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空軍頭號「殺一儆百」典型的兒女們(圖)
楓染心路憶崎嶇 —女兒對「右派」父親的懺悔
【看中國2014年11月12日訊】幼兒園的小朋友們一齊衝我喊：右派！右派……
我家在北京的第一個住處是南池子的四合院，那地界兒，真正是天子眼皮子底下。出了故宮東華門，往東走幾十米，有一條綠樹蔥蘢的小街，叫南池子。南池子南口有一個紅牆圍起的大院子，這裡曾是皇家檔案館，名為「皇史城」（‘史’字頭上應該加一個寶蓋，電腦字型檔裡沒這個字，特說明）。緊靠「皇史城」高高的北牆，有一條又細又窄的小胡同，我家就住在胡同最裡頭那個四合院裡。這個四合院分前院後院，前院的房子挺漂亮，有花格窗，紅門柱，院裡還栽棵大柳樹。我家住後院，後院雖然比前院小多了，但是房前的空地也夠我們玩了。家裡請了阿姨，帶小妹妹，做家務，吃飯的時候把小飯桌擺在房門口，一家人圍桌而坐，親情融融。
我對南池子四合院的記憶只留在了老照片裡，那些已經發黃的老照片上，有年輕的媽媽穿著裙子，英俊的爸爸拉著手風琴，小天使一般的我們圍在爸媽身旁……，從照片上看，這應該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幸福家庭。
1957年以後的照片，不見了爸爸。
爸爸離開北京，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他走之前，曾來幼兒園看哥哥和我。我長大以後拚命回憶，依稀想起了當年在幼兒園的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有一天，阿姨說爸爸來看我了，把我領到辦公室，爸爸就在那裡等我，他戴著挺威風的大沿帽，穿著挺威風的軍裝，笑咪咪的。第二件事是，也說不清過了多少天以後，一個晚上，要睡覺了，不知為什麼小朋友們都站在自己的小床上，一齊衝著我喊：右派！右派！右派！我根本不知道右派是什麼意思，只會一個勁地傻笑。
我長大以後想起那天的事，很是費解，小朋友們和我一樣年幼無知，可為什麼會對我喊出那個詞？我無法找到答案，只能推斷，可能是某些大人的言行影響了少不更事的孩童，而孩子們不過把這種喊叫當作遊戲來玩罷了，以為喊「右派」和喊「小山羊」「大灰狼」沒什麼兩樣。
「園中才數日，園外已千年」。位於北京寬街的這個小小幼兒園裡，永遠是孩子們的可愛笑臉和歡聲笑語，可是小小的院牆擋不住牆外成人世界血雨腥風帶來的絲絲冷意。我的幸福家庭已經在險惡的政治風浪裡遭遇了滅頂之災，一夜之間，爸爸從才華橫溢年輕有為的優秀幹部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空軍頭號大右派，他的兒女們從此失去了頭頂的光環。
這個變化，只有已經上小學一年級的姐姐感受到了，她原來是人見人愛的「驕傲的小公主」，長得端莊美麗，嬌氣而任性。她在空軍幹部子弟小學「育鵬小學」寄宿上學。學校條件很好，每週有專車接送。1957年夏天，一個週末的晚上，姐姐感到情況有點不大一樣，校車把姐姐送到爸爸的工作單位空軍政治部。下了車，爸爸正在等她，爸爸拎著一隻小皮箱，不說話，默默地領著姐姐走回家。一路上，姐姐聽到爸爸在抽泣，他對姐姐說：「以後，要好好聽媽媽的話……」不久，姐姐轉學了，離開了「育鵬小學」，轉到東交民巷小學讀書， 姐姐的性格漸漸變得沉靜而內向。
爸爸出事那一年，姐姐7歲，哥哥5歲，我4歲，妹妹2歲。除了姐姐，我們仨傻乎乎的什麼也不懂，只知道在幼兒園裡跟著老師念歌謠，玩遊戲。一個星期媽媽接我們回家一次，家裡不見了爸爸，也渾然不覺，反正以前爸爸也常不在家，家裡有媽媽就夠了，有了媽媽，家裡就有溫暖，孩子們就有依靠。
