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中共的發展歷程（3）—殺人正規化(圖)
【看中國2015年03月08日訊】(接前文)
和地主之間的利益衝突雖然很多，但是因為地主普遍比農民能力強，因此農民對地主存在天然的敬畏。另外，中國農村的特點是人多地少，因此佃農為了獲得更好的租用土地，對地主和鄉紳表現的非常溫順。更重要的是，農村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軍閥）與民眾的矛盾，因為軍閥之間的戰爭消耗過大，尤其需要購買昂貴的軍火，因此需要對民眾徵收各種捐稅。在這樣的情況下，地主（往往也是鄉紳）帶領農民，進行抗捐抗稅活動，抵禦政府（軍閥）對於地方民眾的過度盤剝，保障自身和農民的利益；二是宗族矛盾，不同宗族之間為了利益紛爭，比如關於灌溉水源問題，經常引起大規模的宗族之間械鬥。
不論民眾與政府矛盾，還是宗族械鬥，都是當地地主和鄉紳將農民組織起來，共同與外部進行利益鬥爭。在這個時候，利益鬥爭主要限於利益範疇，即使大規模械鬥，死人的情況也比較少。或者說，在軍閥割據時期，人們主要考慮做事，人們通過做事來獲得自己的利益。雖然政府與民眾、宗族與宗族、地主鄉紳與農民之間存在各種矛盾，但是都是圍繞事情而起。當事情被解決，矛盾也變得相對緩和。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處於時而緊張，時而緩和的狀態，但是大都因為對事不對人，因此人們的心態總體較為溫和。從北伐開始，國民黨/共產黨開始將矛盾轉移到人身上，整人開始籠罩社會，大規模的仇恨開始孕育和傳播。
從澎湃開始，仇恨迅速開始轉變成為世仇。國民黨北伐後，共產農潮通過農村地痞流民，對地主批鬥、甚至處死地主，消除農民對地主和鄉紳的敬畏心理。而且，共產黨通過引導農民批鬥地主、分地主的土地，讓農民改變溫順的狀態，挺起腰桿和地主鄉紳鬥爭。從這個時候開始，關於事情的利益問題，完全變成整人的你死我活。因為北伐的軍官和官員大部分出身於地主、鄉紳和富農家庭，當他們的家人被批鬥、甚至被整死後比如，自然開始瘋狂的報復。而像何健這樣地主出身的軍官，則調動整個軍隊對共產黨的家人報復，包括毛和彭德懷家的祖墳都被刨掉。這樣的結果是，人們從利益矛盾變成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而且流民因為完全沒有了根，而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到了彭湃控制的地區，社會民眾之間已經完全變成暴力屠殺，勝利者對於失敗者進行隨意、全面和殘忍屠殺。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主要矛盾從地主鄉紳帶領農民抵抗軍閥（政府），變成軍閥帶領農民屠殺地主、鄉紳和富農，也就是變成大規模的殺人。在屠殺過程中，很多地主和富農的家庭整體被屠殺，也就無法反抗。但是，澎湃領導的屠殺在擴大之後，就演變成宗族的屠殺。宗族因為規模大，因此很難被殺光。這些被屠殺者的宗族對屠殺者充滿刻骨的仇恨，隨時準備全面報復。這時候仇恨已經變成全社會的普遍現象，而且變成大規模的世仇，而仇恨導致的報復只需要等待時機。
仇恨的程度越深，報復的延續性越強、規模越大。利益之爭屬於短期效應，人們沒有記憶得少，往往很快就會忘記；但是殺人的結果是仇恨，人們的記憶時間長，很難忘記。殺人的規模越大，人們之間的仇恨也越強。當被殺的人們的親友為被殺之人報仇的生活，報復的時候行為往往也越狠。在彭湃被抓、並被處死後，似乎一切都已經結束。但是，到了將近40年後的文革時期，這種世仇終於藉助造反的方式發泄出來。1966年6月19日，在幾個中共海豐縣委常委的支持下，華南農學院黨委委員、水稻生態研究所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彭湃之子彭洪，從華農校園被拉回海豐批鬥，9月1日被活活打死。彭湃96歲的彭母被稱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鬥，後來周趕快組織人保護起來。而身為海豐縣委書記的彭洪被被某小學老師出身的造反派頭頭率人追殺，躲進深山後終於被搜出，當場就被砍掉了腦袋。為了宣泄仇恨，造反派們還將彭洪的人頭裹起，讓時任海豐縣委副書記的彭洪妻子背著遊街示眾。彭洪妻回家打開後看到是丈夫的人頭，精神崩潰，從此成了瘋子。1967年8月26日，反彭進入高潮，5000多人攜帶機槍、衝鋒槍、步槍進入海城鎮，對彭湃的親屬、當年的戰友及家屬展開血腥鎮壓和長達半月的圍剿，100多人被殺，800多人被打成殘廢或重傷，3000多人被打傷。