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攻擊偉大領袖殘暴 「五七」擋案(圖)
「五七」擋案

【看中國2014年09月20日訊】李澤衡小傳

李澤衡,祖籍廣東,1936年出生於越南河內,三歲返回香港,後遷居雲南昆明,就讀教會學校上智中學。1950年求學於藝術師範,學習繪畫中,畢業後,分配到雲南人民出版社任美術編輯,創作過若干緊跟時局的宣傳畫、年畫、插畫,如:《把餘糧賣給國家》《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保衛祖國、保衛邊疆》、《幸福生活》、《毛主席會見雲南少數民族》等。初出茅廬,不諳世事,更不懂政治,只知畫畫,敬業於編輯工作和傾心於美術高境界的追求。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反右,出版社以「單純技術觀點」、「不問政治」、「與黨離心離德」為由劃我為右派。宣布處分:「保留公職,撤職下放,監督生產。」說:「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即回社工作。」

1958年1月28日,遣送至彌勒東風農場。放牛、牧馬、撐船、趕車、割草、砍樹、搭棚、開荒、辟路、除廄、漚肥、挖水井、刨糞坑、挖魚塘、抹土基、沖土牆、打炮眼、炸石頭、修水壩、挖垡子、犁爛田、翻晒場、扛大糧……腳板戳滿枯苦刺、腳跟開大裂口,用納鞋底的針挑、用麻線縫合;肩膀化膿用破布墊;滿肚子的蛔蟲,不時從屁股眼裡鑽出半截;爛衣破褲裡的虱子肥肥壯壯,都已習以為常。飢餓、生病、受傷,仍然要擔負沈重的勞動,每月還要違心地寫自我認罪的「查評」。忍受了這勞役之苦和精神折磨,至1960年初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但還必須繼續留在集中營裡。集中營裡暴行肆虐,再生冤案無窮,1962年集中學習過程中,有人誣陷我和另外幾個人組織「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他們實際要說的是匈牙利「裴多菲反革命俱樂部」),而被殘酷批鬥。文化大革命時期,受掛牌、遊街、抹黑臉、戴尖帽、披麻布、架噴氣式等污辱、摧殘,九死一生。為避免遭到更大的傷害便逃跑,在人間地獄裡掙扎,以擺地攤賣革命歌片、充當油漆工、建築工為活路,和母親艱難度日。抓回農場,被批判鬥爭。毛澤東死了,農場掌權者又捏造罪名,製造攻擊華國鋒的醜惡假案,折磨、傷害我又長達一年多,至今留下殘疾。

1978年底雖作了「改正」,但原單位迫害我的人當權,以「出版社超編」為由,拒絕我回出版社。彌勒縣主動接收我在縣文化館工作。在彌勒縣工作的6年中,不斷向文化部、國務院僑辦上告。經有關部門通報雲南人民出版社在落實政策中的卑劣行徑後,1984年回出版社,工作、生活仍繼續遭壓制、迫害,而我仍兢兢業業地工作。曾先後經被評為縣、州、省先進工作者,是攝影家、美術家等協會會員,曾任雲南省越南歸國華僑聯誼會會長(10年),1997年退休。現今,厭於時興活動,偶爾作畫,深憾原本美好的事物,被私慾所踐踏,以致扭曲、變形至毀滅,好在人世間尚存正氣,倡揚真善美、鞭撻假惡醜的精神不會消亡。

楊世元小傳

楊世元(原名楊世炫),男、1937年農曆十二月初七出生於浙江處州府雲和縣,離縣城約十華里的一個小山村----霞曉橋。

我家有十多畝田地,土改時劃上地主成份,後來怕複查不夠格,又加上「破產」二字,成了破產地主。爸爸37年畢業於杭州高級中學,當時抗日救國烽火正盛,投筆從戎考進了黃浦軍校,抗戰八年浴血奮戰,1945年日冠投降以後,退伍還鄉,從事商務經營。孰知鎮反來臨未免此劫。

在雲和這個小縣城,反右派的辨論會是57年的暑假開始的,7月中旬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政治學習,先進行肅反,許多老教師,捕的捕、判的判、最輕的戴上反革命帽子管制改造。我們學校就有一位葉正和老師,年齡不到四十歲,被追被逼得無地自容,在廁所裡割脈自盡,殘酷啊!到了8月中旬轉入整風反右,沒有鳴也沒有放,也不開座談會,就由那邦左崽子點名,點一個批一個,處理一個,頭一個是小順區的王芝健,據說揭發的右派言淪,性質嚴重,定性為「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第二個是瀋村中學的麻存芝,麻老師文學修養功底好,教了三年書,就寫了四本兒童讀物,取了一個筆名叫冬日,被無限上綱:冬天的太陽有溫暖的陽光,人人喜愛,那毛澤東像太陽,陽光火熱人們愛不愛?意思就是攻擊偉大領袖殘暴。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大哥在臺灣,決定開除公職,下放農村監督勞動

