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人眼中的中共與抗戰(圖)
【看中國2015年09月10日訊】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戰場上與日本侵略者作戰的主力，那當然非以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為核心的中央軍嫡系部隊莫屬。關於這一點，目前來自海峽兩岸的不同信仰者之間或許仍存在著爭議，但是身為支那派遣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對於這一點可是從來都沒有含糊過，並且作出過以下這樣的結論：「敵軍抗日力量中心不在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
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政治宣傳上仍強調自己是帶領中國人民打贏八年對日抗戰的「中流砥柱」，但是在近年來舉辦相關的慶典活動時，仍致力於邀請當年的黃埔軍校畢業生參與，以確保其具有代表海內外不分黨派的所有華人紀念這場民族聖戰的正當性。許多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一代黃埔軍人，出於維繫海峽兩岸關係穩定的想法，確實也會出席由中共方面所舉辦的抗戰紀念活動。然而，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表現有什麼樣的評價，卻鮮少有人予以研究。
一直要到近年來，曾經擔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與參謀總長，畢業於陸軍軍官學校第12期的陸軍一級上將郝柏村站了出來，對中共竄改抗日戰爭歷史的行為進行毫無保留的批評之後，人們才開始對當年黃埔軍校生的觀點產生了興趣。人們所最關注的議題，到目前為止可能是在於郝柏村將軍的論點在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的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中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在對三十六名參與過抗戰的黃埔軍人進行了兩年多的採訪之後，筆者希望能就此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的心得與看法。
接受筆者訪問的黃埔軍校生
凡是對國共關係史有基本研究者都知道，陸軍軍官學校的成軍本身就與蘇聯的支持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參與有著莫大的關係，而這也是為什麼黃埔軍校第1期到第6期的學生中，有那麼多共產黨黨員的原因。不過，這些共產黨黨員絕大多數都在蔣中正先生於1927年發起的「清黨運動」中被趕出了軍校與軍隊，所以自6期以後，除了少數依照中共之命進行潛伏工作的所謂「地下黨」外，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與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幾乎清一色的都是以國民黨的黨員為主。
而這些效忠國民政府的黃埔畢業生當中，又有很多人在1945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而留在已經赤化的中國大陸，並且遭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各種迫害、刑求甚至於折磨。這段恐怖的經歷，讓少數撐到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的黃埔軍校畢業生不敢就太過敏感的政治議題發表意見。即便是願意對中共持批判態度者，筆者也出於維護他們人身安全的理由，不將遺留在海峽對岸的黃埔老軍人納入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從第1期到第19期的軍校畢業生，基本上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參加過對日抗戰的黃埔校友。然而隨著這些老前輩們逐漸凋零，如今還存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且還能夠清楚表達自己觀點者，仍然是以軍校第15期以後出生者居多。另外，筆者還破例納入了兩位日本投降以後才離開軍校的第21期畢業生，因為他們在正式報考黃埔以前，就已經跟隨西北軍與游擊隊在華北戰場上同日軍作戰，並且也都有直接或者間接接觸過中共8路軍的經驗，從而能提供我們一些獨特的觀點與見解。
