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制度正在演變成一場雙輸遊戲(組圖)
特供（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法廣：中國特權制度亟待改革
在中國，特權政治已經形成了「城堡政治」。有學者指出，特權制度不改革，中國的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正在演變成一場雙輸遊戲。一旦財政危機來臨，這個制度最終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僅可以避免財政危機，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機；晚改則有可能導致財政和政治的雙重危機，甚至失去改革機會的危機，而演變成革命。
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21日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中國特權制度亟待改革》。文章說特權階層存在於每一個社會和不同的政治制度裡。受其歷史文化和現實政治的影響，每一個社會對特權階層有不同的定義和看法。在中國，特權階層往往指那些能夠通過公權力（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個體地或者集體地，為自己、自己的家庭與和自己相關的人，獲得與其所掌握權力不相配的利益的那些人。掌握公權力的社會群體包括高級公務員、現任政治人物、離退休政治人物，及其他可以用各種方式享受權力資源的群體。
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市場經濟的引入，特權階層又要加上掌握巨大資本的群體，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本來不是特權。但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資本要不屬於國家（公權力），要不和公權力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無論是資本的獲得還是運作，都和公權力相關。在這樣的條件下，掌握資本的群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被資本影響的社會群體的命運。資本特權這個群體很重要，但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本文聚焦於前一個群體。
在中國，並不難發現，掌握公權力的群體可以獲得超越其權力職位的好處。因為他們是掌權者，他們可以自行決定從國家獲取哪些好處，獲得多少好處。公務員系統比較複雜，有區域差別（東西部的差別，發達和不發達地區的差別），也有等級差別（中央、省、地區和縣市等）。但不管如何，級別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裡，只要到了一定的級別，擁有了權力資源，他們便可以追求特權。
文章指出，儘管較之其他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國高級公務員的名義薪水並不高，但這個群體則在眾多的領域享受著無窮的好處。他們有方方面面的福利，包括政府住房、政府部門特殊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公車等等。即使在薪水增加方面，這個群體也幾乎可以自主決定。近年來，公務員已經數次加薪。正因為公務員這個群體所享受的特權，這些年來，這個領域已經成為社會精英最嚮往的領域，甚於任何私人和外企領域。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有那麼多的人爭當公務員。
另外一個群體，即領導群體或者高級幹部（包括離退休老幹部），則享受著更難以說清楚的特權。這個群體甚至包括他們的家庭，基本上是無需通過市場交易來維持生活的，因為他們所掌握的公權力，保證他們生活的各種所需。貨幣和現鈔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因為對這個群體所享受的特權沒有制度規定，他們能夠與時俱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可以享受各種新生的特權。對這個群體中的一些人來說，國庫就是私人銀行。
特權制度的負面影響
文章認為，特權制度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著非常負面的影響，鄭永年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討論。
第一，特權政治已經形成了「城堡政治」，使得執政黨及其政府官員和社會嚴重脫節。儘管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發展了30多年了，但公務員領域儼然是計畫經濟模式，所有都是「公」字當頭。除了一些底層公務員，這個群體的大多數普遍都不需要在市場上獲得所需物品，包括住房、醫療、社會保障、交通、食品等等。
也就是說，他們仍然生活在計畫的城堡裡面。這使得他們很難瞭解城堡之外（即生活在市場領域）民眾的實際生活。中國在社會政策領域包括醫療衛生、房地產、食品藥物監管等改革不力，和掌權者的城堡政治密切相關。
很顯然，如果掌權者也必須在市場上購買住房、醫療服務、食品藥物等，他們必然盡最大的努力去改革，因為他們可以從改革中獲得好處。現在的情形是，因為他們無需通過市場而生存，他們不僅沒有任何動力去做改革的努力，反而成為改革的阻力，因為改革會負面地影響到他們所享受的特權。城堡政治使得執政黨的合法性快速流失。這是特權的政治代價。
第二，特權具有巨大的財政代價。特權階層毫不吝嗇地消耗著甚至浪費著有限的社會財政資源。在維持特權階層的供給方面，政府財政面臨著越來越沈重的負擔。主要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公務員隊伍越來越大。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進行了數次行政體制改革，但政府規模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一直在擴大。政府規模擴大的壓力在今後不會減少。隨著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政府規模的擴大不可避免。
其次，離退休幹部的規模在急劇擴大。中國領導體制改革，確立了限任制和年齡限制等一些新制度，有效加速了領導層的更新，但同時也在增加著國家的財政負擔。離退休高級幹部尤其是領導層的群體在急劇增加，而且因為醫療衛生等條件的改善，他們的壽命也在增加。
再次，特權制度從來沒有改革過，特權的種類一直在增加。很顯然，如果不加以改革，特權最終必然會成為深刻財政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三，特權也包含著巨大的社會代價，即造就了社會的越來越不公平。人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這個問題。首先，這些特權群體實際上是有錢的階層，但現在的制度並不要求他們掏自己的腰包來向市場購買服務。進而，很多特權者即使不需要某種服務（例如藥品），但出於自私心理，他們也往往會根據規定而變相地領取這種服務（例如把感冒藥換成其他的營養藥品），從而造成嚴重的浪費。這樣，真正需要這些服務的公眾，尤其是窮人階層，所得到的資源越來越少。因此，人們說，一個高幹多活一年，需要消耗掉多少老百姓的福利。