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兒彭科逃到郊外的將軍帽山，一個姓洪的中年男人，聽到彭科的名字，大聲喊道："我要報仇！"舉著篾刀，砍下彭科的頭顱，掛在城東門的電線桿上，示眾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勁、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親屬也相繼被殺。文革結束後，習仲勛給彭湃平反，託辭是林彪四人幫針對周和葉劍英等人的反革命事件。不過，彭家後人並未要求嚴懲凶手，反倒一致認為要向前看，不應怨怨相報。但是，由於被屠殺者家屬人數過多，而且因為陸海豐當地宗族關係，人們的記憶力很持久，因此未來是否還會出現報復行動，仍然很難說。
與澎湃放任手下屠殺的方式相比，毛則採取了更加正規的方式。從總體方式上，毛繼承了彭湃的做法，不過更具有針對性的正規化改編。毛改編的方式黨指揮槍，等於將當時烏合之眾的共產黨有效地重組。這種重組的結果是，中共的軍隊開始形成一個整體。從人體的角度，中共的軍隊模式開始成形。雖然周利用特科掌控了中共軍隊的神經系統，但是毛因為對整個系統的瞭解，最後能夠獲得中共的主導權。在具體方式上，毛並不濫殺，而是通過正規化的方式，在明確目的指導下進行殺人，因此沒有像彭湃那樣快速滅亡。
1929年9月9日，毛在湘東贛西領導秋收暴動。由於大多數是拼湊起來的土匪部隊，在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下，遭遇很大損失-尤其是逃兵損失。毛指揮的軍隊人數從開始的5000多人，快速減少到不足1000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攻打長沙，而是向農村地區撤退。9月29日-10月3日，毛進行三灣改編，對剩下的人縮編，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縮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在縮編過程中，確立以黨指揮槍、支部建連上（黨對軍隊的深入控制）和官兵平等（士兵可以直接對軍官提意見，軍官權力很小）三大原則為代表一系列共產黨對軍隊的系統控制措施，比國民黨北伐軍的蘇式政治部建制更進一步。而且，通過軍隊中的黨員士兵對軍隊的嚴密監控，將軍隊牢牢掌控在黨的手中。
在黨指揮槍的模式建立之後，毛指揮的軍隊從即將解體的情況下，重新組織起來。從軍隊的傳統上，士兵們都聽軍隊長官的命令。而毛則通過三大原則，將軍隊軍官的權力削弱，並且通過黨牢牢控制住整個軍隊。通過這樣的方式，毛將已經動搖的第一師師長余灑渡的權力被架空，並且取消了其原有的軍官隊。隨後，又阻止了第1團團長陳浩、團副韓莊劍、參謀長徐庶和第一營營長黃子吉等軍隊主要軍官的逃跑行為。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上述三大原則的確立，可能就不是毛架空師長、處決這些逃跑軍官，而是這些軍官捉著毛去找國民黨邀功請賞。可以說，通過這樣的措施，中共的軍隊形成軍官領導士兵、士兵監視軍官、黨組織掌控軍隊的嚴密組織格局，任何一個人都難以有效調動軍隊。如果軍隊長官不按照黨的意圖作戰，也隨時可能會被黨罷免。由於毛創建根據地，以及毛建立的黨指揮槍的模式，讓當時攻打城市而慘敗、幾乎絕望的共產國際看到一線希望。所以，在朱德和毛會師後，當毛代表的黨和德高望重的資深軍人朱德代表的軍隊發生矛盾的時候，共產國際讓朱德服從毛的領導。雖然在毛朱會師時，朱德帶領的軍隊比毛的小股逃兵大得多、強得多，但是朱德只好委曲求全，全軍按照毛的指揮辦事。而且，隨著主要蘇區的規模擴大，毛的黨指揮槍的模式得到複製和擴大。軍隊的作用是殺人，通過殺人的手段達到相應的目的。黨指揮槍的意思是，黨決定軍隊的方向，也就是決定殺什麼人、如何殺人。從這個角度，毛和澎湃的關鍵差異在於，對殺人的掌控程度不同。澎湃鼓勵和放縱手下殺人，毫無目的的濫殺；而毛的黨指揮槍則將殺人正規化，或者說系統化、組織化和紀律化。對於在軍隊中，不願意執行黨命令的人，黨指揮槍可以有效對這些人清除。殺人正規化意味著準確、高效、低成本（尤其是報復成本）地殺人。濫殺和殺人正規化之間的差異，決定了澎湃很快自取滅亡、後來整個家族被復仇；而毛則逐步發展壯大，最後成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代表，統治中國將近30年。（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