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圖)

2014-11-23 07:57 作者:齊家貞

序幕

時間：一九七零年六月上旬，一個春夏交接涼爽的清晨。

地點：重慶，四川省第二監獄，女犯三中隊。

一，倒值日馬桶

不等看管隊長重重的開鎖聲傳進監房，女犯們早已悄悄起床，不吭聲不出氣地忙著什麼了。

劉伯祥的床位和我頭頂頭，中間只隔了一尺多寬的過道。平日她瘋瘋傻傻好像五分錢都數不清，今天也湊熱鬧，正在窸窸窣窣翻她的枕頭。對她而言，枕頭套就是她的私人保險櫃：幾封用舊布捲了又捲包了又包數年前丈夫的家信，一塊綠葉牌香皂，巴掌大的新布塊和說不出名堂的「油渣」，都是她的財富，都在收藏之列。現在，她正把一塊舊布撕成條，用以加固她的「保險箱」。瓮聲瓮氣的撕布聲像有人在我頭邊打悶屁，塵埃灰粒紛紛揚揚往我臉上掉，弄得我痒嗖嗖的。

我生氣地蹦起來，順手把破布條抓過來扔在地上。

「劉伯祥，你缺德，撕破布撕到我這半邊來了」，我說。

「你沒想，」劉伯祥說，「你沒想」三個字是她講話的老八股開場白，「你才缺德，」她用關節粗大並有點彎曲的指頭戳向我的鼻子，回答：「你人都是政府的，哪半邊地方是你的？把我的東西揀起來，你這個打短命的！」

我們幾個青年犯人最喜歡和劉伯祥吵架了，與其說是吵架，不如說是逗她好耍乘機開懷大笑，因為她常常可以說出連世界文豪也未必能創造得出來的警言妙語。

對於犯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是昨天的翻版，明天和今天一個樣。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每天都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實心磚頭，毫無新意。於是，爭吵便是犯人生活中的亮點、高潮和色彩。

爭吵，是一種特殊的智力競賽，是自衛能力的短兵相接，是五花八門生活信念的展示，是民間諺語、歇後語、污言穢語的大傳播，是天才、口才、歪才的各顯神通，是最原始最說不出口的閨房秘事的大見天日。總之，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

只要出現爭吵，犯人們便趨之若鶩，神經高度興奮，緊追不舍相罵雙方磚子來瓦子去的鏖戰。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焦慮，所有的壓力，所有對親人的思念都拋到九霄雲外，大家痛快地飽耳福，痛快地享受，痛快地笑，痛快地痛快，惟恐這場架吵得不夠精彩不夠徹底，或者收場得太快。

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多麼開心地感覺到，自己還活在陽世。

可是今天，沒人有興趣爭吵，也沒人有興趣觀戰，隨著張隊長一聲「起床了」的吼叫，女犯們湧出牢房，朝每人發一瓢洗臉水包括漱口水洗碗水在內的地方百米衝刺。

我顧不得回劉伯祥的嘴了，忙著料理那個坐了九年牢，也瘋了將近九年的重慶土木建築工程學院大學生王大芹，一起去倒值日馬桶。

看來，我們女犯中，只有她一個人還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什麼事情即將發生。

她不肯與我配合，口沫子翻翻地地述說著重複了一千遍的被人強姦的故事。無數次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同她說得越多，她越有理由與你糾纏，最好的辦法就是沉默。我把槓繩往我這邊抹過來，將就著她的步伐，一扯一蕩地抬著那大半桶黃湯在路口停下。廁所就在坡底，幾十級陡峭殘破的石梯很難走，即便空手下去也要多加小心。我比王大芹矮，下坡應該走後扛。

我說話了：「王大芹，抬橫槓，下坡兩個人要橫起走。」

她用唱女高音的假嗓音尖叫：「為啥子？」

不等我解釋，她突然仰頭大笑，神秘地湊近我耳朵說：「不可以，不可以。你不曉得呀？我沒得自由。」

我又氣又急，不耐煩了：「快點，快點」地催她，同時把扛子放在她肩上。

她不動，做成蘭花狀的手指頭在槓子上敲打，慢條斯理地哭唱起來：「我是王大芹，王大芹是我的名字。報告，報告，這個壞東西，」她指著我，眨著眼睛裡的淚花花，「強迫我的意志。」

我忍住氣，把王大芹請到一邊去唱她的經，叫住剛好路過的樊雲軒。這個五十多歲的地主反革命，滿臉皺紋滿嘴無牙，講話時腮幫一鼓一縮的。她頂替王大芹，幫我完成了倒值日馬桶的重任。

二，犯人大遷徙

中央大人物的言行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我們階下囚的命運，他們在那邊打個噴嚏，我們這裡就山崩地裂，大難臨頭；他們說話濺出點唾沫星子，我們這裡便洪水氾濫，禍從天降。毛澤東要全國「深挖洞，廣積糧」，我們犯人便白班夜班累死累活地挖地洞；林副統帥一聲令下，全國就進入了一級戰備。為了備戰純潔城市，我們三中隊一百多號女犯和就業隊（犯人滿刑後在監內勞動）近五十名女就業員，統統從重慶掃到農村。

