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校長「八.五」遇難47週年祭
【看中國2013年08月04日訊】1.卞仲耘校長「文革」被毆打致死47週年祭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被女學生打死的女校長卞仲耘遇難47週年忌日。
20013年8月5日是「文革」中北京最早被學生毆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校長遇難47週年忌日。卞仲耘是當時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2007年12月22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發表了致北京師大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信中提出他的要求，並表示等候收信人回音。
92歲老人王晶垚的呼聲：過去和現在的師生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時期、那個慘案。
5年多過去，當卞仲耘校長遇難忌日到來前夕，我再次採訪了現在已92歲高齡的在北京的王晶垚先生。
主持人：「您寫了信，到現在有沒有回音？實驗中學那邊有沒有什麼音信？」
王晶垚：「沒有回音。」
主持人：「47年，再有3年就是半個世紀了。當這個忌日就要到來的時候，您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
王晶垚：「師大女附中這些年，‘文革’以後幾十年了，後來的校長袁愛俊他們把‘文革’以後的時間也當‘文革’來過。」
主持人：「您為什麼這麼說呢？能提供一點例子嗎？」
王晶垚：「師大女附中成立90週年的時候，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專門紀念90週年，當時的校長袁愛俊，她在‘文革’以後很多年還當作‘文革’時來紀念‘文革’的事情，好像迫害卞校長還是正確的。他們實際上還把卞校長當作‘文革’的對象來對待。」
主持人：「後來您寫了信……」
王晶垚：「現在袁愛俊不是校長了。」
主持人：「她退休了。後來的校長他們有沒有……」
王晶垚：「後來的學校領導對於這件事情從來不提了，而且從來同家屬沒有任何聯繫。」
主持人：「據您所知，現在實驗中學學生有沒有機會知道卞校長這回事情？」
王晶垚：「他們根本不提這件事。」
主持人：「您今年高壽？身體怎樣？」
王晶垚：「今年92，身體可以。」
主持人：「快半個世紀過去了，您看中國現在的事情，有什麼話說？」
王晶垚：「習近平總書記談了很多關於共產黨整黨的問題，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談‘文革’的問題。‘文革’是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恥辱。但是現在沒有人談‘文革’。今年的8月5日，希望你們電臺能夠繼續發出聲音。」
主持人：「您現在是怎麼樣的心情？」
王晶垚：「現在是希望女附中過去的老師和同學大家不要忘記這一天，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時期。後來的學生也不要忘記，都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慘案。」
王友琴：卞仲耘校長遇難經過
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她在該校經歷了「文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王友琴採訪「文革」經歷者和受難者家屬。2000年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2004年出版了52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記載了659名受難者的悲慘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篇幅最長，記述最詳盡。
王友琴博士談卞仲耘遇難經過：「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學已經開始發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經有‘紅衛兵’學生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長胡志濤。
8月5日那天上午，當時掌管學校的‘革委會’就通知了已經在所謂‘勞改隊’裡的卞仲耘、胡志濤、梅樹民、劉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訴他們當天下午要鬥爭他們。
實際開始的時間是下午大概兩點時。高一的一些學生先開始，然後其它班級學生參加。在學校的操場和宿舍樓前，有人拿來墨汁，澆在他們的頭上。也有人拿來簸箕，把他們遊街，要他們一邊走一遍敲簸箕說‘我是牛鬼蛇神’……然後把他們揪到鍋爐房側面一個高台上，讓他們跪在那裡，就喊打倒這些人。
