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然於群士之上的晚明學者(圖)
【看中國2013年06月22日訊】明代士子多「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然至晚明，卻有一人以其博洽的學識，宏富的著述，卓然於群士之上，他，就是當時著名的學者焦竑。
一、坎坷的仕途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人稱澹園或漪園先生、焦太史。南京人。生於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卒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在八十一年的人生歷程中，焦竑卻在通往仕途的道路上，艱難地跋涉了大半生。
焦竑生活的時代，正是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時代。當時，社會四處衰征漸露，從最高的統治者到最基層的政治機構，無不浸淫在一種萎靡不振的氛圍之中。然而，衰而未亡，這個老大王朝的心臟仍在微弱地跳動，整個政治機制也依舊在運行。儘管此時商人的財富已使世人側目垂涎，但人們仍在爭先通過科舉這條狹徑躋身仕途。
焦竑也不例外，還在他童年的時刻，便拉開了他這出人生的悲劇的帷幕。
說起來，焦竑也算出身於簪纓世家。焦竑的父親很自然地對焦竑寄以無限希望。還在很小的年紀，他便在嚴父的督教下，開始步向仕途。後來，他曾無限感慨地說：「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為世俗梯榮計，實吾父督教甚嚴，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澹園集》卷十三）小焦竑學習很刻苦，當時，他學習「以經學為務，於古註疏，有聞，必購讀」（《澹園續集》一）。嚴父的督教，個人的努力，使焦竑的進步很快。當他十六歲那年，被選為京兆學生員，二十五歲時，中為舉人，不料而後卻屢屢受挫。整整奮鬥了二十五個寒暑，才奪得了科考魁首，成了狀元。然而此刻的焦竑，已經是五十歲的老人了。此時焦竑，可以說是百感交加，亦悲亦喜。雖說還了先人的夙願，卻亦耗去了自己大半生的最寶貴的年華，其中的甘苦又有誰能知曉呢？
會試罷，焦竑因以進士第一，按例授為翰林院修撰。儘管五十多歲了，但此時焦竑仍舊躊躇滿志。他開始用心研習「國朝典章」，想依靠當朝的「石室金匱之藏」，來一展自己的史才了。
官場中的最初幾年，還算順利：萬曆二十年（1592），焦竑被任為會試的同考官；二十二年（1594），任為太子講官，以往，講官進講，很少提問，但焦竑卻採用啟發性教學，多方啟迪，使太子的學業進步很快；二十五年（1597），以副考官的身份，主持順天府鄉試。然而焦竑的宦程至此便開始走下坡。《明史•本傳》說：「（焦）竑即負重名，性復疏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焦竑性格品質上的梗介疏直，在當時黑暗腐敗的官場中，是注定不能順利的。也就是在這次主持順天府鄉試中，焦竑遭到了同僚和幾個應考舉子的誣陷，當時的朝廷也就藉此將其彈劾，把他謫為福寧州同知。這件事使焦竑十分傷心，至福寧州後，不到二年，便「揮手從茲去」，辭職歸鄉了。從此後，直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去世，焦竑便一直在自己的家鄉過著讀書、講學和著述的生活。
二、「士林祭酒」和「異端」之徒
焦竑的大半生，都在「林下泉邊」度過，但是由於他博精的學識和廣泛的交遊，使得他的影響遠非一般拘於一隅的文人所能比及。早在焦竑入仕以前，便被士人推許為「士林祭酒」，而有「一代儒宗」之稱。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更拿他與當時的大文士、後七子的領袖王世貞比較，說他「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足見他在當時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
焦竑的一生研經著史，闡釋釋老，著述宏富，《明史》稱他「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通」，而對明代的人物和當時人的典籍著作尤其熟悉。在他的著作中，像《國朝獻征錄》、《國史經籍志》、《皇明人物考》、《玉堂叢語》、《遜國忠節錄》等，都是有關這方面的著作。也正是鑒於焦竑對於當代史的學識，當萬曆二十二年，朝廷準備開館撰修國史的時候，倡議者大學士陳於陛一再推薦焦竑來「專領其事」。對於此事，焦竑雖遜謝推辭掉了，卻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建議。所以當時人認為陳於陛所建議規畫，大抵都發端於焦竑。後來，修國史的事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中綴了，焦竑撰寫的《國朝經籍志》五卷卻流傳了下來，使得有明「一代文獻足征」。並且集輯了當朝人物的資料，又經多次的整理而成百二卷的《國朝獻征錄》，使「一代人物得傳」。關於《獻征錄》，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學者黃宗羲曾回憶說，當他父親被捕入獄時，一再囑咐他說：「學者最要緊是通知史事，可讀《獻征錄》」（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十一），足以說明這本書的學術地位。
