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
【看中國2014年01月18日訊】「毛誕節」剛過，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博士聲淚俱下的道歉，在網際網路上引發了熱議。贊成、反對、感動、冷漠、質疑、不屑、嘲諷…… 各種腔調的聲音不絕於耳。
宋彬彬之所以成為「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是因為她曾與好幾個「第一」沾邊：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成為「文革」中全國因武鬥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該校因而成為第一個打死老師的學校；當時宋彬彬是該校「革命師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並作為第一個有名有姓的紅衛兵人物，被媒體廣泛報導。偉大領袖對宋彬彬「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發了第一輪武鬥和抄家狂潮，從北京蔓延至全國，史稱「紅八月」。這場有組織的暴行，得到了高層的支持和縱容。據官方不完全統計，8月至9月的40天裡，紅衛兵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
在重大歷史節點上的短暫亮相，給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被權力利用過後，「宋要武」成為那個暴力年代的一個歷史符號，如影隨形伴隨著宋彬彬的人生。
「文革」結束後，赴美留學並工作的宋彬彬，不斷遭遇歷史聚焦：芝加哥大學歷史學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認為宋彬彬等對卞仲耘之死負有責任；卞校長的丈夫王晶垚先生，至今未接受宋的道歉…… 四面楚歌的宋彬彬，多年來一直在不同的場合為自己辯白。同時不斷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過。劉進、葉維麗、馮敬蘭等校友自發組成的「八.五事件」調查組，將責任指向了本校高一3班的少數幹部子女。
首先須肯定：一個人到了晚年，對於年輕時犯下的過錯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師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們並沒有出現在道歉會場，態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個「葫蘆案」。宋彬彬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時也是在切割責任（她認領的是「道德責任」，而不是法律責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腳下。留下的思考題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道歉會通過老教師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達了對宋彬彬等人的諒解，且指打人者當時是未成年人，從法定年齡上不承擔法律責任。調查組在距真相一步之遙處裹足不前，不願說出虐殺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她們早已是成年人）。時至今日未能還老校長一個公道，令這場校友內部調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國的同齡人有句口頭禪——「青春無悔」。至今尚未見哪位手上沾過血的人，勇敢地站出來承擔責任。按照「法不責眾」的「國民性」傳統陋規，國人對於參與集體犯罪，歷來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認為「大家一起沾血」的惡事可以免責，這也是那個「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時代裡政治運動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祭壇上的千千萬萬個冤魂中，卞仲耘校長只是其中之一，她被自己按體制設計教育出來的學生奪去了生命，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有宋彬彬打死人的直接證據。若要她承擔不屬於自己的責任，當然是一種不公；更大的不公則在於：大規模集體犯罪的主使人、十年浩劫的發動者，剛剛接受過最高規格的祭祀榮典。
體制的暴力基因，潛伏於從湖南農民運動、蘇區「肅反」到土改運動、鎮反運動的歷史血脈之中。在一種互害體制下，宋彬彬等「紅二代」及其家族同樣沒有安全感，他們既是體制的受益者，又隨時可能成為受害者；或許後來重新成為受益者，而其精神救贖之路則漫漫其修遠……
曾長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為主、認同普世價值的國度，難免耳濡目染，接受懺悔文化。宋彬彬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希望通過道歉「促進大家對文革進行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遠」，「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
以陳小魯、宋彬彬等為代表的部分紅二代，雖早已不在權力中心，但從血緣感情出發，仍希望父輩創立的紅色政權長治久安，提防「文革」捲土重來。從不斷自辯到促進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會的徹底撕裂，當然是一種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維穩，可惜尚未被主政者及諸多紅色家族所理解。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對這場浩劫的受害者，至今未見官方有公開的正式道歉。以「真相」「反思」「和解」為基調的女附中道歉會，本應是一場政府主導的社會行動，可惜與主旋律不同調。近年為了強調一貫的「偉大、光榮、正確」，又出現了新的「兩個凡是」：凡是對「兩個三十年」歷史的還原和認真反思，難免被扣上「否定黨史、歪曲國史」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帽子口誅筆伐，對歷史真相的恐懼深入骨髓。
翻開沈重的歷史：從卞仲耘到北京市被打死的1772條人命，從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到廣西的吃人狂潮，還有多少人道主義災難的真相尚未揭開？「文革」「反右」等政治運動和重大歷史事件，到底整死、殺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飢荒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這些歷史的債務並非「虛無」，豈是區區一句「歷史虛無主義」即可風吹雲散？
某歷史責任人說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縱觀二十五史，歷代君主下罪己詔或不下數百道，多數沒有遭遇亡國；而不知悔悟的獨夫民賊，卻頗有亡國的先例。若出於對「亡黨亡國」的病態恐懼，乃致諱疾忌醫，連以往的政治得失都不允許檢討了，可不像是謀求千秋萬代的節奏。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在圖圖大主教的提議下，於1995年簽署《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成立由獨立人士組成的社會調解組織「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宗旨是「在弄清過去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其任務如下：
一是，全面地調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這段歷史時期內各種嚴重侵犯人權事件的真相；
二是，讓受害者講出真相以恢復他們的公民尊嚴，並提出如何對這些受害者給予救助；
三是，考慮對那些服從政治指令嚴重侵犯人權但已向真相委員會講出所有事實真相的犯罪者實施大赦。
現代社會中負責任的政府，不會在人類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歷史的負資產，就國家歷史上對公民造成的傷害作出道歉和賠償，促進全社會的和解，是執政者的道義和擔當。美國政府曾就歷史上對印第安人、黑人、華工、日裔公民的傷害，先後作出道歉及賠償。海峽對岸的國民黨也身先垂範，臺灣領導人馬英九，每年都會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紀念儀式，向已平反的受難者及其家屬鞠躬致歉。
女附中道歉會的紀事中有這樣一段話，未知主政者做何解讀：
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沒有反思，就沒有道歉。道歉是銘記歷史、尋求和解的開始。
2014年1月16日 風雨讀書樓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