沒有存在感的中國共產黨
抗戰初期，由共軍所改編而成的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也就是我們所俗稱的「8路軍」，確實曾經有與中央軍、晉綏軍與西北軍等其他接受國民政府指揮的戰鬥隊伍攜手合作在山西戰場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跡。根據時任第9軍軍長的前國防部部長郭寄嶠將軍回憶，做為第18集團軍總司令的朱德，甚至還因為在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邀請下出任東路軍司令的原故，而一度得以指揮包括中央軍在內的國軍部隊從事抗日游擊作戰。這段時間，毫無疑問的是國共兩黨軍隊在抗日戰場上合作的蜜月期。
然而，隨著中共軍隊在毛澤東的要求下，開始致力於開闢淪陷區的「抗日根據地」，而對日抗戰的主戰場也逐漸向共產黨較少活動的華中與華南地區轉移之後，上述併肩作戰的畫面便成為了絕響。自此以後，在所謂「正面戰場」與日軍交戰的黃埔軍校畢業生，對於8路軍與新4軍的存在，當然也就只能夠用「無感」來形容，這或許也正是為什麼在多次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郝柏村會指出共產黨對抗戰勝利的貢獻只發揮了不到百分之五作用的原因。
除了少數留校擔任教職工作，或者被派往淪陷區組訓游擊隊者之外，大多數軍校生在畢業後都會被分發到第一線野戰部隊擔任連長與排長等基層軍官的職務。在極度缺乏後勤補給與武器裝備的情況下，這些接受了現代化軍事教育的知識青年，往往會自覺的以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甚至於不惜犧牲生命的方式，來激發那些廣大來自於農村社會，根本不知國家民族為何物，甚至連字都看不認識幾個的基層士兵與侵略者戰鬥到最後的勇氣。
在這樣的情況下，犧牲慘烈的黃埔軍人們，尤其是第15期以後畢業，基本上沒有「國共合作」經驗的軍校生，也就理所當然的會質問共產黨為這場民族聖戰盡了哪些貢獻。比方說來自於西安的第7分校的軍校第17期畢業生董萍中將，在被分發到第5戰區重迫擊砲第1團第1營第2連第2排擔任排長，在湖北省支援西北軍第59軍與日軍作戰期間就沒有見到過任何共產黨部隊的身影。對此，態度還算謙遜的董萍將軍認為中共為抗戰勝利所付出的貢獻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
至於那些在雲南與緬甸的同日軍打叢林戰的遠征軍與駐印軍指揮官，併肩作戰的對象包括了美軍與大英國協的軍隊，甚至於由廓爾喀人、克欽人、克倫人、撣族人與佤族人等少數民族所組成的游擊隊與特種部隊，但是就是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隊伍。在這樣的情況下，曾經於「正面戰場」上同日本人面對面交戰拼出來的黃埔軍校生們，就算對共產黨沒有什麼刻骨銘心的仇恨，也都還真的講不出來8路軍與新4軍對日本的投降帶來了什麼樣直接的幫助。
這樣的態度，應該足以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黃埔軍校畢業生對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的作用之看法。此一觀點有一部分確實是來自於對共產黨的仇恨，但是更大一部卻是根源於他們本身的戰時經驗，畢竟在黃埔軍校生所活動的主要區域裡面，真的絕少有共軍在活動。或許，這正是為什麼郝柏村會認為共軍的貢獻只有百分之五，董萍認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原因。然而，與共產黨有過直接或者間接接觸的軍校生，可能又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破壞抗戰的中國共產黨
除了到「正面戰場」上與日軍硬碰硬的戰鬥外，也有不少的黃埔軍校生在畢業後，被派往「敵後戰場」組訓或者支援游擊隊作戰。在那裡，他們由於時常陷入同時為日軍、和平軍與共軍「三面夾擊」的狀況，因此對於中共破壞抗戰一事有更直接與深刻的體會。目前定居於洛杉磯，畢業於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第12期的張儒和中將，就是在1943年4月以92軍21師63團第3營營長的身份，在第28集團軍司令李仙洲與軍長侯鏡如指揮下進軍山東的中央軍軍官。
在效忠國民政府的游擊隊在山東接二連三的遭受日軍掃蕩而重創的情況下，中共透過高喊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已經成功的在那裡發展出了頗具規模的武裝根據地。因此，當地的8路軍理所當然的將意圖替國民政府在山東重新建立秩序的中央軍視為頭號敵人看待。據張儒和回憶，8路軍為了確保進入山東的中央軍被殲滅，甚至不惜勾結日本人。他表示部隊剛剛到山東，就發現中共在公開場合張貼「歡迎92軍入魯抗日」的標語的方式，將國軍的行蹤報告給日軍。