第三個點名批判就是我。說我假裝積極騙取領導信任,混進共青團,為首組織右派集團,到處煽風點火。我一條都不承認,我接受不了,我想不通,我要申辯就說我反批判,幾個左崽子趕上臺來採取「強硬」措施,我吼叫著:「領導上宣布是辯論會,不是批鬥會,為什麼動手打人?」說時遲當時快,一個小學校長被我一掌從台上推了下去,當時我有玩命的勁頭,台上的幾個人呆住啦!會場上混亂地呼叫:打人啦!打人啦!突然一聲哨子聲,會議主持者終於開口了:今天是辯論會,要他自己撿查交代,看他認罪態度再做結論。今天會議暫時開到這裡,散會。

三天批鬥了三個人,兩個定性做了處理,對我是留了一個尾巴,實際上,是「罪行」還未「編」好,讓我聽候處理,控制使用,又留下來教了一個學期。

我於1958年3月8號送勞動教養,在浙南的龍泉訶農場關了四年、浙北的長興農場關了八年,是沒有刑期的勞教犯、留場犯,過著非人生活,被苦役與飢餓折魔,熬到1969年11月被清理返回老家,事實上我己家破人亡,一貧如洗,一個列入另冊賤民,求職無門,但我頭惱裡的文化知識,盜賊再狂暴也搶不走。我憑一張選民證,闖蕩江湖,出賣苦力,做過木工、泥工、砌石工、砌磚工,鋼筋工、木模工、修過公路、修過水厙、蓋過房子,走遍了浙南閩北,渡過了十年的流浪生活。後來我勤學苦練學習繪製建築施工圖,在自學函授相結合的努力下,有關單位批准錄用了我的圖紙,我成了浙江駐閩工程處的總工程師,到78年右派安置改正時,我己經是工程專業的萬元戶,

1979年右派「改正」後,我被安排在雲和縣教育局,負責校含修建工作,1984年雲和與景寧分縣,我被調景寧縣教育局分管校含工程與校辦工廠,曾任景寧縣校舍辦公室、勤工儉學辦公室、校辦企業總公司副主任、主任、經理、總經理,直到1995年提前辦理退休,同年底來到杭州,參與了杭州宋城的人造旅遊景點的建設,還參與過蕭山湘湖的杭州樂園、臺州的東方太陽城等旅遊景點的建沒,退休後又干了十多年。如今我孤身一人,父母兄弟皆於我先去,我是斷子絕孫的人。心中只有一個願望:留下我們那段血和淚的遭遇,討個說法,讓歷史後人去評述。

王鐵生小傳

王鐵生,男,1927年1月生於上海,1948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從1952年起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現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於1992年退休。半個世紀來,發表並出版了有關經濟學專業著作,譯有論文及專著300多萬字。在1957年發生的那場「陽謀」中,被打成了「極右份子」。我的所謂「罪狀」是:污蔑肅反擴大化;攻擊人民代表大會體制;讚賞林希翎以及同意儲安平、葛佩琦的「反動」言論。

由於「罪孽深重」,我被判勞動教養5年半,曾作為一名餓死的勞教犯被拋入墓穴,卻大難不死奇蹟般地重回人間。其實與生命同等重要的我的年華歲月卻永遠永遠地消逝了。不妨粗略算一筆最簡單的賬:從1958年(我31歲)2月,我被送往勞動教養開始,直到1979年(52歲)3月我重返人民大學時為止,這21年時光我是這樣渡過的:5年半勞動教養;6年半強制就業;9年在一家合作小診所打雜。試問人生能有幾個21年?!何況從31歲至52歲的這21年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於創造能力的黃金年華!!

然而更有甚者,由於受我的株連,我的兩個兒子都成了「黑五類」,長子受到無處不在的社會歧視與迫害的重壓,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他秉性聰穎,自幼酷愛數學,還在小學六年級時,即使在當時那樣的惡劣環境下,就曾用平面幾何證明(a+b)2=a2+b2+2ab而引起老師的讚嘆。一棵本應幸福成長並有所作為的幼芽就這樣被殘酷地摧毀了。一項莫須有的「右派」罪名。毀滅了兩代人的生活。多麼不可思議、無法想像,卻又是實實在在、血跡斑斑,是野蠻殘酷現實的寫照!但願這段瘋狂、荒唐和陰暗的歷史插曲,今後永遠不再重演。有關我一生遭遇與不幸,詳情請閱《血淚交響曲——我的「右派」生涯記實》一書。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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