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破解中共締造的謊言史(圖)
污染我們記憶的塵埃（一）
【看中國2013年09月23日訊】共產邪靈帶給我們的一場災難——關於謊言文化的札記
你可以在某一個時間騙所有的人，也可以永遠欺騙一部分人，但是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林肯
破壞回憶是極權統治的典型措施，對人的奴役，是從奪取其回憶開始的。
——德國思想家默茨
引子
"六四屠殺"後的街道(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89年12月8日至18日，時任中共國防部長的遲浩田訪問美國。期間，遲在美國防大學演說時，面對聽眾關於「六四」的提問，曾當眾表示：「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一個人」。
此言一出，群情嘩然。
事隔4年，2003年的春天，被瞞報許久的SARS已在中國大面積擴散，發展成為威脅到全世界70億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這種十分危急的情況下，4月3日，時任中國衛生部長的張文康竟然在新聞發布會上信誓旦旦地宣稱，SARS已經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但幾天後的4月19日，北京301醫院蔣彥永大夫向媒體提供的證詞即爆出真情：到4月3號為止，單是北京309醫院就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過了張文康公布的數字。消息公開後，世界輿論為之震驚！張文康因此被輿論冠名為「謊言部長」。
在中共歷史上，如此說謊者遲浩田和張文康顯然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翻閱中共從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歷史，可以說它是無時不撒謊，無事不撒謊，張嘴即是謊言，撒謊成性到了極至。中共的歷史完全稱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謊言史。難怪大陸民眾譏諷說，「共產黨的報紙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與一般說謊者不同的是，中共不但說謊成性，而且創造了源遠流長完備精緻的謊言文化。作為整個「黨文化」的一個基本部分，它是中共對大陸人民進行愚民宣傳和奴化教育並欺騙國際社會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華民族肌體上毒害我們的一隻「毒瘤」。
一．說謊本性與謊言文化
1．有人以為，說謊只是中共個別掌權者的所為，不是「黨」的責任；還有些人認為，現在的「黨」已經承認了過去的造假事實，改正了錯誤，不會重犯欺騙民眾的錯誤了。這些出於善意的看法，源於對中共的本質缺乏足夠的瞭解。其實，說謊是中共與生俱來改變不了的本性，戈貝爾的「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和林彪的「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是中共私下一向信守和密不示人的教義。更有甚者，按照中共的「黨邏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說謊不但不是什麼可恥的事，而且光榮無比；只要黨的利益需要，什麼謊都能說，什麼謊都值得說，什麼謊都應當說。中共從起家到今天之所以謊言不斷，根源就在於此。因此，不管是誰掌權，也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或者將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說謊。如果有一天中共不說謊了，那它也就不是共產黨了，只要它還是共產黨，就必定要造假說謊，而且一旦搞起政治運動，還會更加肆無忌憚變本加厲，特別是在重大的善惡是非問題上，更是如此。
2．中共來到人世後的八十多年裡，在其活動範圍內和影響所及之處，謊言就像空氣一樣瀰漫於歷史的各個時段和社會生活的各個空間，幾乎無所不在。中共不但欺騙國人，而且欺騙國際社會，不但在黨外謊話連篇，而且在黨內也是說謊成風，不但欺上而且瞞下，不但自欺而且欺人。大到治國方略，小到身邊瑣事，遠到古代，近至眼前，可以說沒有它不敢造假不曾造假的。中共不僅以大量造假著稱於世，而且有著強烈持久的說謊動機，與時俱進的造假手段，高超精緻的謊言傳播藝術和密不透風的謊言保障機制。它說謊從來都是持續的而非間斷的，是系統的而非零亂的，是有目的的而非無意識的。毫不誇大地講，謊言已不是中共一時一地一事的行為，一種因它而導致的尋常的社會現象，它已經成了中共的行為方式、統治方式和生活方式。換句話說，中共已經創造了一種只有在共產黨國家裡才會存在的「謊言文化」，並且把它發揚光大到了極至。
二．美化自己、抹黑對手和誘騙民眾
3．八十多年來，中共製造的謊言不計其數，但就具體內容而言，主要有三大部分：即美化自己、抹黑對手和誘騙民眾。
4．從起家到今天，中共一直不遺餘力地對自己進行美化，堪稱是「王婆賣瓜，自吹自誇」的典型。為了美化自己，中共編造的謊言可以說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其中有兩個最大的謊言，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另一個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無論是翻開歷任中共領導人的文章著作，還是中共黨章或中共名目繁多的官方檔，也無論是從毛澤東當年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都充斥著這種自我標榜，只是具體表述有所不同而已。
