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把林彪逼上「叛黨叛國」絕路

【看中國2014年02月07日訊】1971年9月13日，發生了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倉惶出逃，墜機在蒙古」，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林彪「叛黨叛國」。這就讓人們有點想不通了，林彪是毛澤東親自欽定的黨的第二號人物，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了，為什麼還要叛黨叛國、闔家出逃自取滅亡呢？

1996年10月31日，國內外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專家王年一，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有一個「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的發言，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給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毛（澤東）製造出來的。」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在蜚聲中外的大作中也用了這個「逼」字，該書第6章的一個小標題就是「把林彪逼上絕路」。

這兩年，我看了不少建國後的史書，看了林彪的命運，頭腦中揮之不去的也是這個「逼」字。發人深思的是，毛澤東為什麼要把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叛黨叛國」的絕路？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歷史上屢屢出現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加上林彪「功高震主」， 在「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的視野中，林彪已成為毛澤東的下一個「鬥爭目標」。只是林彪滑入政治深淵的速度比當年的劉少奇更快，這點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九大以後林彪地位迅速上升，幾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勢，這成了毛澤東難以治癒的一塊「心病」。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曾指出：「毛澤東並沒有真想把權交給林彪，選擇林彪作為接班人，不過是為了打倒劉少奇的權宜之計。九大後，林彪在政治上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成為毛的一塊心病.」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本來是毛澤東一手安排造成的。「文革」中讓軍隊「支左」、介入地方政治鬥爭，並由軍隊幹部主持各地、各單位工作，使「一元化領導」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幾乎全由軍人所把持，這也是毛澤東的獨創。這就造成了「九大」前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林彪不但基本上掌握了軍隊的局面，軍委辦事組幾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馬；而且由於當時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軍隊幹部（29個省委第一書記中，有22個由軍隊將領擔任；各省級黨委中62%的幹部都是軍人），因而在政治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儼然成為左右政局的一大勢力，九大中的軍隊代表人數急劇增加就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儘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澤東自己一手提拔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覺得林彪似乎有「羽翼豐滿、尾大不掉」之勢，他就感到揣揣不安，「大權旁落」的擔心就產生了。幾十年習慣於大權獨攬的偉大領袖，晚年最擔心的其實就是「大權旁落」。想當初，他親自選定劉少奇作為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親自推薦並動員全黨擁護劉擔任國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認為劉少奇對他的最高權力構成了威脅，自己的「大權」要「旁落」了，「接班人」隨即在他眼中變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雪夫」，於是不惜精心策劃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拉下馬來，而且讓他最後不得好死。「九大」召開前，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才剛剛被「摧毀」，文化大革命才剛剛取得勝利，毛澤東就又一次為「大權旁落」擔憂起來。因為「九大」會場上滿眼都是軍人，毛澤東一貫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林彪這個「接班人」就是軍人出身，如果林彪也要用他的槍桿子出一個政權，到時候，他毛澤東恐怕就只能真的大權旁落了。毛後來在南巡中就說：「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有人說軍隊是我締造的，但不能指揮」，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不要說其他人，就是林彪，他敢說那樣大逆不道的話嗎？其實誰也沒有那樣說過，「有人說」只是毛的一個藉口而已，而且軍權從來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可惜人老多疑心，即便偉大如毛澤東者，照樣擺脫不了這個宿命。於是，紅太陽口頭上稱要把「九大」開成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心中盤算的卻是如何對付「羽翼豐滿、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

其實，毛澤東懷疑林彪要「篡黨奪權」，完全是多餘的。林彪長期受著疾病的折磨，不但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沒有了，而且對他分管的事務實際上也很少過問。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了4年多，因為要‘講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見他一面，所以可以說，我對‘文革’中的林彪並不缺乏瞭解。然而我親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動亂中要麼是遇事不表態，要麼講些‘絕’話，要麼就是對他份內之責‘大撒手’。」這樣一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林彪，想要「篡黨奪權」，不啻於說我這個小教師想當國家主席為國家做貢獻一樣可笑。