然後，把他們從台上揪下來，有人到學校的木工房拿來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邊有釘子，接著就把他們幾個人……特別是把3位女老師，帶到了學校的小操場，那兒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們挑土，進行所謂‘勞改’。當時把土筐裝得非常滿，卞仲耘根本挑不起來，她們就打，而且用有釘子的棍子打。這中間，有人去鍋爐房拿過開水來燙他們。
卞仲耘從小操場又被押送到學生宿舍樓一樓的廁所，讓她打掃廁所，這時她已經站不住了。然後她又被拉到宿舍樓門口，昏倒在門口的台階上。還有人往她頭上扔東西，用腳踩她的臉，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濤副校長曾經也被拉到那個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經擴大，她說‘這個人已經不行了，應當送醫院’，‘紅衛兵’不聽，把胡志濤推到一個屋子裡，關在那兒。
後來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個垃圾車上，送到了校門口。學校的對面就是醫院，但是她們說，送過去影響不好，所以把她的身體放在學校門邊。一直到天黑時，才推到對面郵電醫院，醫生說已經死了很久了。
這就是那天下午的簡要過程。」
王友琴：歷史特別事件——卞仲耘之死與毛澤東「8.18」天安門與宋彬彬對談。
王友琴博士認為：「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事件。從那天開始，好像就是說，一個人就可以這樣被一群人打死，沒有關係。在‘革命’的名義底下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在北京，卞仲耘老師是第一個教師裡的受難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師自殺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這是最早發生的。」
王友琴：「兩個星期之後，也就是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有一部分紅衛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頭頭叫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
（插播：「8.18」大會現場記錄片片斷）
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廣場音樂：「大海航行靠舵手……」
現場播音員女：「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
眾歡呼呼：「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女：「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我們決心接過革命前輩的槍桿子，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我們敢闖、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們的統帥，我們什麼也不怕。’
眾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8.18」毛澤東「要武」說與其後教師被打死人數驟增
王友琴：「從8月下旬開始，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統計數字是1，772人。殺戮手段特別殘忍，是用棍棒、銅頭皮帶、用開水澆燙……由十幾歲的紅衛兵來執行。
‘8.18’接見以後，每日被害人數從個位數跳到兩位數，又跳到三位數。最高峰時，每天有幾百人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外語學院附中張福臻老師被打死，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北京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負責人華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二附中教師靳正宇，負責人江培良，和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負責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
在我的文章《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還記載了北京師範學院附中生物教師喻瑞芬，北京25中語文教師陳沅芷，北京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北京陳經綸中學教師齊惠芹，北京女十中教師孫迪，人民大學附中教師楊俊等被打死。這張名單很長很長，需要一個很長的紀念會來一一讀出。他們都在8月的下旬被打死。這個死亡日期就表明瞭‘8.18集會’和毛澤東「要武」的說法的重大作用」
