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歸來者背後——文革犯人出獄記(上)(組圖)
【看中國2014年05月22日訊】電影《歸來》以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為藍本，講了一個犯人從「文革」前後的勞改營歷劫歸來，與家人團聚，重尋親情記憶的故事。主人翁一家歷盡曲折團圓，人性的溫暖感動了滿座觀眾，濕透了一地紙巾。
電影《歸來》劇照
但從現實中來說，從政治年代歸來的勞改或者勞教人員，以致留場就業的「二勞改」和「二勞教」，他們的歸來故事可能並非如此溫情動人，而是乏味寒傖，甚至沒有歸來的機會。
這樣的情形不只是發生在類似陸焉識這樣的普通人身上。即使是高官或者社會名流，當他們在建國後漫長年代的某次政治運動中被翻手打入地層，十幾二十幾年後歸來，也是如同百年身，難以回頭。在時間被強行掐斷、看似凝固不動的囚徒歲月中，消逝的不僅是青春，還有親情、事業、理想，更多時候是一個單純的職業和戶口。只有少數人擁有陸焉識的幸運，只有更少數人能夠從頭再來，找回荒廢了的青春和事業，重新獲得家庭、事業和尊嚴。多數人實際已失去了「歸來」的機會。甚至很大一個群體到了今天，仍然面臨沒有工齡、無法退休的遭遇。
這是一部電影無法完全揭示的。
出秦城記：此門走出也無家
1976年，關押9年的秦城囚徒李銳終於走出了燕山腳下的鐵門，卻無家可歸。他的妻子範元甄早在廬山會議之後就離了婚，子女也與其決裂。四顧茫然的李銳，吟出了「此門走出也無家，一陣春風兩眼花」的詩句。相比之下，鐵門之內倒好像算是習慣了的舊居。按照當時中央專案組的政策，仍是戴罪之身的李銳被重新安置到他被抓之前下放的安徽磨子潭電站，生活自理。
李銳
一位在電站工作的上海女知青愛上了他，可是不久就被調走了。兩年後女兒李南央來到磨子潭，父女在電站水庫邊長談廬山會議內幕，消除了長年隔閡。為表父女團聚和解之情，李銳拿出當初打算送給上海女知青的一條褲子送給李南央，作為見面禮。這份貧乏年代裡卑微的禮物，李南央雖覺尷尬仍只得收下，心裏決定替父親奔走平反。好在不久之後，李銳終於回到北京。
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師哲，曾任蘇聯肅反部門上校，「文革」中被打成蘇修特務關入秦城。1975年5月師哲出獄，面臨的是比李銳更尷尬的處境。組織安排其住在招待所，師哲不明就里要求回家，前來看望的子女亦不便說明。回到西廊下2號的家中，妻子周惠年見面後就避入裡屋，隨後虛脫暈倒，兒女忙於照顧母親，師哲一人在飯廳坐了一夜，天亮後又回到招待所。此後才知道妻子已在「文革」中與其離婚，她解放前曾經被捕，有自首嫌疑，「文革」中屢遭批鬥，與師哲離婚實為自保和子女前程，師哲亦無可奈何。
以後師哲一直單身，由組織安排生活，女兒師秋朗常去看望他，發現他從外到內都像個男版「白毛女」，不僅幽閉於密室多年，頭髮皮膚全白，且語言與時代脫節，一開口就是50年代的語言，不瞭解「文革」和以後的社會，父女幾乎無法對話。他雖然出了獄，也由組織安排當了社科院的顧問，卻顧而不問，只是沉浸在昨日的世界和對毛澤東的追憶裡。
楊帆與家人團聚的情形一波三折。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長期從事黨的情報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楊帆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由於「特情」戰線的高風險，楊帆在50年代初就像《風聲》中的人物一樣遭到清洗。以後先後在功德林監獄、秦城監獄關押二十餘年，1975年走出秦城，安置遣送到湖北沙洋農場，心智卻留在秦城囚室的迫害陰影中，經常自言自語地跟想像中「控制的電子」交談，和今天的許多上訪者一樣，相信有一套看不見的電子發射系統在控制他的大腦電波，並且自認為「天天在和周總理說話，說我老婆孩子被保護在北京。」
1978年妻兒去農場探望楊帆，見面後受到楊呵斥：「你們要自重，不要冒充別人的家屬。我知道你們是江青派來的……」隨即破口大罵。妻子想盡辦法接觸也沒有用，楊帆見了就跑。妻兒無奈要回京了，楊帆破例請他們吃飯，卻在席間鄭重地說：「今天這頓飯是組織上讓我陪你們，你們兩個人我還是不認識」。
