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戰的內在悖論(圖)

自中共革命、越戰和阿富汗抗蘇戰爭之後，游擊戰在戰爭史上獲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在這個問題上，實在有必要指出遊擊戰的內在悖論以及由此造成的侷限。

毛委員常被不懂中國歷史的外國作者稱為「中國游擊戰之父」，其實游擊戰古已有之，歷史上可以追溯的中國游擊戰之父，乃是楚漢相爭時的彭越同志。此後游擊戰一直為歷代土匪使用。

中共使用游擊戰，也不自毛始，朱德才是「紅軍游擊戰之父」。據史沫特萊在《偉大的戰士》中披露，朱德曾對他說，游擊戰術是他最先引入紅軍的。他此前當軍閥時在滇南剿匪，從土匪那兒學會了這套戰術。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因為強敵跟追，他便不得不把土匪那套使出來，云云。「偉大領袖」的貢獻，似乎是將前人的經驗總結為易懂的條條。

毛澤東和一般書生不同，夙有當土匪的大志。據他微時的熟人介紹，早在大革命以前，他就說，空談無用，不如去落草干實事。還沒有成立共黨，他就遍遊湖南，調查研究何處可以落草為王。因此，在秋收起義失敗之後，他果斷決定率殘部上井岡山，完全不是一時心血來潮。

要落草為王，光靠《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顯然不夠用。毛一開頭當然是外行。從《毛選》第一卷中就能清晰地看出他的成長軌跡。開頭他只能總結簡單經驗，寫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什麼「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什麼「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什麼「強敵跟追，用盤旋打圈子的辦法。擴大根據地，用波浪式推進辦法」（非原話）。

這些都根本談不上什麼理論，無非是簡單經驗總結。要流竄到延安去後，他才能在秀才們幫助下，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一類專著來。

儘管他將實踐上升為理論，但是游擊戰客觀上存在內在悖論。那就是「飄忽不定的戰術和固有的根據地之間的矛盾」：敵強我弱決定了己方只能採取流動不定的戰術，而要生存下去必須有固定的根據地，這兩者之間構成的矛盾，便決定了游擊戰的有限性。

而革命的根本難題，是解決吃飯、穿衣、裝備以及補充兵員等一系列問題。解決這些難題的唯一途徑，乃是靠搶劫百姓獲得糧餉，靠裹脅良民補充兵力。在這點上，傳統土匪與中共軍隊並無實質差別，區別只在於策略。

傳統土匪一般流動作戰，每到一地，便不分貧富，挨家挨戶洗劫一空。只要當地沒有抵抗，土匪一般不開殺戒，而是將來不及逃走的丁壯和婦女統統擄走。女性用來做革命伴侶，解決革命性慾問題，而擄去的男性稱為「空子」，也就是候補革命同志，以此和「溜子」那些老革命相區別。每逢殺人放火的莊嚴時刻，「溜子們」便逼「空子們」去幹，這就是名為「投名狀」的偉大祖傳戰術。經過多次這種革命考驗之後，空子們自然也就逐漸成長為堅定的溜子，革命隊伍也就逐漸成長壯大起來。

紅軍和傳統土匪在策略上的根本區別，主要是兩點：搶劫一般只限於富戶（長征期間例外）；逼良為匪則改為「誘良為匪」，不是先裹脅人家，而是先啟發窮人的階級覺悟，專在人類潛在的邪惡天性上下功夫，把對方可能有的對富戶的不滿、嫉妒等正常情緒，升華為神聖的宗教仇恨，發動他們自己起來去搶劫。這兒最重要的是群眾的自覺而不是領導的強迫，這就是「偉大領袖」為何一再教導：「菩薩要群眾自己去打，我們不能代庖，‘引而不發，躍如也’。」

比起傳統土匪作法來，新時代革命策略的智力含量當然要高到不可勝計。但問題在於，啟發階級弟兄的覺悟需要一定時間，不像傳統土匪擄人那樣便捷，於是這就決定了紅軍不能是闖賊、捻匪那種流寇，必須有根據地。

這根據地非常重要：首先，它為紅軍提供了一個休養生息、治療傷病員的後方，不用疲於奔命。偉大領袖在秋收起義失敗之後就及時悟出了這一點。他在三灣改編的著名演說中對戰士們說：人都要有個屁股，累了才能坐下來休息。我們工農革命軍也要有個屁股，這就是根據地。其次，它為設置政權提供了地盤，使紅軍能把流動搶劫化為制度化的徵稅。當從「土豪劣紳」那兒搶來的「浮財」用完之後，這就是支持革命事業的財源。最後，它為革命軍提供了穩定兵源。