王友琴：宋彬彬的光榮與卞仲耘的鮮血
王友琴說：「由於各種原因，這樣嚴重的罪行沒有得到審判，甚至也沒有得到記錄。可是到了女附中的校慶，竟然變成了一種‘光榮’。這個學校做的校慶光碟，題為‘光榮與夢想’。而這張宋彬彬給毛澤東獻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畫冊上，也出現在這個光碟上。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事情。」
王友琴瞭解到：「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長留下來的每一個東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鮮血的白襯衫，上面有墨汁寫了‘打倒’兩個字。還有一塊手錶，錶帶已經被扭曲了，因為當時戴在她的手上，錶帶被打歪了，手錶也停住了，停在3點40分，這就是她挨打的時間。王晶垚把每一件東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細地包好，然後裝進一個皮箱裡。他保存著這一切。」
王晶垚：致信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各方置之不理，我強烈抗議，要求有關部門表態。
2007年9月9日，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慶祝九十年校慶。同年12月22日，王晶垚發表了致該校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並要求給予回音。
5年前的2008年8月4日，王晶垚先生談到這封信的時候說：「我寫公開信強烈抗議，現在他們居然置之不理，有關方面也沒有任何表示。
到現在我仍然強烈抗議，要求中國共產黨中央有關部門、以及政府有關部門，對這樣一個重要事件應該表態。這就是我今天在卞仲耘校長慘遭紅衛兵殺害42週年的前夜，表示我最強烈的抗議。
我希望中國民主化，改革開放能夠做得更好，關心這個案件的正義人士都來關心這個情況。」
又是5年過去了，王晶垚先生已經92歲，他仍然沒有等到任何回音。
2.再憶卞仲耘之死
王晶垚：1966年8月5日早上預感危險，夫妻握手告別。
王晶垚先生回憶1966年8月4日、5日兩天。那時候他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王晶垚：「當時在共產黨最高領導的鼓動下，成立了‘紅衛兵’，打死校長的暴行，是‘紅衛兵’中高幹的女兒作為骨幹領頭進行這個暴行，殘殺了自己的校長。
1966年8月4日，我晚上回家很晚。卞校長就告訴我，她們當天下午已經開始遭受到紅衛兵的威脅和毆打，當時情況很嚴重，非常危險了。我跟她講‘感覺是由紅衛兵在管理學校，很危險，你是不是暫時走開？比如回到故鄉農村暫時迴避一下……’她表示，如果自己離開，這些紅衛兵就有了藉口，更證明她有問題了，所以不能離開。而且她也預料到有生命危險。」
主持人：「她離開家時的情況您還記得嗎？」
王晶垚：「我記得。因為我們兩個人分住兩個房間，她起得早一點，她就走到我的寢室，告訴我要走了，這種情況下，我們家保姆勸她‘你不要去了’，感覺很危險嘛，她說，還是要去。
臨走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就不約而同的握手告別。」
王晶垚：8月5日前後三天，接連死3位同我有關的人。
主持人：「通知她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言詞使她意識到危險很大？」
王晶垚：「現在有人記得有過正式預告，通知說‘第二天要鬥爭你們’。現在有個當時的同學，一個作家，最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集體謀殺》，她出過一本書。說‘卞校長的死刑是她一進學校大門的時候就開始執行了’。
這裡要聯繫起來看。那時我在我的單位已經是革命對象了，8月5日上午我進我單位的時候，我們3個老幹部已經被造反的人劃定為‘小三家村’。說我們3個老共產黨員要同他們造反派爭奪權力，這是加在我們頭上的陷害語言。
我們之中一個人，頭一天晚上（4日）跑到‘人定湖公園’，喝‘敵敵畏’自殺死了。但當時（單位）沒宣布，我們正在開會。自殺者叫祁式潛是國民黨高官、考試院院長居正的女婿，我看他最後一眼，是他4日下午從單位出去的時候，我進大門。
第二天8月5日，卞校長被他們殺害了。
再過一天（6日），過去《大公報》的名記者劉克林、我的大學同學，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跳樓自殺。」
主持人：「是不是劉自立的父親？」
王晶垚：「對，對。同我有關的，（三天）就死了三個人。我回家（5日）的時候，還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王晶垚：8月5日晚，得知噩耗。
主持人：「您回去得到卞校長消息是幾點鐘？」
王晶垚：「八、九點鐘。」
主持人：「您怎麼得到消息的？」