5．中共一向熱衷四面樹敵。在國外，中共的敵人有西方資本主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等等；在國內，奪得政權前，中共的頭號敵人是國民黨；奪得政權後，它的敵人則包括了形形色色被其視為異己的人和社會群體，其中既有中共內部的所謂「反黨集團」、「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有黨外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但不管是誰，是外國的還是本國的，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只要是它眼中的敵人，中共一概都會用謊言將他們抹黑。國民黨失敗後，中共史書將其寫得一團漆黑，連國民黨領銜抗日的豐功偉績都全然予以抹煞。即便是自己的歷史，中共也經常根據「路線鬥爭」的需要肆意進行偽造。誰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誰就改寫歷史，銷毀檔，篡改檔案，把失敗或失勢的一方，寫得一無是處。
6．中共不僅一貫美化自己，抹黑對手，而且擅長誘騙民眾。比如，農民窮，想改善生活，中共就許諾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工人想獲得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們為「領導階級」；知識份子嚮往民主自由，中共就跟他們一起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不過，「過上好日子」也吧，「領導階級」也吧，民主自由也吧，都不過是誘餌，一旦「魚」釣到了手，誘餌也就沒用了。所以，中共掌權後，農民壓根就沒過上過「好日子」，工人階級也沒當上「領導階級」，知識份子更沒有得到過民主自由，到頭來，都被共產黨騙得很慘。
三．說謊源於中共的世界觀和本性
7．如同所有的共產黨一樣，中共也是典型的唯意志論者，無論是認識和對待周遭的現實，還是管理國家制訂政策，它都是以自己的那套意識形態，而不是以民眾的利益和歷史的趨勢為出發點和依據的。中外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都一樣，核心都是要維持黨的統治的合法性、正當性、永久性和不可挑戰的權力。在實際當中，這種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與廣大民眾的利益與當今世界尊重人權、追求民主的潮流相衝突。這時候，作為唯意志論者的中共不是根據實際情況改變、拋棄自己的意識形態，而總是動用宣傳工具，對真實世界進行篡改偽造，使之吻合自己的意識形態。當然，中共如果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改變、拋棄自己的意識形態，那它也就不是唯意志論者了。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說謊成性是由它的唯意志論世界觀所決定的。
8．縱觀人類社會，不管是什麼社會勢力，要想有所作為，必得取得民眾的支持。區別只在於，善者以仁愛行於世間，順天理而行，自然能贏得民眾的支援，不但根本不需要謊言的包裝，而且其善的本性本身對謊言就是排斥的。惡者正好相反，他們從來都不敢以本來面目示人，總是靠謊言招搖過世，因為他們是邪惡的代表，奉行的是「假惡暴」，逆天理而行。不過，儘管惡勢力的目標與民眾的利益一向背道而弛，但要實現他們的目標卻又不得不藉助民眾的力量與支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從而牢牢地把民眾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唯一的辦法只有說謊——用謊言構筑的「美好形象」把自己邪惡的真實面目掩蓋起來，用謊言構筑的「醜惡形象」抹黑敵人對手煽動仇恨，同時用謊言構筑的「美好未來」誘騙民眾，無論是希特勒政權還是中共都是這樣的典型。從這個角度講，中共的說謊成性又是由它的邪惡本性所決定的。
9．欲控制民眾首先必須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擁戴，而要讓民眾自覺地信任和擁戴自己，又必得讓民眾將自己視為公理正義的化身和自身利益的代表。但事實上，中共既不是公理和正義的化身，更不是民眾自身利益的代表。打個比方，一個人明明是小人，卻偏偏要別人把自己當君子。怎麼辦？只有說謊，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這也就是中共之所以要美化自己的具體原因。
10．欲控制民眾還必須讓他們與自己同仇敵愾。中共奉行「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以打敗形形色色的敵人，滿足自己的征服欲和統治欲為人生最大的樂趣。不過中共也很清楚，要打敗形形色色的敵人，光靠自己單打獨鬥是不行的，必須藉助民眾的力量。但要做到這一點也非易事，因為中共的敵人並非是民眾的敵人，只有讓中共的敵人也變為民眾共同的敵人，民眾才會自覺地與中共同仇敵愾，從而被它控制，為其所用。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除了製造謊言，抹黑對手，挑起民眾對他們的仇恨，別無它法可言。這就是中共一貫抹黑對手的具體起因。
11．古往今來，民眾可能會為抽象的口號激動一時，卻不會為它奮鬥一生，只有切身的實際利益才可能使他們長久地投入一項社會運動。因此，欲控制民眾，不但必須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擁戴，讓民眾與自己同仇敵愾，還必須讓民眾把實現切身利益的希望也寄託在自己身上。中共深諳這一社會心理，但矛盾的是中共的本性是唯我獨尊嗜權如命的，這就決定了它在本質上與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不會也不可能會真地為實現民眾的切身利益操心做事。不過這也難不倒擅長演戲，毫無道德底線的中共，多開幾章空頭支票就是了！中共對民眾的謊言誘騙概起因於此。
四．形形色色的造假手段