一個星期六，媽媽又來幼兒園接我們，這次沒有帶我們回南池子的家，而是進了一個好大好大的院子，院裡有漂亮的辦公樓，大禮堂，還有一排排宿舍樓，住了許多叔叔阿姨和小朋友。媽媽說：這是咱們的新家。這個新家就是團中央機關大院，我家在這裡住了十幾年。
爸爸從北大荒回到家，姐姐告訴來我家玩的小朋友：他是我叔叔。
當爸爸再一次回到家裡的時候，我已經是二年級小學生了。久別重逢，爸爸並沒有看到他望眼欲穿苦苦等待的一家人喜極而泣親熱團圓的場面，除了妹妹還小不懂事以外，姐姐、哥哥和我都用一種陌生的戒備的眼光迎接他。據姐姐回憶說：爸爸踏進家門，已不是記憶中那個帶著大沿帽、穿一身軍裝、威武瀟灑的爸爸了。他當時穿一身深藍色的幹部制服，磨難使他增加了滄桑，但他的目光仍然非常有神。爸爸回家那天，有一個小朋友到我家來玩，問姐姐家裡來的客人是誰，姐姐竟支支吾吾地說：「是我叔叔……」這個孩子還天真地問爸爸：「您是她的叔叔嗎？」可想而知，當時這對爸爸該是何等痛苦的打擊！
爸爸這時已經從那個遙遠寒冷的北大荒調回北京郊區一個公社工作，不常回家，農忙時幾個月回一次，農閑時一兩個禮拜回一次。我對爸爸一直採取了冷落疏遠的態度，見他回來也不主動叫他，更別提有什麼和他親昵撒嬌的舉動，我甚至很少跟他說話。有時爸爸主動過來近乎討好地要和我說話，我故意躲開不理他，每次都讓他挺傷心。
一個夏天的中午，我在家裡睡午覺，天氣燥熱，我渾身大汗，忽然睡夢中的我感到有一股涼風吹來，舒服極了，我就在這涼爽的空氣裡睡得很香。醒來一看，原來是爸爸坐在我身邊，一邊給我搧扇子，一邊笑瞇瞇地看著我，可我竟然沒有說一句感謝的話，反而拉下臉跑到一邊不理他，爸爸臉上的表情頓時變得十分尷尬。
現在回想起來，我內心充滿了愧疚。有一天，我忍不住對爸爸說：「老爸，我對不起你。」老爸挺奇怪地問：「為什麼？」我說：「小時候我對你態度不好，一想起來很後悔。」老爸說：「是嗎？我不記得。要說對不起，是我對不起你們啊！」
爸爸並不計較我們對他的態度，他從心裏覺得是他對不住這個家，對不住媽媽和孩子們，他用各種方式補償我們。我記得有一年暑假，我們幾個孩子都參加了機關少年之家組織的夏令營，營地在西郊的中央團校，時間是兩個星期。突然有一天，爸爸來看我們，他從通縣放假回家，得知我們都去夏令營了，便風塵僕仆地趕來。他給我們每人請了假，帶我們到頤和園玩了一整天，我們游泳、划船、爬山，爸爸給我們買汽水、麵包、煮雞蛋，那天我們玩得高興極了，直到天黑，爸爸把我們送回了營地，他才坐車回家。
爸爸想盡辦法滿足我們的願望，讓我們高興，他帶我們上公園，看電影，給我們買好吃的。收穫的季節，他從農村背回紅薯、大豆、蘋果什麼的，在困難年代裡，這些可都是救命的寶貝呀！記得最清楚的是吃飯時，爸爸往往吃了一半就停住了，媽媽問他怎麼不吃了，他說吃飽了，媽媽說：「你才吃一點怎麼會飽呢？」爸爸說：「你們先吃，吃剩的都歸我，我是「橡皮肚子」。於是，爸爸這個「橡皮肚子」的綽號就叫開了。等大家都放下筷子了，爸爸便把所有剩飯剩菜一掃而光。我原來真以為有什麼「橡皮肚子」，後來才懂得，這是爸爸為了讓我們吃飽寧可自己餓肚子。
爸爸對我們的疼愛和那無法改變的血緣親情，一次次地把我團團包圍，撼動著我心中那道人工打造的壁壘防線。有時候，我真想扑在爸爸懷裡大聲說：「爸爸，你真好！」可是一想到「右派」這個殘酷的字眼，我的心馬上像塞了塊大石頭。小小年紀的我，精神倍受折磨，心靈痛苦地扭曲，我從來不在小夥伴們面前提到爸爸，我只是驕傲地把媽媽掛在嘴邊。