以後楊帆被接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療，三個插隊回來的女兒輪流在病房照料，楊帆已不認識她們，只好以護士名義出現。一天，三女兒主動告訴他，自己不是護士是他女兒，楊帆還不相信，但對她們的體貼照顧也很感動，因此勉強說：「我有女兒，你們叫我乾爹吧！」親女兒認成乾女兒，骨肉不相識，這是秦城監獄單身牢房結出的「奇異果」。一年多之後，楊帆才逐漸回歸正常。
秦城是專用關押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監獄。從秦城走出的囚徒遭際如此，更可見普通囚犯歸來的艱難。
右派歸來：無味的末班車
80餘歲的甘粹沒有子女。除了老伴，他最親近的「親人」是建國門附近通惠河公園的幾隻流浪貓。他會每天提著布袋，裝著貓糧去找它們，知道它們各自的就食地點。
甘粹195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期間被打成右派，此後發配到新疆南部喀什勞動營，一直到「撥亂反正」才得以回到北京。幫助他平反的同學陳敏記得，初次從南疆回北京的甘粹一身長年未換洗的衣服，不敢在沙發上落座，她立刻帶他買了一套新衣服換上。
青年甘粹和林昭
甘粹的未婚妻林昭也被打成右派，兩人要求登記結婚卻被拒絕，稱「右派結什麼婚」。林昭關押在提籃橋監獄，「文革」中被處決，甘粹回到北京時孑然一身，住在單身宿舍裡。幾年後陳敏給她介紹一個去新疆支邊的女知青，結婚那年他已經近50歲，愛人當時40來歲，離異有一個孩子。
「這個世界並不好，不打算讓孩子來世上受苦」，自身的經歷讓甘粹放棄擁有後代，但年齡或許是另一顧慮。
已有婚姻家庭的右派，像《歸來》中的陸焉識那樣歷劫團圓者是例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和生活困境下，婚姻和家庭都難免解體。
顧准原本伉儷情深，但妻子汪璧一再遭遇政治壓力，在「文革」中出於孩子們的前途考慮與顧准離婚，不久自殺，子女也和顧准脫離關係，顧准幾年後在妻離子散中去世，和母親亦未能生前謀面。今天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的墓地叢林裡，一塊普通的黑色石碑上刻著「顧准、汪璧之墓」，由子女們共立，算是這對被時代悲劇活生生拆開的夫妻死後團聚。
北大物理系右派學生劉顯聲，57年被劃為右派，送農藥廠勞動改造。64年他和廠裡的一個女工結了婚，生下了大兒子。「文革」開始，他作為「牛鬼」被攆出紅海洋北京城，落戶到老家遼寧海城，因為偷越結冰的松花江試圖去南韓，結果被「小兄弟」北朝鮮交割回來，坐牢8年。
期間無法維持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另嫁，等到劉顯聲出獄接回大兒子，兒子會唱東方紅，但已經不說話了，也不知道1加1等於幾。劉顯聲沒有去問這8年裡發生了什麼。他帶著大兒子回到農藥廠住了下來，聞著瀰漫的農藥氣味直到廠子倒閉。
如今近80歲的他和不說話的兒子住在一間宿舍裡，帶著兒子起床吃藥喝水上廁所下樓鍛練。他擔心的是，一旦自己去世，這個沒有單位、親人，甚至沒有正常智力的兒子，將何以在世上度日。
少數歷經劫難、揹負政治壓力保存下來的家庭，其間都經歷了生死一線的危機，在物質條件被剝奪乾淨的情形下打入另冊，單單靠著人性的光輝支撐下來。
譬如胡風的妻子梅志，在胡風入獄後帶著三個孩子在「反革命家屬」的烈日下求生，之後自己也被關押，數年後才得知胡風下落。「文革」中，胡風在四川獄中精神崩潰屢次試圖自殺，梅志更是自願以無罪之身入獄坐牢，只為了挽救胡風的性命。直到「文革」結束，兩人才一同從牢獄回到人間，晚年梅志寫下《伴囚記》一書，為對抗強權的人性光輝留下見證。這樣的坎坷歷程，早已不再是她早年擅長的童話故事。
青年胡風和梅志
有一部分右派在改革開放後重新搭上了快車，走到了時代的前列，譬如江平和張思之、茅於軾。但對於多數人來說，漫長時光的耽誤使他們在時代中退化，平反得來的更多是一個待遇，在迎頭趕上的新一代面前力不從心，只能勉力進行人生補課。對於他們來說，歷劫之餘歸來的人生，更像是無味的末班車。
此外，更多的是那些埋骨荒野，從未有機會歸來的亡魂。譬如夾邊溝和峨邊沙坪農場的成千上萬餓殍。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中，描寫了一位前往農場探視卻得知丈夫死訊的「上海女人」。這位上海女人親手挖出丈夫被割食殘缺的屍骨，找來汽油燒化，將骨灰帶回上海，算是終究帶著丈夫「歸來」。
(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