今天我們就要上路，機靈的犯人們，幾天前從廚房犯人嘴裡傳出來的「司務長只買了很少的口糧，其它副食品一律不採購」的話裡，嗅出了這次大遷徙。

十點鐘，一聲集合哨子，女隊每個犯人端上自己的兒童牌矮板凳，規規矩矩坐在隊部門前的壩子上。長得圓圓胖胖油光水滑的夏鈺欽監獄長對我們作最後一次訓話：國際國內省內市內監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你們要離開此地到新的地方，都是共產黨領導。在這裡認罪服法表現良好的犯人，到新的地方要更上一層樓，爭取寬大處理；表現得差的要在新環境裡有新的開端努力趕上。改惡從善，前途光明，抗拒改造，死路一條……，老調重彈，千篇一律。

至於，我們將要轉移到何處，他沒講我們沒問，也無權過問。我們只是個東西，把東西放在這裡放在那裡，那是主人的安排，與自己無關。

馬上要走了，大家對這個呆了數年十數年的地方既無多少留戀，對新去的將要呆數年、十數年甚至餘生的地方也無任何響往。沒有感情波瀾，心，只是一口枯井。

運載我們的大公共汽車就停在就業隊的壩子前，行李已先搬走，犯人們排列整齊魚貫而上。我是小組長兼學習記錄，是被政府信任的犯人，安排坐在車門口，不會逃跑。王大芹坐在我裡側，她是我的五固定──睡覺固定鋪、學習固定組、勞動固定隊、吃飯固定桌、行動固定人，包括上廁所，誰挨著誰，誰和誰一起，都由隊長固定，像電話號碼不可隨意變動──也就是說，在各種場合下，我都和王大芹穿連襠褲，一起行動互相監督。

我們一百多號女犯分乘三輛大客車，另外一輛裝的近五十個早已刑滿釋放的女就業員。很不幸，她們與犯人毫無區別，車子跟在我們女犯之後。

整個隊列很神氣，最前面由一部軍用卡車開路，後面一部軍用卡車壓底，把我們四部客車夾在中間。卡車的車頂上架著三挺機關鎗，車上二、三十個冰凍臉嘴的年青軍人，個個荷槍實彈全副武裝。壓底的軍車接在就業員的後面，機關鎗不偏不倚朝著他們瞄準。

奇怪的是，女就業員們並不以為然，好像青蛙與蝌蚪、蝴蝶與毛毛蟲，就業員與犯人本來就是一回事。他們一路上唱歌樂神，好像是去赴宴。盛行一時的文革歌曲他們翻箱倒櫃找出來唱，「北京有個金太陽」、「毛主席的光輝」、「我們走在大路上」……，唱完一首又一首。不少過路村民駐足觀望，奇怪這支不尋常的隊伍，機關鎗押著嘹亮的歌聲。

我二十歲進監，如果不算七年前判刑之後押解途中對社會短暫的一瞥，已經快九年沒有坐過車，沒有看過外面的世界了。今天，穿著自己織的毛衣，長短大小正合身，感覺特別愜意。既不勞動改造也不政治學習，坐在車上靜靜地東張西望，像一個瞎子突然張開了眼睛。青山綠野像箭一樣朝後面射去，又有新的景色迎面扑來，清新迷人。我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忘記了要去什麼地方，但願車子就這樣開下去，永不停止。

大家的感覺大同小異，都坐得端端正正，吊起精神專心致志像在看全方位的立體電影。連平時叨叨唸唸的王大芹也裂著大嘴巴伸長瘦脖子前後左右看新鮮。

三，拉尿噩夢

樊雲軒急匆匆走到我面前耳語：「劉伯祥要解溲了。」我驚了一下，回到現實世界，回到犯人組長的位置。水火不留情，怎麼辦？像古代沒有「珍珠嫩膚霜」給女人擦臉一樣，當時的公共汽車沒有廁所給乘客解急。

我弓著腰朝坐在司機旁的左隊長走去，報告劉伯祥要乾大事，幾個犯人使勁用手指指著自己的鼻子向我暗示，他們也等不住了。

左隊長轉過頭看了看我們，再望望窗外逐漸多起來的商店和人群，她說：「不行，現在不行。」

一會，左隊長命令我們把窗簾放下來，為了防備有人乘機破窗而逃，混雜在集市人群之中，抓起來不那麼容易。

有人小聲說：「墊江，墊江到了。」大家趕快把窗簾放下，以免我們自己逃跑。

劉伯祥挺直腰板坐著紋絲不動，正在費勁地忍住，像忍住不要把小孩生下來。她的五固定樊老太婆反而坐立不安，好像她的肚子出了毛病。

今天天氣涼爽，又沒勞動出汗，坐在車上三小時，大家都在集體憋尿，人人無心觀景，只盼著「松包袱」。

突然，一股惡臭從後面傳來。大事不好，劉伯祥的「孩子」出關了。她那雙小而黑的眼珠定住了，臭味滿「屋」瀰漫。樊雲軒首當其衝，多皺的臉褶得更皺了。

可憐的劉伯祥，她才一米三高，腸子太短，留不住貨。

一小時過後，在半山坡的公路上，車子嘎然停住，四部大車裡的女人們被吆喝著下來上廁所。像一群從籠裡放出來的兔子，爭先恐後往下蹦，王大芹也在咿哩哇啦叫著像在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