媽媽用博大深厚的愛，頑強維繫著被政治風雨摧殘扭曲了的親情，我的媽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她是我心中近乎完美的女神。爸爸出事以後，媽媽一個人含辛茹苦地拉扯四個孩子。她的工作特別忙，頭上還頂著個右派家屬的帽子（其實，爸爸1959年第一批摘了右派帽子，但是摘了帽子還叫右派，稱為「摘帽右派」。這就是共產黨的政治整人術，就像古時候給囚犯臉上刺了字，一輩子也別想去掉）。
生活的重擔和精神的壓力並沒有把媽媽壓倒，媽媽始終是儀錶端莊，沉穩開朗，腰背挺直，步履輕快，沒有半點怨天尤人的神態和落寞消沉的倦意，她用深沉的感情和高尚的人格引導著我們。
媽媽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說過爸爸一個「不」字，相反，她拚命在孩子們面前樹立爸爸的威信，培養我們對爸爸的感情。她總對我們說：爸爸學問深，爸爸脾氣好，爸爸的字寫得漂亮，文章寫得更漂亮，爸爸干一行愛一行，干一行鑽一行，爸爸最疼愛你們。我在學習上有了問題去問媽媽，媽媽就說：「你去問爸爸，他懂得可多了。」我很不情願，但不得不問，爸爸這時總是特別高興，非常詳細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有時候，爸爸從農村回家，又髒又累，媽媽讓我去給爸爸打洗臉水。當時我們住的是筒子樓，一層只有一個公用廚房，要打水得穿過長長的走廊，我挺不高興，嘟嘟囔囔說：「幹嘛他自己不去打？」媽媽很生氣，站起身就往外走，邊走邊說：「好，你不去，我去！」我知道自己錯了，更是因為心疼媽媽，忙往外跑，連連說：「我去我去！」後來媽媽經常用這種激將法「迫使」我為爸爸做這做那。
爸爸在通縣上班，那兒離家有幾十公里遠，而爸爸每次回家都不是坐公交車而是騎自行車（那時交通極不方便，農村幾乎不通公交車），一騎就是好幾個小時，冬頂嚴寒，夏冒酷暑，異常辛苦。有時候，他想家了，騎上車就往家跑，任憑天黑路遠風霜雨雪統統擋不住。這個朝思暮想的家，是他生命裡的惟一寄託。媽媽睡覺很輕，半夜裡爸爸一敲門，媽媽馬上起來給他開門，心疼地問寒問暖，給他弄飯吃，燒水給他洗臉洗腳。這時我們早都睡下了，媽媽用報紙把檯燈遮上，輕手輕腳地做這些事情，生怕吵醒了我們。第二天早上我們醒來，媽媽會高興地告訴我們：爸爸回來了！ 爸爸站在媽媽身邊，笑瞇瞇地叫著我們每個人的名字。
媽媽是這個家庭最強有力的紐帶，她用博大深厚的愛，頑強維繫著已經被政治風雨摧殘扭曲了的親情。媽媽是家裡的頂樑柱、主心骨，她用瘦弱的身軀，頂風霜，擋刀劍，忍辱負重，殫精竭慮，撐起一片藍天，保護孩子們不受委屈和傷害。
有一件事情深深記在我心裏。有一天，我哥和一個小男孩玩，不知怎麼把那男孩逗哭了，那男孩的家長找到我哥，板著臉，凶巴巴地訓他：「你這個孩子太不像話，我非要告訴你的家長不可。我知道你的家長是誰，你爸爸是右派。」他說這番話時就站在機關的公共洗衣房裡，當時我和我哥都在那兒洗衣服，周圍還有別人也在洗衣服，這個大人毫無顧忌地、惡狠狠地發泄著，我和我哥深深低下了頭，一聲不敢吭。回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媽媽，媽媽的臉刷地變了，她痛苦又氣憤地說：「怎麼能對孩子說這樣的話？我得找他去。」媽媽馬上去找那個孩子的家長，嚴肅指出：父親是父親，孩子是孩子，你怎麼能對孩子說這樣的話？這對孩子是多大的傷害！那人還狡辯說：這是事實呀！媽媽嚴厲斥責他：什麼事實？他爸爸早就摘了帽子，早就不是右派了！媽媽回家後把我拉到身邊，撫摸著我的頭，慈愛地說道：「孩子，別難受了，媽媽已經嚴厲批評那個人了，他的話是不對的。」媽媽一邊說，一邊看著我，眼神裡充滿憂鬱、關懷與憐愛。
