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香港民間公投考驗北京的政治智慧(圖)
佔領中環運動發起政改全民投票
【看中國2014年06月25日訊】6·22日香港佔中全民投票突破70萬人，北京顯然低估了港人嚮往民主政治的熱情，其應對方式有點失據，一是不讓國內報導，採取鴕鳥政策；二是對香港民間公投持激烈批評態度，比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文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均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是非法的」。
北京為何遲遲不定出普選時間表？
香港此番民間公投實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97「回歸」之後香港人民與北京政權矛盾的總爆發。本文且討論民間公投是否非法。
1997年主權移交後，隨著北京對香港控制日益嚴苛，政治爭議漸多，多數都涉及《香港基本法》架構下香港民主發展的問題。當香港佔領中環運動要求普選權的要求日益強烈之時，國務院新聞辦於今年6月10日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作為單一制國家，本源性的權力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授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還有很多沒有授予的權力都操持於中央。一些大陸官方學者很不客氣地就此發言說，香港要求普選權，是因為「沒認清自己的地位」，挑戰中央政府。香港人本來就已經對香港大陸化非常鬱憤，這份白皮書的倨傲不僅沒能讓香港人馴服，反而激發其參加公投的熱情。
香港人要求普選權，其實是要求落實《基本法》。《基本法》中第45條及第68條分別闡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以普選為目標。香港回歸至今已17年，就算是以蝸牛爬行的速度「循序漸進」，也應該進入普選階段。中央政府但凡有一丁點落實《基本法》的誠意，至少應該給出一個三兩年內實行普選的時間表。但是，北京不僅沒有給出時間表，反而發表了一份咄咄逼人的《白皮書》，原因何在？
首先，這是由共產極權統治的稟賦所決定，極權政治從來容不得異端，連人的思想都想「格式化後重新輸入」，更不用說統治區域內治理形式的異質化。其次，香港已經「回歸」，在中共眼中，這種「回歸」就意味著與大陸日漸同化，將「50年不變」提前改為15年不變並無不妥。大陸還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如果允許香港普選特首，其他省份的‘尋釁滋事者’將會群起傚尤。在6·22投票後次日，《環球時報》即發表《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13億人多》，稱6·22公投是一場「鬧劇」，香港只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無中央授權不能搞公投，「如果中國各地都搞類似公投，豈不天下大亂」？
中國地區性《白皮書》是治理危機的產物
近十多年來，北京除了就「司法改革」等專門領域頒布各類《白皮書》之外，對行政區頒布《白皮書》只有三地，即西藏、新疆與香港。這三個地方有個共同特點，即對中央政權的離心力日益增強。關於西藏的白皮書有兩份，即《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首發，2006年在人民網重新刊登）、《西藏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2013年10月），主旨是講中共如何讓西藏人民從落後的農奴制下獲得「解放」，西藏進入現代社會，經濟獲得巨大發展。《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於2010年頒布，顯然是出於應對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的內外宣需要，主題集中在領土主權與東突厥斯坦問題的由來，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幫助新疆少數民族在教育科技、經濟生活獲得進步。
西藏、新疆《白皮書》的發布，與其說是中央政府矜誇功勞，不如說是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治理危機。如今香港獲頒中央政府專題《白皮書》，當然也是因為近年來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認同大幅下降。這些《白皮書》最重要的功能是宣示中共政府的意旨，並不在意《白皮書》所涉地區人民對中共統治的真實感受。研究這些地區人民的真實生活狀況，可以發現，我們不能將這些地區民眾的自述與《白皮書》折衷比照，從而得出所謂的「客觀事實」，因為二者之間的矛盾含有深刻的價值觀的衝撞。以這三份白皮書為例，中共既不可能理解達賴喇嘛及藏傳佛教在藏人生命中的意義，也不可能理解香港人為何無法忍受淪為「大陸同胞」的生活。對於高度物質主義的中共來說，當年對香港「50年不變」的最形象概括就是「回歸以後馬照跑，舞照跳，不會改變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至於港英時期香港人民曾享受的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在北京政權眼中，根本無須加以尊重，因為中央政府本來就打算在「回歸」後逐步褫奪。
北京為何在意香港民間公投？
對香港民間6·22公投，與其說北京在意其是否「合法」，還不如說北京惱火香港人民這種挑戰姿態。香港特首的「選舉」，多年來經選舉委員會投票產生，該委員會由38個「界別分組」選出來的800名成員組成。這些委員們不管心目中有沒有自己中意的特首候選人，但最後都得服從這一「共識」：選一個北京中意的特首，否則沒得商量。
自1949年以後，香港事實上存在一明一暗兩個權力中心，「回歸」之前，明的是港英政府，暗的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對內稱「港澳工作委員會」，我在深圳市委工作時，同事戲稱其為「中共香港市委」）。關於這個機構的主要業務，許家屯（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與《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因「六四」與中共決裂後，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述。香港「回歸」後，新華社香港分社於2000年重組，只擔任官媒老大，結束其政治使命；同時從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分拆出一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成為凌駕於香港特區政府之上的權力中心。
中共接手大陸之時，在大陸採取的是打擊、消滅原有社會精英，扶植下層參與新政權；但在接手香港時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作法，主要籠絡上層並給予親北京商界人士在大陸的發展（即牟利）機會，通過控制香港精英階層，達成對香港的治理。「回歸」前及初期，香港中下層本來並不關心政治。在中共眼中，他們有飯吃、有工作機會就行，很好對付。
但近十多年以來，香港經濟發生深刻的變化。自70年代以來，香港賴以支撐經濟發展的四大產業當中的電子、製衣與玩具業早就遷往珠三角，只剩下一個珠寶業；原來的轉口貿易中介地位因中國加入WTO而逐漸喪失，只有離岸金融這種灰色業務大發展，以至於香港現在淪為大陸商人、官員的主要洗錢中心。可以說，「回歸」後的十多年就是香港由原來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淪為大陸的經濟附庸，中下層香港居民的就業受到嚴重影響，年青世代普遍感到無出路。也因此，香港民間社會逐漸覺醒，成為中共不得不面對的一支社會力量。現在，香港人懷念港英時代的自由及身為「四小龍」之一的豐裕，對北京的不滿日益增加。以上就是此次公投產生的大背景。
香港人多年來有過多次大規模集會遊行，遠的有1989年支持北京學運和抗議「六四「屠殺的遊行，近有為邵陽異議人士李旺陽冤死的大規模抗議，此外，每年維園都點燃紀念「六四」的燭光。但這一次的抗爭性質不同了，香港人為爭取自己的普選權而表達出獨立於北京的強烈聲音。北京就算不願意立刻回應香港人民的要求，也應該考慮履行《基本法》的承諾，定出實現普選的時間表。在政治博弈中，妥協讓步其實不代表軟弱，而代表一種成熟的政治智慧與政治信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