12．中共不愧為古往今來造假騙人的行家裡手，造假手段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陳奎德先生曾對同樣熱衷和擅長說謊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做過一番精闢透徹的對比。他說，「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謊言來維繫（即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仔細深究，共產主義那一套更精緻、更偽善，甚至常常還‘敢於’訴諸道德情感。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有史以來虛偽到了頂峰的意識形態。換言之，共產主義所依賴的，是一套精彫細刻的謊言體系，而法西斯主義的話語脈絡，則粗糙得多，也不成體系。」
13．先說中共自我美化常用的的四種手段。
13．1．第一種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大躍進時期盛行的「浮誇風」就是一個典型。1957年毛澤東提出：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上第一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高指標的刺激，促成了高產「衛星」的出現。高指標和高產「衛星」相輔相成，刮起了愈演愈烈的「浮誇風」。「浮誇風」中放出的一顆最引人注目的高產「衛星」是廣西環江縣中稻畝產130434.14斤的記錄。
這顆「衛星」是怎樣上天的呢？原來，該縣縣委書記認定要「爭全區第一、全國第一、天下第一」，要放畝產10萬斤的「衛星」。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把原來搞試驗的一塊一畝一分三厘田地裡的禾苗全部拔出來，再犁耙、深耕，將成千上萬擔各種肥料堆放在田中，將泥肥耙融耙爛。然後動員了當地社員、機關幹部、中小學教師等近千人，在兩天內不分晝夜地將附近一百多畝稻田中長勢最好、已成熟的禾苗，連根帶泥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密植到小孩在禾苗上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的程度。在並篼過程中，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們用木樁支撐後再用竹蔑片攔腰將田塊分割成五六尺見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便直立在一塊塊的格子裡了。
收割時，在亂哄哄的過秤現場，策劃者又指揮運糧的人群過完一次稱後，不倒上谷堆，又重新回到未過秤的隊伍中再重新稱過一次，如此迴圈反覆，過秤的數字越來越大。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折騰，終於統計出數字：畝產130434.14斤，一個全區、全國、全世界歷史上空前的水稻畝產最高記錄便這樣創造出來了。事後，細心的人曾做過統計：當天收割的稻田裡，實收穀子26000多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裡挑出了67000多斤穀子，另外剩餘的47217.4斤純粹是在反覆過秤中創造出來的。
13．2．第二種是偽造歷史，貪天之功為己有。
比如，明明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領導了中國的抗戰，國民政府軍才是抗戰的主要力量，是他們在從1937年到1945年的整整八年間，在正面戰場與日軍進行了38,931次小型戰鬥、1,117次重大戰役、22場大會戰，犧牲了200位以上的將領，傷亡了330餘萬人，在臺兒莊、淞滬、長沙、獨山等正規戰，上海、筧橋等空戰中給予日軍重創，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最終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而中共自己，在抗戰的前6年，當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東北時，它竟號召保衛蘇聯、工人罷工等，還要以武裝暴動推翻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後8年，它想方設法讓日蔣火拚，自己則到「敵人後方去」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風，種革命鴉片，偷敵賣國。其所謂游擊戰更是「游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其所謂「擁蔣抗日」則是執行蘇共命令要為保衛蘇維埃而行。日軍在華斃命的129名將領之中，死於與中共作戰的只有3個，其餘都是死於國民政府軍隊手中。中共在抗戰中犧牲的高級將領也只有左權、楊靖宇兩人。但抗戰結束後，中共卻閉著眼睛說瞎話，將上述歷史事實一筆抹殺，硬是把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領導和進行抗戰的偉大功勛記到了自己的功勞簿上，毫不臉紅地把自己吹噓成了領導抗戰的中流砥柱。
13．3．第三種是貼金遮醜，自我標榜。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驗證，越來越多的的人已經清楚地看出，中共在大陸建立的政權，在本質上完全是背離人民的，既不是共和體制，與民主更是一點都沾不上邊，而是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可是專制獨裁是個惡名，背離人民更會遭人吐棄，這個本來面目中共是不能也不敢示人的。所以，為了美化自己，它從建立政權的那一天起，就想著法子自我標榜，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什麼中華啊，人民啊，民主啊，共和啊。於是，一塊分外耀眼的金字招牌做成了，這就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可是，瞭解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塊牌子表裡完全是反過來的。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