我永遠忘不了媽媽的眼神，那裡面有大海一樣深沉的母愛，儘管媽媽自己內心的痛苦翻江倒海，她也決不讓孩子們受到半點傷害。
爸爸和媽媽有很多老同學，都是我特別尊敬的叔叔阿姨，過年過節時，爸爸媽媽總要請這些叔叔阿姨來家裡做客，每當這個時候就是爸爸媽媽最開心的時候。此時的爸爸彷彿變了一個人，談笑風生，神采飛揚，一掃平日裡沉默寡言幾分拘謹幾分羞愧的形象。來我家的客人們都對爸爸非常親熱，喚著他學生時代的昵稱，拍著她的肩膀開懷大笑。媽媽忙裡忙外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我們幫著她擺好飯桌，大家圍坐一起歡聲笑語不斷。我的心緒被這個溫馨歡樂的場面融化，喜悅地跳動著，同時也產生了重重疑慮，爸爸不是犯錯誤了嗎？為什麼那麼多好叔叔好阿姨仍然和他親密無間而不是劃清界限？
同樣的疑問早就在姐姐心裏產生了，雖然姐姐只比我年長三歲，卻比我成熟得多深刻得多。有一次，爸爸從農村回到家，撩開上衣，姐姐看到了他的背，爸爸的背上竟是傷痕纍纍！姐姐萬分驚訝地問媽媽這傷痕怎麼來的，媽媽說，那是爸爸在農場勞動時，發生了山火，爸爸勇敢地去扑山火，被燒傷而留下的傷痕。姐姐驚呆了，感到自己的心在痛，在流血！她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爸爸扑滅山火的行為，完全可以稱為「英雄行為」，憑什麼還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在我年幼不成熟的心靈裡，只是懵懵懂懂地知道，爸爸是犯了錯誤的人，可到底犯了什麼錯，我從不敢問，媽媽也從來不提，因為我們年齡還小，什麼也不懂。
在文革以前，共產黨有個政策，「有成份論，不惟成分，重在政治表現。」不論是媽媽的工作單位還是我們讀書的學校，並不十分強調家庭出身，即使你出身不好，只要個人表現好，仍然能活得比較舒服。可是文革開始後，天下大亂，家庭出身已經上升到判定一個人是紅是黑、是好漢還是混蛋，甚至是生存還是毀滅的惟一標準的高度。我們一家人因為爸爸的右派問題深受連累，這時，媽媽看到我們已經長大懂事，便決定把爸爸的事情告訴我們。我清清楚楚記得那一天，媽媽倚床而坐，一邊織毛衣，一邊很認真地跟我談話。我仰著臉，睜大眼睛，帶著探詢的目光。媽媽很溫柔甚至帶著幾分誇讚的語氣告訴我：媽媽和爸爸是西南聯大的同班同學，他們一起搞學生運動。那時爸爸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地下黨的支部書記，媽媽是民青成員，女同學會主席。後來他們到解放區工作，又隨著解放大軍進城，調進中央青委（團中央的前身）。49年以後，建立空軍，需要大批知識份子優秀幹部，請求中央和國家機關支援人才以充實空軍，爸爸被中央青委領導選中，作為優秀幹部調到了空軍。當時整個共青團系統，只有四個人被選調，可謂鳳毛麟角。最初，爸爸調到哈爾濱空軍航校當政治教員，幾年後又調到空軍政治部工作。爸爸工作努力勤奮，還被評為優秀工作者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我聽到這裡內心狂跳不止：原來爸爸竟有這樣光榮的過去！我突然感很自豪。我問媽媽：「那後來怎麼又……」接下來媽媽講得比較籠統，因為就連她自己也並不十分清楚，她說：1957年爸爸犯了錯誤，組織上給我看過對他的結論，主要是他放鬆了思想改造，個人主義膨脹，走向了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到底有什麼事實呢？媽媽只說了一個例子，爸爸根紅苗正，入黨早，又是大學生，知識份子，這在當時的空軍算是難得的人才。爸爸好學肯鑽，寫了不少論文，還自學俄、法、德文，翻譯了兩本書，於是他就產生了驕傲自滿情緒，覺得空軍不重視知識份子，如果在地方上，他早就是副博士了。
