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民間秘密宗教」
「一貫道」全盛時期擁有教徒數百萬
「一貫道」發端於晚清，極盛於1940年代。其教義，雜糅儒、道、佛及耶穌教經典，與「不二法門」的修煉原則大相逕庭。
該道之具體規模，尚缺乏具體統計數據。據該道大道首王效峰披露，1930-1947年間，其全國組織架構，設有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等7大總壇。另據《上海公安志》披露，1949年前後，一貫道在上海擁有基層壇堂1144個，辦道人員6200餘人，道徒約30萬人——而該教上海總壇，所轄範圍並不止於上海市範圍，如常州、杭州、溫州等地分壇，亦歸上海總壇管轄。如此，當不難揣知，「一貫道」當年教徒之眾。有學者認為，極盛時期的一貫道，有教徒300萬人以上，當非虛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一貫道」將大量汪偽政權高級官員發展進入組織。如汪偽中央稅警團團長李麗久、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孫祥夫、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汪偽考試院院長王揖唐……等等，均在「一貫道」內擔任高級幹部。「一貫道」魁首張光璧，亦充任汪偽政府外交部顧問之職。1946年，國民政府社會部聯合內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締「一貫道」，並以「漢奸罪」對該教發起起訴。但在張光璧等人的活動下，起訴無疾而終。
「一貫道」的本質是一種傳銷式斂財機器
像「一貫道」這般，以生搬雜糅之教義，卻能迅速發展成民國第一「民間秘密宗教」，其緣故何在？換言之，這種組織，滾雪球般壯大的原始驅動力，是什麼？
臺灣學者邱麗娟，曾以清代中期為切入點，研究過「民間秘密宗教」繁盛的原因。其結論認為：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層社會普遍流傳，「與經濟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方面，「民間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設教的動機，主要是著眼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以謀得金錢財物為出發，極少的例子是出於政治上的動機而叛變造反。……他們憑著粗通的民俗醫術，編造一套消災祈福、追求來生富貴的宗教理論。」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願意入教，一則是因嚮往來生富貴的理論可以擺脫現世的貧窮，一則也是為了日後能夠謀取教職可以傳徒收錢。」
換言之，所謂「民間秘密宗教」，實際上是一種金字塔式的斂財體系——越高層級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財源；越低層級的教徒，所獲財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擴充教徒人數，方能擴展財源。這正是民間「秘密宗教」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始驅動力。至於其教義本身如何，實際上並不重要；正如傳銷模式下，其產品質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盡全力發展下線。
該道斂財名目極多，如捐錢辦道、考財、度大仙、功德費、開荒費、壇主費、獻心費、懺悔費、齊家費等等——投桃報李，以斂財為目的的教首們，亦可以投汪偽之所好，隨意更改其教義，宣稱「日本來中國是天數，來收惡人」；內戰期間，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讖語，妄圖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