停地叫著：「總理好！總理好！」歡呼聲此起彼伏，在花間樹叢中蕩去蕩來，在溪波流水裡滾去滾來，頓時四周響起一片掌聲。當他從我們身旁經過時，我們秩序井然，熱烈鼓著掌道：「迎歡周總理！向總理問好！」
周恩來頻頻點頭，笑著揮手致意道：「同志們好！」
周在人們心目中是個風流倜儻，忠於愛情的明星形象，享有很高的威信。隨著歲月的遷變，時間的飛逝，以及不少資料顯示，有人說他是一個偽君子，毛澤東暴政下一條忠實的哈巴狗，無論「反右」或是「大躍進」、「文革」都做了不少壞亊。為了討好江青，他親筆簽批了逮捕乾女兒孫維世，還出任劉少奇專案組長，定劉是「大工賊、大內奸、大叛徒」。在私人生活上也不乾淨，很早就有外遇，《叫父親太沈重》那本書的作者蓓蓓，據說是他非婚親生女兒。總之他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了不少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不過我對他印象還算不錯。
一直待周恩來一行離開公園後，政法黨委才發出自由活動的命令。當天我們看見了周恩來，可有的人連影兒也不見，縱是見著也遠遠地不能朝前一步。在回歸的路上我問王承瑞：「你說，今天周總理知不知道這麼多遊園的人，全是國家機關幹部？」
王承瑞道：「當然不知道。我在辦公廳快兩年了，只要首長一出去，四週全是便衣保衛，如要問什麼事，找什麼人，事前都有安排，不是你想接近就能接近的。
由此可想而知，共產黨無論做任何事都作假，縱是對自已的領導也如此。因為不做假他們就生存不下去，五十年的中國就生活在互相哄騙的假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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