13．4．第四種是只縱向比不橫向比。
中共吹噓自己的「偉大成就」時，總是縱向比，而不是橫向比；總是和戰亂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總是說做到了什麼，而不提沒做到什麼。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半個世紀以來非共產國家和共產中國的不同道路，就會發現：如果沒有共產黨，憑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勤奮，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能夠獲得比現狀不知強多少倍的輝煌成就。
以經濟為例。中共常說中國人口多底子薄，那我們就看看同樣人口多、底子薄，但沒有共產黨的東鄰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資料），幾乎是中國的三倍。日本國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貧瘠、資源缺乏，自然條件並不優越。二戰以後，日本在戰爭的廢墟中起步，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不但擺脫了戰爭給經濟帶來的陰影，而且超過傳統強國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從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產黨發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把中國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長，被世人稱為「日本經濟的奇蹟」。
印度人口和中國處在一個數量級上，和中國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幾乎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的同期，印度在總理拉．甘地的領導下，開始了溫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開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經濟年均增長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長7.5%，速度上已經接近中共宣稱的8%。但印度的銀行壞帳佔所有貸款的不到2%，遠低於中國；基尼係數0.33，而中國同期的基尼係數可能高到0.5到0.6。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長主要來自生產率提高，而不是來自增加資本或勞動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與東亞、尤其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術製造業。專家指出，印度經濟增長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於民眾。
14．中共常用的抹黑對手的方法也有四種。
14．1．憑主觀臆斷篡改事實歪曲真像是其一。
以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為例。在毛澤東之前，當年中共文藝界的領導給胡風問題定的性不過是「宗派主義小集團」。1955年4月13日，胡風昔日的朋友舒蕪交出了胡風當年寫給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這些信件經過整理後，被送呈毛澤東審閱。在看了這些信之後，毛澤東未經任何進一步的調查，便大筆一揮，將胡風問題一下升格成了「反黨反革命集團」。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這些材料出自在胡風及其朋友處抄家得來或他們主動交出的往來信函。毛澤東一一過目，親自編輯，又親自寫了按語。這些按語堪稱是憑個人的主觀臆斷篡改事實歪曲真像從而強加於人的典型。
14、2．通過搞逼供信製造假口供假材料是其二。
所謂「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頂莫須有的大帽子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文革」開始後，中共專門成立了劉少奇專案組。調查尚未開始，專案組負責人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係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他明確提出：「要經過鬥爭」，「以政治鬥爭為主，也要採取一定措施，如鬥爭會、小型專政等。」按照這個指導方針，辦案人員對「知情人」採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範，讓說什麼就說什麼，讓證什麼就證什麼。一份份劉少奇被捕後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是這樣出籠的。
14．3．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嫁禍於人是其三。