於是，92軍就在日共兩軍的夾擊之下，因傷亡慘重而於當年7月退出了山東。從此以後，國民政府再也沒有機會於山東建立有效的統治力量，使得共產黨在華北力量更為壯大。但是，這一切看在張儒和等在戰場上有同時與日軍還有8路軍進行「兩面作戰」經驗的黃埔軍人眼中，就是共產黨與侵略者相互勾結，破壞抗戰的最佳證明。對此，老人家還做了以下詩詞，以表達自己對共產黨的痛恨：「少壯不識苦滋味，欲去青州，欲去青州，為打日本報國仇；而今識得姦黨謀，欲說從頭，欲說從頭，祇道家國無限憂。」
張儒和並不是筆者訪問過的黃埔軍人中，唯一把中共視為抗戰破壞者的，畢業於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的15期畢業生何冠傑少將，就是在畢業後被分發到第39軍暫編51師第1團第2營第5連第2排擔任少尉排長的青年軍官。由於何將軍當年所駐防的大別山地區同樣有新4軍在活動，因此他的部隊在處於同時與日軍還有共軍兩面交戰的態勢中。對於這個問題，何冠傑將軍指出如果當年沒有共產黨不斷在後方偷襲國軍的話，抗日戰爭或許不用打那麼久。
另外，還有一些黃埔軍校生，雖然沒有被派往有8路軍與新4軍活動的游擊戰場戰鬥，但是卻可能因為家鄉已經成為淪陷區，甚至於中共根據地的原因，而對共產黨產生反感。來自河北石家莊靈壽縣的張夢辰上校，是軍校第13期的畢業生。他在抗戰爆發後，分發到中央軍王牌部隊第200師，駕駛蘇聯制的T-26戰車與日軍作戰，從河南蘭封一路打到廣西崑崙關。在這些戰場上，他沒有接觸到過任何隸屬於中國共產黨的部隊。
不幸的是，張夢辰那位於華北的老家很早就已經成為了共產黨的「解放區」，所以他自從走上了軍人之路開始，就根本沒有回家的機會。哪怕是抗戰勝利以後，老先生也沒有辦法光榮的返鄉與父母見上一面，只因為他只要一出現在8路軍的控制區，就隨時可能會因身為「反動軍官」的身份，而遭到中共的批鬥。令一位來自於河北省無極縣，畢業於桂林第6分校的曹英哲少將，人雖以第54軍198師特務連連長的身份，在雲南與日軍戰鬥，但是他老家的親人卻在同時在中共的清算鬥爭中為8路軍所逐出家門。
與國軍戰鬥的共產黨
有鑒於中共利用抗戰坐大的事實，國民政府也不得不開始思考對延安實施圍堵，以確保自己不會在抗戰勝利後迅速遭到推翻。因此，相當數量的黃埔軍校生在離開學校後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監控中共的軍隊，尤其是其老巢陝甘寧邊區的根據地進行監控。陸軍官校第7分校第16期出身的劉止戈上校，就以奉鐘松師長之命到宜川雲岩鎮一線負責監控延安的第90軍第61師182團第8連連長。從中共的角度來看，他毫無疑問的是「頑軍中的頑軍」。
深知中共作戰特性的劉止戈連長，瞭解8路軍必然會利用夜色作為掩護，對他們的碉堡發動攻擊，常常一不注意就會發生上百名弟兄被偷襲俘虜的慘案。因此劉止戈命令手下的排長們在晚上輪流在幾個重要的交通要道駐防，凡是看到任何可疑人士無論是否為8路軍的密探都予以攔截，讓共產黨無所遁形。根據劉止戈的回憶，包括他的單位在內，圍堵延安的四十萬國軍部隊裝備最多的武器居然是蘇聯經由西北交通線運入中國，提供給國民政府用來對抗日軍的莫辛納甘步槍。
會發生這麼諷刺的事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國民政府有「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的想法，刻意以中共後臺老闆蘇聯提供的武器打8路，而是在於西北的國軍因地利之便，本來就比較容易取得來自於俄國的物資。劉止戈認為，戰術的靈活與武器的性能還不是他的部隊能多次在戰場上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原因。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於他帶領下的官兵都有很頑強的心理素質，而且絕對效忠於中華民國，因此共軍難以對他們進行政治上的拉攏。
由於無法在戰場上與心理上摧毀劉止戈的隊伍，8路軍只能夠對他發動政治攻勢，批評他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破壞團結分子」。得到政府堅定支持的劉老先生也因此認為，蔣中正先生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就是在於他到去世為止都沒有改變的反共立場。其次則是在於老總統畢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堅持，最後才是他領導對日抗戰。身為一位兩岸交流的積極提倡者，劉止戈認為中共已經以在1979年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方式，證明了蔣中正先生的路線才是正確的。