媽媽並沒有提到那張給爸爸帶來殺身之禍的大字報（後面我要專門講到），也許媽媽根本不知道那張大字報的事，她只能有選擇地告訴我當年空軍黨委給爸爸羅列的那些所謂「罪狀」。
聽了媽媽的話，不知為什麼我心裏產生了非常奇妙的變化，竟然有幾分自豪感。我的爸爸，抗戰時期入黨的老黨員，西南聯大地下黨支部書記，優秀幹部選調空軍……，同時，我又為爸爸感到遺憾和惋惜。如果不是57年的錯誤，那麼我們今天就都是令人羨慕的革命軍人子女「紅五類」呀！「血統論」殺氣騰騰地扑向風雨飄搖的家庭，空氣中處處瀰漫著「血統論」的血腥味兒。「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狂吼亂叫殺氣騰騰地扑向每一個風雨飄搖的家庭。有一天，我看見媽媽激動地在屋裡走來走去，氣憤地說：「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胡說八道！很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出身封建家庭，照這個邏輯，他們不也都是混蛋嗎？」
此時的媽媽再也無法保護我們了，因為她自己的處境已經岌岌可危，她的名字打著紅叉上了大字報。其罪名之一就是「不能和右派丈夫劃清界限」，因為她曾經對別人說過，爸爸的字寫得很漂亮。
姐姐一直是我家幾個孩子中的驕傲，她學習成績優異，考上了當時最好的中學；北京師大女附中。但是在這個高幹女兒雲集的貴族學校裡，由於爸爸的右派問題，姐姐被入了「另冊」，文革中，更是倍受歧視。那時要填各種各樣的表格，在家庭出身一欄姐姐一直填「革命幹部」，有一天，一個高幹女兒找到姐姐，嚴肅地說：你不能填出身革命幹部，你爸爸是有問題的人，你只能填出身一般幹部。
運動如火如荼，學校停課了。姐姐和幾個不是 「紅五類」出身的同學，跑到爸爸所在的公社鍛練，她們用艱苦勞動的汗水，贏得了老鄉們的信任和深厚的感情。沒想到，這也引起了班上「紅五類」紅衛兵的不滿，她們認為姐姐她們是逃避運動，騙取貧下中農的信任，因為貧下中農也不知道她們是什麼出身。於是派了一個同學，跑到村裡，向貧下中農散佈說姐姐她們出身都不好，使得一些原本對她們很好的老鄉，也開始冷落她們。姐姐參加高強度的秋收，手被鐮刀磨出了血泡，化了膿，疼得鑽心，但她覺得心靈上的傷痛，遠遠超過了手上的傷痛！
我原來在小學裡一直是三好學生，班幹部，中隊長，也是愛說愛笑愛唱愛跳的女孩，老師同學們都非常喜歡我，學校裡還經常選派我去機場獻花。 文革來了，血統論來了，我變成了姑姑不疼姥姥不愛的「灰姑娘」。有一次，我穿件黃軍裝，臂佩紅袖章，當時這身行頭是「紅五類」的符號。我走在院子裡，只聽背後幾個人指手劃腳：「她怎麼能穿軍裝戴紅袖章？」嚇得我趕緊回家，連門都不敢出，吃飯也不敢去食堂，讓妹妹幫我打回家來。有些原來挺要好的小夥伴此時也疏遠我，冷落我，躲著我，上學放學時，別人是挽臂搭肩一起走，只有我孤零零地走在最後邊……
我的性格全變了，處處謹小慎微，噤若寒蟬，只有在家裡，才能找到一點安全感。那時候，我是多麼羨慕那些具有紅色家庭背景的革命後代呀！我不止一次地幻想著如果爸爸57年不犯錯誤，我不也和他們一樣嗎？現在看來，這些想法多麼淺薄幼稚。可是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我這個只有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又能怎樣想？
