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青年被培養成利益動物(圖)
——從貴陽「拆遷學生軍」談起
【看中國2013年10月28日訊】這是一條讓人無法接受的消息：貴州省貴陽市觀山湖區於10月12日對該區金華鎮上鋪村空山壩7.2萬平方米「違法建築」實施拆除，在參加「拆違行動」的2671人中，有837人是當地大學生。
這件事只是中國青年正在被培養成利益動物的一個例證。
*青年學生的「利益動物化」趨勢*
先簡述這條已隱然成形的低端維穩鏈條。據《新京報》報導，這一鏈條通過四層轉包形成：拆遷活的發包方是政府，第一承包者是當地的保安公司，保安公司再將維穩任務批發給第二承包者，即一些被稱為「師兄」的年長大學生。師兄出面組織在校大學生參與拆違，半天的薪酬是80元。據說，學生參與「拆違」已成為貴陽大規模拆違活動常規，這支「學生軍」5個月參加了6次拆違。
值得一提的是，與眾多當信息員、五毛的大學生一樣，這些學生參加拆遷並沒有任何良心負擔，記者在採訪時得知，沒能參加的學生因為沒有機會掙錢而感到氣憤。
這條消息見報之後，國內網友深感氣憤。有網友嘲諷說，「由所謂的‘愛國憤青’到‘參與者’，只須區區幾十元。這就是貴州大學生的節操。」「北京師範大學團委」發表微博說，貴州大學生參與拆違，本該在學校讀書治學的年輕人被無辜牽扯進社會漩渦中，學校、老師對學生的保護從何談起？
看了這話之後我只能苦笑。「北京師範大學團委」對學校現在如何培養學生應該知根知底。活躍在各大學校園裡的「紅馬甲」（即校園五毛黨）、充當告密者的信息員，不就是通過各學校團委、學生工作辦公室招聘的麼？網路這個輿論陣地難道不是社會漩渦？與拆遷學生軍相同的是都得出賣靈魂與良知，不同的只是工種：紅馬甲、信息員幹的是「文活」，隱身在暗處；「拆遷學生軍「幹的是「濕活」，得公開出場。
官方在學生中招聘紅馬甲與信息員，就是用利益誘導，將青年馴化成放棄良知、唯利是圖的利益動物。這些人與中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批量產生的左翼青年不是同類，因為那些左翼青年不少出身於中產之家甚至富裕之家，對社會底層充滿了同情，痛恨當時的黑暗政治，絕對不像今天這批五毛左派憤青這樣，在利益驅動之下親身參與製造黑暗。
*共產運動與恐怖主義的特點：善於動員青少年*
青年人從來就是社會變革的主力。一種文明的存續及發展，全在於這個國家如何教育青年。正常的國家都會將教育青年視為對國家未來的重要投資。
進入近現代以來，勵志改變社會的人群更是以青年為主。中國這條脈絡從「五四運動」一直延續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
但是，青少年在其社會化過程中（16歲以前），其思想價值觀還未定形，可塑性強，也因此非常容易被各種政治勢力利用。求諸歷史，我們會發現，動員青年甚至兒童參加政治運動，是極權主義與恐怖主義的基本特點。希特勒將德國青年塑造成信奉納粹主義的「國家青年」；蘇共創立共青團組織，將青年培養成蘇共所需要的革命後備軍。中共不僅向蘇共摹仿共青團這一形式動員組織青年，還將革命動員延伸至少年兒童。許多利用兒童團與敵人作鬥爭的故事，如「王二小放羊」被編成歌曲傳唱，許多杜撰的兒童英雄還被拍成電影，如小兵張嘎、潘冬子之類。凡屬被毛澤東思想照耀的東南亞鄰國莫不照搬這種宣傳模式，20世紀60年代，華人組成的「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在其勢力範圍內，就從幼兒園開始教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教跳「忠字舞」。塔利班吸收兒童與青少年參加基地組織，利用青少年的無知與盲從，從事各種血腥的恐怖活動。
從上述歷史中，我們可以找出青年運動的種種不足甚至反社會傾向，一些運動的參加者臻於成熟之後，也會認真反思當年的不足。但上述運動均沒有以赤裸裸的追求金錢為號召。希特勒的「國家青年」是以納粹主義為理想，歐洲的1968運動以反越戰為主訴，錯將他們不瞭解的「紅色文革」當理想，但都訴諸一種意識形態。塔利班組織對青少年的暴力恐怖教育，也是以「真主」之名。純粹以物質利益為誘餌，這是中國現階段獨有的現象。
*左派憤青、五毛與底層無業青年的奇特交集*
中國的左派憤青、五毛大多來自於底層無業青年。在與權力（當局）的關係上，左派憤青與五毛都屬於心理依附型；在與資本的關係上，兩者都對外國資本、民營資本恨之入骨，認為國家壟斷經濟理所當然，這兩點都是當局所需要的。還有一部分底層青年則走到了另一端，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在機會稀缺，社會上升通道狹窄的中國社會，革命就意味著人生的機會，至於什麼類型的革命才有利於中國的將來，他們考慮得較少。這批人將成為未來中國革命的潛在響應者。更多的底層青年則處於掙扎求活的渾噩狀態。
在三者當中，左派憤青的意識形態色彩最濃厚。他們的精神資源主要來自於意識形態教育。他們有意忽視真實歷史，為自己營造了一個毛時代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紅色神話，認為自己在追求公平與正義。但他們的公平概念不是西方社會那種基於機會均等的平等正義觀，而是結果均等的小農平等觀。左派憤青（包括新左與毛左）的思想特點，我在《幫閑時代：新左派對權力的曲意逢迎 ——中國知識份子建構自身與國家的關係之回顧（二）》、《詛咒市場經濟錯在哪裡？》等多篇文章中都談過，此處不贅。但這三者之間的身份轉換非常容易，只需要有利益吸引，他們就甘願被利益驅使，不獨貴陽參加拆遷的這些「學生軍」，五毛如此，一些政治反對者在遭受當局強大壓力與利益誘惑之下，也是如此。
上述三類人產生的社會大背景相同，即中國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幾乎從世紀之交開始，中國經濟就處於無就業增長狀態，知識型勞動力嚴重過剩。出身農村與城市底層平民之家的青年，幸運一點能夠低薪就業，不幸運一點的一職難求。與納粹德國不同的是，希特勒當年能夠通過國家社會主義教育將德國青年馴化成了充滿法西斯主義精神的「國家青年」，讓戰爭與種族滅絕成為滋養「國家青年」的意識形態營養土；目前中共政府意識形態處於衰微狀態，無法成功地為自己馴養出「國家青年」，也沒法用外部戰爭與種族滅絕作為意識形態營養土，所以只能以利益作為凝聚手段。當社會無業青年越來越多的時候，政府提供的利益即使稀薄，也能短期內聚合為其服務的人群，大量五毛存在即是一例。
一個國家用什麼樣的方式培養本國青年，就會獲得怎樣的未來。中國政府讓青年一代成為無原則生存的利益動物——只要能夠活下去，告密、當特務、線人、五毛，什麼都願意幹，那麼，中共的「凝聚力「，即暴力與謊言支撐的維穩體制，就只能依靠金錢支撐，一旦財源枯竭，中共將喪失這所謂「凝聚力」，唯利是圖的烏合之眾不僅將加入為中共送葬的隊伍，還會葬送中國的未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