如「六四」後中共將因被軍方自己誤傷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說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許多所謂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這樣造假造出來的。據知情人揭露，當年一位被封為「共和國衛士」的陳姓軍人，是部隊的宣傳幹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軍車撤退，群眾歡呼時陳向學生揮手致意，軍車突然發動，陳當場被摔死，當時各報都做了報導（短消息），但兩天後軍委突然對陳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衛士」，軍報並開始宣傳他是被群眾擁擠的人流擠到車輪下的。另據在澳大利亞留學的前解放軍39軍雷達站上尉站長李曉明透露，「六四」時他所在高炮團的一名士兵後來被評為烈士，報紙上說是被群眾打死的，其實是在駐地時被身邊一位戰士不小心擦槍走火打死的。團裡領導為了團裡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這位戰士，將他向上級謊報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曉明說：「往上報說有暴徒開槍把我們的戰士給打死了。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是我們自己的槍走火了。我能證明。」
14．4．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羅織罪名是其四。
1957年反右運動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年5月2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應邀前來參加座談會的該校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琦就黨內同志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黨外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等等，給校黨委提了一些批評意見，並語重心長憂心忡忡地簡略闡述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北京日報》報導了題葛佩琪的這次發言。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週報》的報導，他頓時覺得炸了頭。因為它斷章取義橫加篡改地說他說了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當天下午，他就面見了學校校長、校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週報》的這段話情急氣沖沖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沒有更正，而且風聲鬧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離譜，在6月8日全國正式「反擊右派倡狂進攻」之前就對他展開了「批判揭露」。
6月8日，毛澤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吹響了「反擊右派倡狂進攻」的號角，對葛佩琦的批判也隨之白熾化。在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的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地劃成了「極右份子」。
15．最後再說中共誘騙民眾常用的兩大招數。
第一種是對症下藥，空口許諾。中共的謊言機器是一部相當精準的謊言機器，它善於揣摩民眾的每一個心理細節，從而有針對性地拋出誘餌。抗戰期間，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日益高漲，看準這一點後，本性獨裁的中共不失時機地打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大旗，以此作為爭取和利用民眾的政治口號。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曾當面給他開了一張民主的支票。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這番話傳開後，倍受當時許多民主人士的青睞，但直到中共當政後他們才發現自己上當了，原來，毛當年開的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
藏起屠刀偽裝笑臉也是中共常用的一種誘騙招數。最典型者莫過於反右前夕毛澤東玩弄的「陽謀」。1957年4月27日，中共決定進行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批評建議。許多人為之興奮，以為春天來了。為了鼓勵大家提意見，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講了「一定要放」的話，他說「這是有領導的反官僚主義」。半個月後，毛澤東向黨內幹部打招呼：「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不過，「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倡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倡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7月1日是中共誕生36週年紀念日。毛澤東覺得反攻的時候到了。他選擇《文匯報》開刀，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向階級敵人公開了他的戰略方針：「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報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倡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倡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