真正把我從痛苦迷茫中喚醒、徹底顛覆了我對爸爸偏見的一記重掌，是來自我插隊時姐姐的一封信。從1968年開始，姐姐、哥哥和我先後上山下鄉，姐姐去了雲南兵團，哥哥去了山西農村後來又轉回廣東老家，我也到廣東老家當起插隊知青。我和姐姐經常通信，姐姐有思想，有才華，我從小就佩服她。她給我寫的信經常是洋洋灑灑幾千字，充滿理想激情和哲理，我特別愛看。有一天，姐姐又來信了，我如飢似渴地讀著，突然有一句話跳進眼帘，那是姐姐在提到爸爸的問題時這樣寫道：「……政治鬥爭錯綜複雜，戰場上流彈也會打傷自己人……」我只覺頭頂炸了一顆雷：這麼說，爸爸是自己人？是被誤傷被冤枉的？就是這句話讓我如夢初醒，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爸爸的態度，也開始懷疑那些加在爸爸身上的罪狀。
那幾年，我和爸爸相依為命。1971年，我從廣東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小廠當工人。當時，我的家庭四分五散，六口人分散在五個地方。媽媽在安徽五七干校，爸爸在通縣，姐姐在雲南，哥哥在廣東，我和妹妹則在北京的工廠當工人，我們住了十幾年的團中央機關大院早已被軍隊霸佔，我家不得不搬到一個大雜院裡。當時媽媽不在北京，爸爸挑起了家庭的重擔，雖然他仍然和以前一樣不常回家，但是只要一有空他就回來照看我和妹妹。我妹妹住在工廠，一個星期才回家一次，平時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我身體有病，爸爸對我特別關心，就在這些年，和爸爸接觸多了，他的學識才華讓我徹底折服。
記得那時天天唱革命樣板戲，有一個楊子榮的唱段《甘灑熱血寫春秋》。爸爸有一天問我：「你知道‘春秋’是什麼意思嗎？」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知道，就是寫歷史寫人生的意思。」說完我挺得意，心想爸爸沒考住我。爸爸又問：「你知道‘春秋’的出處嗎？」我想了想自作聰明地說：「不就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嘛。」爸爸笑了，給我講道：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有一本編年體史書《春秋》，經過孔子修訂。這本書具有「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的權威地位。我一邊聽爸爸講，一邊不住點頭，感嘆著爸爸的學識淵博和自己的膚淺。
有一年，毛澤東號召大家讀紅樓夢，我便也找本「紅樓」看了起來。有一天，爸爸回家看我正讀「紅樓」呢，便興致勃勃地給我講開了。他說：紅樓夢裡很多人名都是有寓意的，暗示了他們的命運，比如賈家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她們名字連起來「元、迎、探、惜」，諧音就是「原、應、嘆、息」，她們的命運都很悲慘。還有書中一開頭的兩個人物：甄士隱，賈雨村，諧音為：真事隱去，假語村言，寓意很深……，我被爸爸的講解深深吸引。當時鄰居家一個小姑娘也和我一起聽，都聽呆了，她對爸爸佩服得五體投地，以後每次爸爸一回來，她馬上過來纏著我爸爸說：李叔叔，我要聽你講「紅樓」。在那段清苦的日子裡，我和爸爸的感情越來越近。