再說，林彪要「篡黨奪權」，肯定要有自己的一套班底，一般人以為就是軍委辦事組。而據張雲生回憶，林彪與軍委辦事組主要成員的關係卻是若即若離。「軍委辦事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組，再到‘九大’後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調離‘林辦’，我沒見到一次林彪接見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沒有聽到他對軍委辦事組的全面工作給予一次像樣的指示。我甚至認為，不管是楊成武或黃永勝領銜的軍委辦事組，他們在什麼地方‘辦事’又怎樣‘辦事’，林彪從不過問。」「從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灣的會客廳只召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一次，談的僅僅是怕蘇聯趁我國慶對北京實施突然襲擊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鐘。」「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只見他兩次。」「吳法憲可算林彪的親信，但自從軍委辦事組改組後，林彪在住地從未單獨接見過他。」「……林彪與李作鵬並無‘私交’。我在‘林辦’任職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軍內部出現紛爭，林彪偏向了‘高舉’、‘突出’、‘有幹勁’的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因而在大會堂接見過一次李作鵬夫婦。從那以後，林彪與李作鵬再無單獨接觸。」「邱會作在‘文革’期間從沒得到單獨面見林彪的機會。」

又有人說，「林彪控制‘軍委辦事組’，是通過他的老婆葉群……」，葉群把一切都辦妥了。這簡直就是笑話，翻開中外歷史看看，有自己什麼也不干，依靠一個老婆就能「篡黨奪權」的嗎？張雲生對此是這樣說的，「依我看，這話只說對了一半。葉群做壞事，林彪確實有責任。但葉群打著林彪的招牌，在外邊胡作非為，林彪並不全部知情。他從葉群嘴裡聽到一些，又是經葉群用花言巧語偽裝了的。‘林辦’的工作人員直接受葉群控制，眼見處於病態的林彪受葉群擺佈，但無能為力。」「事實上，葉群雖為‘軍委辦事組’成員，但她幾乎從不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會議。‘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出了成績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擔任何責任。‘軍委辦事組’天天忙於處理的‘三支兩軍’工作、部隊戰備訓練以及人事調整等問題，葉群從不參與正式討論研究。」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作報告中也承認：「……整個兩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領導的，具體執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別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總理、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實講，就是沒有做多少事。我也並不是故意偷懶，就是身體不好，不能夠做多少事情。所以實際情況瞭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儘管如此，「偉大領袖」一旦懷疑林彪要「篡黨奪權」，林彪只能注定是在劫難逃了。

按道理，要搞掉一個法定的接班人，並不是「偉大領袖」一人說了算的。依照中共黨章，中央全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意見均可在會上公開表達，一切大事均應由全會討論決定。但中國權力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不要說「偉大領袖」毛澤東了，就是地方一把手，也能順利地把黨改造成了他個人的「一言堂」。儘管林彪在九大上人多勢眾，但毛澤東只是略施故伎，利用多年來個人崇拜氣氛為他造就的絕對權威，抓住「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高層議論是否設國家主席一事發難，公布了一份大字報「我的一點意見」，同時不惜揪出陳伯達以「殺雞嚇猴」。當時，紅太陽的個人權威已經推至登峰造極的境界，雖然只是「我的一點意見」，卻幾乎等同於一言九鼎的「聖旨」，眾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們只有違心地高呼「萬歲」、「堅決照辦」。就這樣，林彪的窮途末路在此時已經注定了。

不久，隨著毛澤東「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三板斧的成功實施，特別是為期28天的南巡，在途中毛約見各地軍政大員， 13次大講給林彪「上綱上線」、「定性定罪」的話：「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以此逼迫林彪鋌而走險。就這樣，毛澤東一步步把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了「叛黨叛國」的絕路。

現在重溫這段歷史，真是讓人感喟無窮。我怎麼也不明白，「與人奮鬥」，真的就那樣「其樂無窮」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