《明史》說焦竑「講學以（羅）汝芳為宗，而善（耿）定向兄弟及李贄」，是晚明儒家異端思潮的逐浪弄潮者。他交遊甚廣，尤其與當時的異端人物如李贄、湯顯祖、袁宏道、陶望齡等過往密切，特別是與被人稱為「異端之尤」的李贄聲氣相投。他「篤信卓吾（李贄字）之學，以為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人第二席」（《明儒學案》卷三五）。他與李贄「二人相率而為狂禪，贄至於詆孔子，而竑亦至崇揚墨，與孟子為難」（《四庫提要》卷一二五），共同把當時對儒家聖賢偶像和經典權威的懷疑批判思潮推向高峰。同時，李贄也把焦竑看作是自己最知心的朋友。李贄許多不願輕易示人的著述，都先請焦竑過目，他的痛苦與憂患，心得與快樂也都樂於向焦竑傾吐。面焦竑不但在經濟上不斷接濟李贄，在學術上提供自己的豐富的藏書，更在李贄與自己老師耿定向爭論中，堅定地站在李贄一邊，而不顧耿定向要他「勿為異端所惑」的警告。
焦竑的異端思想，受到了統治者及其代言人的極端仇視和攻擊，「頗以禪學譏之」，甚至詈罵焦竑說：「雖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然不應妄誕至此也。」（《四庫提要》卷一二五）
三、篤實的學者
焦竑是位很切實的學者，他雖然在思想上承繼王陽明心學的余緒，很講求心性及內在的修養，但他對於當時那種不讀書而空談心性的風氣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先儒言，才學便有著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如學書者必執筆臨池，伸紙行墨，然後為學書；學匠者必操斧運斤，中鉤應繩，然後學匠。如何學道只是口說？口說不濟事，要須實踐」（《澹園續集》卷四七）。因此，他反對那種「束書不觀」，「吐棄事物，索之冥之鄉以為道」的作法，主張博覽群籍，再「由博返約」的嚴肅謹嚴的學風。據說他的藏書非常豐富，其中很多都是他親手抄錄的。為了志而不忘，焦竑讀書時做了許多筆記，後來，他的朋友們便把他的這些筆記輯成八卷本的《焦氏類林》一書。對於當代的史事，他更是注意蒐集，「以片紙志之，儲之巾箱」。他認為「此為史職，非第如歐陽公所云，誇於田夫野志而已者」（《玉堂叢語序》）。
在學術上，焦竑還一反當時人的空疏，喜歡考證。他考證古今史事的文章，都收在《焦氏筆乘》、《續乘》中。其上起先秦，下迄宋元，無所不及。雖然沒有清人嚴密，亦時時有新意可誦。清人評論《筆乘》說：「編中於（楊）升庵之說頗有糾彈，而皆以焦（竑）說為允，則是跨楊氏而上矣。」（蔣國榜《焦氏筆乘跋》）其中考辨《尚書》偽古文的諸條，與梅鷟的論點一致。這些觀點對於清人研究《尚書》是十分有啟發的。此外，焦竑還於古音考證多有發明。他提出的「古詩無葉音說」，直接促使陳第撰成《毛詩古音考》一書。而陳氏的著作對後人顧炎武的影響極大。這點，顧氏在其著《音學五書》的序文中，有詳細的說明。因此，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焦竑起了很積極的作用。
把篤實嚴肅的治學態度用之於世，則形成焦竑注重實用的經世思想。明朝末年，在社會危機的刺激下，一股經世致用的思潮，開始在士大夫中興起。而焦竑對於這般思潮的興起，是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的。對此，明末的大科學家徐光啟曾說，「文要有益於世」，而焦竑一生不僅「不為文士之文」，而且「讀其文有能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並且說他自己的科學研究「用研削薄伎，受知（焦竑）先生為深」（徐光啟《澹園續集•序》）。
焦竑對於當時瀰漫社會的「左事功右文墨」，「崇華忘實」的浮華風氣極為不滿。因此，他在實踐中亟力提倡經世實用之文，幾次典試，他都是以「華實相副」作為取士的標準。並且反覆強調，扭轉世風，「與世還淳也，必自士始」（《澹園集》卷一五）。焦竑更進一步提倡經世實用之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曾寫道：「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為要」，而治經則在其次（澹園集）卷十三）。而在《書鹽鐵論後》一文中更說：「自世猥以仁義功利為二塗，不知即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認為「豈以棄財為義哉」！（同上，卷二二）這種大膽的見解，顯然迥異於那些虛假的道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