王晶垚：「我回去後，女附中人事幹事、總支辦公室幹部趙桂英從醫院打電話給我，說‘卞校長受傷了’，實際上是不在了。九、十點鐘，我帶著孩子趕到醫院。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受傷以後救治無效’，實際早在學校已經完全被打死了。這個事情，林莽先生目睹，講得很具體。」
林莽：聽到嚎叫，見游鬥被墨汁塗臉的人們。
我採訪了現在在北京早已退休的林莽先生。
林莽：「當時我是個‘右派’嘛，還在勞動，‘學校專政’二十幾年，我被劃成‘一類右派’，勞動教養，送到茶澱勞改，餓死過去救轉來，這樣才回到單位，是作為病號回來的，就在資料室、圖書館。
8月5日那天，聽到外面鬼哭一樣嚎叫。我一看，外麵人排成隊，第一個是卞仲耘，第二個是胡志濤，校領導，其他幾個是教務主任，副校長啊，劉致平等人。那個情況實在……我們歷史上幾千年……今後怎樣我很難說，搞成這樣一個精心策劃的場面——
卞仲耘、胡志濤，她們的臉用墨汁全塗黑了，就看見眼睛和牙齒。嘴巴還喊叫‘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我是走資派！我該死，我該鬥！……’每個人都這麼喊。
卞仲耘手上拿著掃地裝垃圾的鐵簸箕，胡志濤拿著個臉盤，另外還給他們個棍子敲，喊一下，再敲，敲完再喊，不斷挨打，就是因為要他們聲音大些，要他們嚎，喊得不夠響就打。他們就拚命鬼一樣嚎叫，不停挨打。
這時，其實在大操場我沒看到的情況下已經批鬥過了。批完游鬥，游到後面小操場上來。」
林莽：被學生踢打，終於倒下的卞仲耘校長
林莽：「打來打去，下午終於倒下的是卞仲耘，因為卞仲耘比較胖一點，打她最厲害。因為她是學校的書記，又是副校長，人都已經倒下了，‘紅衛兵’踢她，說‘你裝死’，讓她起來，當時起不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就再踢……
這些‘紅衛兵’就在這一、兩天之間，變化很大。過去沒有哪個穿草綠色軍服，還箍了個‘紅衛兵’袖章，腳上過去也從來沒見過一下都穿翻皮軍用皮靴。用穿著軍靴的腳踢，那是不忍看的、害怕的，也是很痛心的。」
林莽：「勞改」捉弄與折磨
林莽：「後來‘紅衛兵’打累了，就改個辦法‘勞改’。發現有一堆磚，還有沙，就捉弄他們。讓他們把磚搬到這邊來，搬完再搬回去，來回折騰。
這時卞仲耘還倒在地上，她稍稍甦醒一點點，還重新慢慢爬起來，她也想來幫助，就走不動了。這時我就沒再看，因為我還要打掃廁所去，這邊情況就不知道了。
等到我打掃完廁所，‘紅衛兵’又來叫我，這時已過了相當長時間，跟著她們到了女生宿舍。因為她們讓我平時打掃女生宿舍廁所，我知道掃把等東西在什麼地方，宿舍樓廁所外間是盥洗室，裡間是廁所，我到那裡發現她們已經把卞仲耘弄到這兒，她沒倒下，可是也站不住，扶著靠著牆。讓我遞笤帚給她，讓她打掃，她沒接住我遞的笤帚，倒下來。一倒下就再也沒爬起來。
‘紅衛兵’到盥洗室裝了一盆水，朝她頭上潑去，潑得她一身是水，還不能醒。這時我跑開了，沒有心情看一個人受難，我又回去了。」
林莽：目擊口吐白沫和後來死亡的卞仲耘校長
林莽：「沒過多久，又來叫我。這次是在女生宿舍樓中間對著操場的門台階上，已經挪到外面來了，卞仲耘躺在那裡，哎呀，那是口吐白沫，呻吟，還沒有完全死，她的眼睛還翻動，說不出話了。女‘紅衛兵’要我跟工人老白把她抬起來，放到平板車上。我就抬，她兩腳上的鞋子、褲子都濕透了。
就在我把她兩腳剛剛抬起的時候，一抬頭，很多女‘紅衛兵’、學生都在圍觀，她們為什麼還哈哈哈哈笑？我忽然間明白了，我不是個‘右派’嗎？讓個活著的‘右派’，抬個快死的‘走資派’，她們覺得好笑。這時我突然感覺恥辱、憤懣、受不了，我也在被嘲弄當中。一想，我不抬，就把她兩腳放下來。結果有穿著軍靴的腳朝我後腿上猛踢了一下，沒把我踢倒，我跑掉了。
以後校工老白他們怎麼把她弄上車去，抬到後面小操場廁所的門口，有棵樹，我還要在廁所幹活，才發現卞仲耘在樹底下（車上），這時已經完全死了，身上蓋了大字報，大字報上還放了把長笤帚，這是我當時看到的情況。」
主持人：「當您看到大字報上壓著笤帚的時候，是大概幾點鐘？」
林莽：「相當晚了，大概三、四點以後。她後來的情況我不知道了。」
陶洛誦：那天特別特別熱，他們跪在高台上。
旅居澳大利亞的作家、原師大女附中高中學生陶洛誦回憶1966年8月5日下午——
陶洛頌：「卞仲耘挨打是那天在操場上，天特別熱特別熱。‘紅衛兵’讓他們一些人跪在那個高檯子上。我對卞仲耘、胡志濤、梅樹民、汪玉冰的印象特別深，因為汪玉冰嚷嚷‘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歇斯底里地嚷嚷，實際是一種抗議。幾個‘紅衛兵’提著棒子在檯子上，後來那些我就不知道了。
白天看見這一幕，我想‘壞了’，因為我母親是教師，‘打人風’一開始，回去我跟母親說，母親說‘前景不好’，因為高幹子弟他們這種行動，有什麼馬上就要波及到全社會，而且肯定也是受到上邊支持和指使的。」
當年在校一高中學生：卞仲耘被砸、打、踢，倒下不動了沒人管。
一位現在北京已經退休的當時師大女附中高中學生說：「那天我到學校去，看到一隊‘紅衛兵’押著卞仲耘他們幾個人，掛著牌子彎著腰，往前走，遊街一樣。她們就在後邊扔糨糊瓶、爐灰，往他們身上砸，又打又踢的，我就看不下去，心裏發抖，覺得她們怎麼這麼狠毒，這樣打人，這樣折磨人，我心里根本就不覺得他們是什麼‘反革命’，是什麼壞人。