但是，並非所有與共產黨交手的黃埔軍校生，都能夠跟劉止戈一樣全身而退的度過那八年的漫長歲月。懷抱著滿腔熱血回國，進入廣西宜昌的陸軍官校第4分校受訓的越南華僑黃瑾瑜上尉，就在畢業後分發到做為國軍精銳部隊的突擊總隊第1突擊隊第2營迫擊砲連第2團服務，於浙江地區同時與日軍、共軍以及汪精衛政權的和平軍週旋。當時的浙江省已非能左右中日戰爭全局走向的主戰場，因此突擊總隊在戰場上最常碰到的還是中共的新4軍。
也因為突擊總隊的裝備太好，絕大多數的新4軍與和平軍在戰場上遭遇到他們都是望風而逃。然而到了抗戰末期，隨著共軍實力的不斷壯大，哪怕是像突擊總隊這類精銳的戰鬥隊伍，遇到擅於利用複雜地形與群眾組織打游擊的共產黨，也是越來越吃力。到了1945年4月，黃瑾瑜以機槍連連長的身份隨突擊總隊掃蕩在孝豐一帶活動的共軍時，就遭到了新4軍以優勢兵力大規模包圍，甚至連賴以維生的水源都遭到切斷，陷入了非常危險的狀態中。
雖然在第1突擊隊司令胡旭旴少將的身先士卒的指揮下，國軍弟兄們奮勇作戰，但是由於中共強制動員了大量民兵上前線戰鬥的原因，黃瑾瑜他們最終還是敗下陣來。老先生本人最後雖然突圍成功，但是他的司令胡旭旴，還有大量朝夕相處的弟兄卻還是慘死於共產黨的手中。這段慘痛的經驗使得黃瑾瑜就此難以對共產黨再有好感，因此戰後回到越南的他，面對打著「民族主義」旗號進行紅色革命的胡志明也是打從心底裡的排斥。
老家位於北越諒山省同登市的黃瑾瑜，在目睹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在中共支持下擊敗了法國人之後，出於不想接受共產黨統治的想法而舉家南遷到在反共的吳廷琰統治下的越南共和國首都西貢。對於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老先生表示是在於自己與當地其他的華僑一樣，只要一提起共產黨就想起令人毛骨悚然的階級鬥爭。出於同樣的理由，老先生在1975年5月7日，也就是西貢剛剛落入北越控制後，又再度帶著一家老小與七十多名的華僑一同「投奔怒海」，逃往自由中國的所在地臺灣。
理所當然的，像黃瑾瑜這種曾先後歷經中國與越南的共產黨人追殺的黃埔軍校生是不可能對抗戰期間的中國共產黨有任何正面評價的。對於中共自稱是對日抗戰「中流砥柱」的說法，曾經在戰場上擊退過一次日軍攻勢的黃瑾瑜也是感到相當的嗤之以鼻，認為在後方扯國軍後腿的共產黨根本就是撿了一個大便宜而已。不過，他對於共產黨圍點打援的作戰方式仍極為佩服，並指出打得贏才打，打不贏就走的戰術，是他們能夠在中國與越南取勝的不二法門。
報考軍校前遇到的共產黨
許多戰爭結束後才從軍校畢業的黃埔軍人，可能在正式參軍以前就已經有在成為游擊區的老家遭遇到共產黨的經歷。比方說於軍校第7分校第21期出生的李啟明少將，就表示自己在抗戰爆發初期曾在故鄉高密縣的伍蓮山一帶，就讀過由張步雲指揮的山東省保安第2師所創辦的臨時中學。儘管也是日軍掃蕩的對象，同時也與於學忠的東北軍第51軍關係不睦，然而張步雲所最害怕的，卻始終都還是在沂蒙山區與煙臺外圍的鋸齒山一帶活動的8路軍。
雖在抗戰期間來沒有上前線與8路軍作戰過，但是李啟明卻可以從張步雲的游擊戰士口中，瞭解共產黨如何偷襲保安第2旅的情況。最令他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張步雲曾經因為看到中共膠東軍區北海銀行的貨幣出現在自己的據點，頭髮在一個晚上的時間內就被氣到變成白色了。隨著共產黨的勢力不斷壯大，效忠國民政府的游擊隊在山東也就越來越難以生存。李啟明所讀的中學也因為保安第2旅難以與共產黨競爭的原因而停辦，迫使他最後只能夠離開老家，前往山東省政府所在地安徽省阜陽縣當流亡學生。
另外一位同樣來自於第7分校的第21期畢業生王柏性少校，在抗戰爆發前就加入了西北軍第29軍132師獨立第27旅679團3營11連服務，並以哨兵身份經歷了發生於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件」。隨後他又在劉汝明與劉汝珍兄弟擔任軍長與師長的西北軍68軍暫編36師服務，從二等兵一路干到軍部防毒連代理連長，然後才於1942年去前往河南省鎮平縣參加陸軍官校第7分校第19期的招生考試。由此可見，王柏性在還沒有成為軍校生以前，就已經有帶兵上戰場戰鬥的經驗了。
王柏性表示自己在抗日戰場上沒有接觸到過共產黨的軍隊，既無合作也無摩擦的經驗。然而他卻對共產黨當年所創作的愛國歌曲，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大哉中華》以及《救國軍歌》等印象十分深刻。儘管認為對日抗戰的主要領導者是蔣中正，但是他仍認為毛澤東率領的8路軍與新4軍在淪陷區所發動的游擊戰，還是中華民國在最後成為戰勝國，並得以光復臺灣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提起中共有沒有抗日，王柏性認為當然是有的。