但有了根據地後，也就背上了包袱。當初紅軍能創建根據地，靠的是軍閥混戰造成的權力真空，所以根據地統統都建立在所謂「邊區」，亦即數省交界的三不管之地。等到軍閥混戰停息下來後，中央軍前來圍剿，立刻就出現了生存危機。

紅軍對付圍剿的辦法是所謂「運動戰」。也就是在根據地內東躲西藏，避免被敵人捕捉到主力後加以殲滅。敵人自然要來追，追到後來疲憊不堪，且處處分兵把守，導致兵力分散，現出破綻。此時紅軍便「斬其一指」，挑最弱的那路殲滅之。對方士氣一蹶不振，只好退出，圍剿由是打破。

這一套確實有用，保證了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前三次由毛指揮，第四次毛已被罷免，由周恩來指揮，他初學乍練就成了大功，其輝煌讓毛嫉妒終生）。但後來蔣總司令在德國顧問指點下，採取步步為營，鐵壁合圍的辦法，立刻就困死了紅軍。
這戰略毫不難懂：我不再尋找你的主力和你決戰，而是逐步推進蠶食你的根據地，剝奪了你的根據地，你就喪失了糧餉兵力來源，所以非要來跟我決戰不可。這就化被動為主動，讓你在我選擇的地方來和我決戰，使我得以發揮陣地戰優勢，充分使用強大火力，剝奪了你飄忽不定，神出鬼沒的優勢。

要避免被活活扼殺在根據地內，紅軍便只有「跳出外線」，也就是突圍衝出根據地去，如此一來意識形態上的優勢便完全喪失了，只能靠沿路搶劫為生，糧餉沒有固定保證還不說，兵源更成了大問題：沒有機會和時間去耐心啟發階級弟兄的覺悟，又不能如傳統土匪那樣擄掠丁壯，逼良為匪，當然就無法「擴紅」。此時革命隊伍既沒有屁股可以坐下來休息，又吃了上頓不知道該去哪兒搶下頓，更沒有兵力補充，受傷生病掉隊者都只能棄之不顧，革命鐵流便如同雪水一般，迅速消融了。

德國人想出來的這戰略當真高明。除了中央根據地之外，紅軍還有三四個根據地，亦即張國燾所在鄂豫皖，賀龍所在洪湖地區，徐海東的根據地等。等到1934年，所有這些根據地統統喪失，紅四方面軍、徐海東率領的紅25軍、紅一、二諸方面軍統統先後突圍而出，轉戰千里，流竄到陝北那拉屎不生蛆的死地上去，兵力從原來的數十萬之眾減少到兩萬多人。還全靠陝北有個根據地，否則真是只有逃往外蒙的份。敬愛的高崗同志教導我們：「陝北救了中央」，端的是千真萬確。

然而國軍立即又開始對陝北的圍剿。全靠少匪張學良的賣放，紅軍才能殘喘一時。但好景不長，蔣介石見張剿匪不力，指揮中央軍上陣。紅軍在寧夏戰役中大敗虧輸。中央又再度準備突圍，進行第二次長征。如果西安事變不是在此時爆發，紅軍早就如蔣介石預言的那樣，在幾個月內被解決了。

由此可見游擊戰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它的成功相當有限，當根據地被剝奪，失去依托之後，宗教優勢也就隨之喪失，革命軍便不能不變成比傳統土匪還不如的流寇，徹底喪失兵員補充可能。

長征乃是中共遭受的最大失敗，根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手筆。

紅軍之所以死裡逃生，取決於許多後人忽略了許多因素，諸如軍閥割據造成的生存空間，地方軍閥部隊不是避免和紅軍作戰，就是裝備太差，甚至比紅軍都不如；內地交通極度不便，追軍和逃軍都靠步行，等等。最重要的一條還是，「偉大領袖」把敗軍毅然領入草地雪山那些追軍無法進入的不毛之地，由此逃脫了被殲滅的命運。有趣的是，官方讀物忘記告訴大眾，而大家居然也就想不起來：爬雪山過草地之所以苦不堪言，乃是因為無人可搶，紅軍於是只能餓得吃草根樹皮，甚至吃煮熟或烤熟的皮帶。這當然反映了宗教戰士們的堅韌卓絕，但恰恰說明放棄根據地改作流寇是死路一條。一旦走上這條路，便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和強大的追軍拚命而被殲滅，要麼逃到無人區去餓死。

由此不難看出，在紅軍極大減員之後，如果西安事變不爆發，紅軍按中央計畫，再次放棄陝北根據地突圍而出，則唯一的活路就是逃到蒙古的戈壁灘上去。第一次長征從數十萬眾變成兩萬多人。如果真的進行第二次長征，則理想結局就是如抗聯那樣，剩下千把人逃入蘇聯，還不能排除全軍在戈壁灘上餓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