後來我們出身‘右派’什麼的幾個人，找了個特別小的平房小破屋子，沒人去的地方呆著去了。後來等我們出來的時候，看見操場上沒人了，卞仲耘一個人躺在操場上不知是死是活，反正是不能動了，沒人管。」
主持人：「那是幾點鐘？」
當年學生：「記不清楚了，過後聽說又把她拖到女生宿舍，又怎麼折磨，給折磨死了。」
王晶垚先生：卞仲耘遍體鱗傷死不瞑目，留下四子女。
卞仲耘校長的丈夫王晶垚當天晚上得到通知，去了醫院。
王晶垚：「女附中對面的郵電醫院，在場的就是7個人——宋彬彬、劉進……我有名單，這名單現在網上已經有了，就是當時他們叫什麼委員會負責的，掌權嘛。剛一上來，他們很慌張。後來名單是我要他們寫的，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我的4個孩子也去了，他們讓我的孩子在另外一個房間。我大女兒當時大學一年級，在中國科技大學，20歲。學校通知我的時候，我們先到醫院，後來才通知她從科技大學趕到醫院的。二女兒在女一中，初二。老三是男孩子，他在師大一附中。老四，女兒在師大二附小。」
主持人：「卞校長那年多大年紀？」
王晶垚：「50。」
主持人：「您當時見到這幾個人，讓他們留下了名字，這時候您見到卞校長遺體沒有？」
王晶垚：「見到了。」
主持人：「是什麼樣子？」
王晶垚：「遍體鱗傷，她是死不瞑目啊，眼睛還睜著的。在毆打過程中，有女生踢她頭、身上、手上。還有個學生到最後站在她頭上。我們看的時候，她的臉上、頭部有傷。後來到了醫院太平間、臉上就發紫黑色。到了火葬場，9日火化之前，她的臉全部變紫黑色了，那真是慘不忍睹。
所以照片上……因為孩子們都去了，我就同大女兒找一塊大手絹，把她的臉蓋上。照片上臉上蓋著布。」
王晶垚：當時買相機拍照，存照片、遺物至今*
王晶垚先生當時買了照相機，照下很多照片、連同卞仲耘校長的遺物保存至今。
王晶垚：「到醫院以後，看她遺體時，她上身的衣服就沒法穿了，就給剪開剪掉了。衣服都撕破了，血衣我全部保存。」
王友琴：高層得知卞仲耘校長被學生打死，可是沒有人制止這樣的暴力行為。
王友琴：「我想，1966年8月5日這一天不但對卞仲耘本人和她家人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一天，而且在北京‘文革’的歷史上，特別是在這樣大規模暴力事件發展過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為在這一天，是北京第一個發生的‘紅衛兵’打死教育工作者的事件。
當天晚上，北京市委、周恩來辦公室等等都已經來學校，知道了這個事情。而且當時學校‘革委會’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人也到北京飯店，當面向當時北京的第二號負責人吳德匯報這個事情。可是沒有人來制止這樣的暴力行為。」
王友琴：毛澤東瞭解這些，這正是他想要做的，高幹子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友琴：「1966年的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上了‘紅衛兵’袖章，他們有非常著名的談話。
毛澤東瞭解這些。其實這些也正是他想要做的。因為在他發動文革的著名的‘5.16通知’以及後來8月8日的‘十六條’裡邊都講得非常清楚，這個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打擊教育界的資產階級分子’。‘8.18’之後，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
北京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這樣殘酷的事情，即用一些當時年齡從14歲到19歲之間的青年，用拳頭、棍棒把大概是兩千左右的人活活折磨死。這是在北京的文明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野蠻和殘忍。
這個學校的特點是有非常多的高幹子弟。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曾經是這個學校的學生。特別是在‘文革’前一年1965年招生的時候，這個學校學生中的幹部子弟大概佔了百分之五十。
我們也看到‘紅衛兵’運動都是在這些幹部子弟集中的學校開始形成的，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事實，不但北京如此，各省市也是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在北京北大附中、清華附中、師大女附中……這些最早成立‘紅衛兵’的地方，他們的領導人都是一些高幹子弟。他們有內部消息，也知道‘文化大革命’指導的文件和方向，他們也以革命的主導力量自居。這兩者的結合使得他們在那個時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然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什麼人來對他們做的這些事情表示道歉，也談不上懺悔。
假如我們到現在還認為，殺死校長是一種‘光榮’，那麼今天怎麼可以有我們現在的法律和道德呢？」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