爸爸是怎樣被打成空軍頭號右派的？直到爸爸徹底平反的1979年，我才完全搞清楚事實真相。爸爸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我是怎樣被打成空軍頭號右派的」 。
母女兩代新聞工作者的不同遭遇
時光轉眼到了1982年，我已經是工人日報記者了。夏天，部主任派我去採訪空軍雙文明表彰大會，這是我步入新聞界以後接受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的採訪任務，我懷著一種新鮮和好奇的心情來到了會場。負責接待記者的是幾個年輕的軍人，聽說我來自中央新聞單位，他們顯得特別熱情，一個軍人給我安排住處，端來茶水，遞上材料，他說他是空軍政治部的宣傳幹事，有事找他聯繫。
我並沒有和別的記者一樣急著瞭解大會的情況，而是突然間被一種難以名狀的情緒控制了。空軍，空軍政治部……我的心感到隱隱刺痛。二十多年前，我的父親，就是在這裡，開始了噩夢般的苦難旅途。
吃飯的時候，年輕軍人慇勤地向記者們頻頻舉杯，他問道：「各位記者還是第一次來空軍吧？」別人都點頭，不知為什麼我有一種衝動，衝口而出：「我和空軍有緣分，我父親當年就是空軍。」
大家都滿懷興趣地扭過頭來看我，那個軍人顯得更熱情了：「是嗎？您父親在哪個部門？尊姓大名？」
我說：「就在空軍政治部，不過他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頭號右派，他叫李凌。」
眾人啞然。
飯後，年輕軍人走到我身邊，表情凝重地說：李記者，我們都知道你父親的名字，我參加了空政為他平反的工作，請代我向你父親致意。
此時我心緒難平，我想起當年在爸爸被打成右派後，發生在作為新聞工作者的媽媽身上的一件事。
1957年的夏天，媽媽和《中國青年》雜誌總編輯到總政去瞭解部隊反右鬥爭的情況，媽媽當時是《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接待他們的一位軍官介紹說：「部隊裡也有右派，比如空軍就出了個大右派，名叫李凌，他曾經是領導上培養的重點，先進份子，可現在，卻成了一面白旗，空軍頭號右派。」媽媽當時對爸爸的事情還一無所知，她聽了這些話如遭五雷轟頂。
媽媽有一篇寫了一半的日記，是她當時痛苦的心理描述：「看著他的背影在暗淡的路燈下消失在小胡同的盡頭，我拖著沈重的步履回到屋內，眼淚再也抑制不住了，成串地流出來，流吧流吧，讓它流吧，願淚水衝去我心中的痛苦和抑鬱。這難道是真實的事嗎？多年的戰友、伴侶、愛人，突然之間成了敵人！？……這個幸福的家庭從此失去了幸福。」
媽媽的那次採訪和我的這次採訪，間隔25年，母女兩代新聞工作者，遭遇了冰火兩重天。我望著會場上那些年輕官兵的身影，多像當年的父親！可是還有誰記得父親？還有誰瞭解那個黑暗年代？
又是多少年過去了，我也進入知天命的年齡了，不知為什麼，一見到滿頭白髮的父親，我突然會有一種愧疚感，我為自己年幼時對父親不近親情的作為而深深地自責。我不能忘記那些用荊棘編織起來的苦日子，我也在反省自己幾十年來走過的這段崎嶇曲折的心路歷程。
我現在對父親充滿敬重欽佩之情，我為自己有這樣一個好父親深感自豪！
我最親愛的媽媽幾年前駕鶴西歸，她已化作美麗的女神，站在高高的雲端，含笑俯視著自己的親人在這塊播種了苦難與希望的大地上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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