與其他黃埔學長還有同學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王柏性對於國共過去的衝突，完全採取的是「向前看」的態度，明確表示「罵毛批蔣」的流行在今天已經落後了。王柏性表示，這二十年來批評共產黨的人有不少，但是卻越罵越旺，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了自美國以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罵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可言。對於兩岸近代一百年的歷史，這位長者信奉「只提兩岸合作事，不提國共兩立分」的原則，將領導抗戰的蔣中正與統一中國的毛澤東都視為民族英雄看待，在老一輩的黃埔軍校生中非常少見。
國共之間無解的矛盾
上述筆者訪問的黃埔軍校生，毫無例外的都是中華民國的堅決捍衛者，還有民主制度的守護者。然而，在提到大陸與臺灣未來政治走向的時候，他們又沒有一個不是「終極統一」路線的支持者，並且都積極參與海峽兩岸之間的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對於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後所取得的各種經濟與科技成就，身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黃埔軍人們也都感到於有榮焉。就筆者個人接觸這些老軍校生的印象來看，他們大多數對今日的大陸已經沒有什麼敵意。
甚至，許多的長者也會花一番心思去對當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犯下的各種檢討進行檢討，痛定思痛的去瞭解為什麼在日本投降之後不到短短四年的時間，國民黨就被共產黨趕到了臺灣。唯獨對抗日戰爭解釋權的堅持，他們絲毫不願意對中國共產黨做任何的退讓。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黃埔軍校生當年從軍的理由無一例外是為了要上戰場與日軍戰鬥。而他們大多數的人在畢業後也確實如願以償的走上了對日抗戰的最前線，並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親眼目睹學長、同學以及大量的基層士兵戰死在抗日的戰場上，而且共產黨不僅沒有伸出援手替國軍解除壓力，相反的掉轉槍口來殺自己人，理所當然會讓黃埔老軍人們一回想起來就氣憤的咬牙切齒。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在於對日抗戰作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零四年以來一場最偉大的戰爭，是靠犧牲了眾多的黃埔青年軍官的青春與生命才打勝的。看在因為內戰的失敗而被迫與故鄉還有親人分離的老黃埔軍人眼中，若連這點解釋權都無法維護，那麼他們將毫無疑問的失去一切。
因此對於中共自稱為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說法，幾乎沒有一個打過抗戰的黃埔軍校生會予以正面的肯定。今年由中共當局在北京所舉辦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之所以遭到退役將領們的抵制，根據近年來時常往來於兩岸從事交流的夏瀛洲上將描述，就是在於中共在歷史的解釋上走了回頭路，刻意淡化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貢獻。就連立場一向主張國共和解的王柏性老先生，也對此感到十分不諒解，在參與今年第7分校同學會的活動時，批判北京當局作為內戰勝利者的「優越感」太過於強烈。
也正是在於抗戰的歷史事關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短期內要想讓北京當局尊重史實承認蔣中正是這場民族聖戰的領導者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與共產黨想要在政治上取得全面的和解，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無解」的問題。尤其是在郝柏村將軍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後，打過抗戰的老國軍官兵作為中共的「統戰對象」，未來價值也會大幅度的下降。或許隨著這批老一代的黃埔軍人們凋零殆盡，國共兩黨又會有新的和解機會降臨，然而到了那個時候的國民黨，恐怕與他們也沒啥關係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