其次，特權造成了社會機會的不公平。在所有國家，社會服務的均等化的其中一個社會目標，就是要保障給於社會成員差不多的起點。但如果特權階層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務，不僅面對社會大眾的公共服務水平很難提高，而且社會機會會變得更不公平。實際上，一些研究已經表明，中國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務費用（主要是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的絕大部分，被政府內部的特權階層所消耗掉了。
其三，社會代價也表現在特權所導致的社會高度封閉性，就是前面所說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國社會的流動性越來越小，呈現出固態。流動性減少，當然也影響著機會的平等。
財政和政治雙重危機
文章指出，中國必須改革特權制度。中國可以學習其他國家的很多有效經驗，因為大多數國家也經歷過類似的階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須對特權有一個現實的認識。從經驗上看，特權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難甚至不可能被徹底消滅。把特許可權制到一個合理的水平應當是改革目標。共產主義從理論上是要徹底消滅特權的，但在實際上創造出高度特權的階層。這不僅僅發生在在中國，也發生在蘇聯和前東歐所有共產主義國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人人痛恨特權，但人人都嚮往特權，要想徹底廢除特權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權方式，不會有任何積極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從制度層面來說，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權。首先是社會服務和福利的貨幣化。無論是對公務員和領導幹部，在大大減少非貨幣化的收入或者服務的同時，實行合理的高工資。其次，逐漸拆掉城堡政治。黨政官員可以實行高工資制度，但必須向市場購買服務，就是說去醫院看病要付錢，也要花錢到市場上購房、購食物等等。這些制度對執政黨來說會有巨大的政治紅利，即長期執政。類似的制度可以使得黨政官員不脫離社會，瞭解社會現實；它們也有助於社會對黨政官員進行監督，從而可以減少和控制他們的腐敗程度。
政府也可以通過開徵遺產稅、地產稅等方式確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於社會的健康發展和長遠利益，有利於長遠的政治利益。中國的「官二代」、「富二代」現在是醜態百出，在很短的歷史時間裏已經出現了「紈絝子弟」的現象。這種現像在滿清王朝晚年出現過，也在歐洲貴族統治時代出現過。歐洲特權政治最後導致了統治階級「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現代民族國家產生之後，尤其是民主化來臨之後，各國都出現了諸如遺產稅那樣的制度，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特權的代代相傳，延續特權群體的長遠利益。
也就是說，不能這輩子是富人，以後很多輩子都是富人。富人家族後代仍然有機會變為窮人，重新創業。同時這樣做也改善了社會公平，通過保持社會的流動性，為社會成員創造平等的機會。在亞洲，日本和韓國等也有類似的制度。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類似的制度，如果社會整體不想衰落的話，就必須確立類似的制度。這些制度對社會整體有利，也符合既得利益的長遠利益。
更為重要的是特權的社會化。這是西方社會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為什麼一些社會群體需要特權，主要是因為社會資源稀缺，因此需要通過公權力來獲取特權。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可能建設一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政策體系，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公共教育和住房等領域。如果這些領域的社會政策建立起來了，特權就變得不是那麼需要了，因為無論是特權階層還是社會，都可以從社會政策獲取公共服務。這是大部分西方社會的經驗。尤其在北歐社會，因為有強健的社會政策，即使是公務員和政治官員的低工資制度，政府仍然能夠維持非常清廉的水平。在社會政策強健的情況下，誰還需要搞權力尋租呢？這是一場政府和社會的雙贏遊戲。
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一方面，特權階層大量消耗甚至浪費著最大量的公共資源，使得社會政策的確立越來越困難。儘管近十年來，政府在社會政策上努力不少，但制度水平仍然極其低下，主要的原因在於沒有充足的資源，其中特權階層又佔用了絕大部分。
另一方面，因為社會政策不能得到確立，不僅特權階層仍然需要繼續用公權力來獲取額外的服務，社會各個非特權階層所面臨的實際困難越來越大，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也越來越強。
很顯然，特權制度不改革，中國的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正在演變成一場雙輸遊戲。一旦財政危機來臨，這個制度最終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僅可以避免財政危機，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機；晚改則有可能導致財政和政治的雙重危機，甚至失去改革機會的危機，而演變成革命。
動向雜誌：他——退休後每年還要耗費公款1個億!
退休後江澤民出行（看中國配圖）
中共內部，現職官員待遇優越，離職官員也不例外。香港《動向》雜誌披露，江澤民2012年在上海居住150天，住宿、交通等開支由市政府列作行政開資外，僅宴請簽單2百37萬7千元，相當於上海市職工年收入中位數七萬元的33.5倍。
實際上，早在08年，《動向》等刊物就曾披露：目前，中共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就高達1000億人民幣;最高級離休官員，包括江澤民、李鵬等11人，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每年耗費公款10億元，平均每人近1億元!
而江澤民等人享受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
江澤民離休後，可以任意享用的行宮包括：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玉泉山中央軍委招待所5號樓，上海西郊賓館，上海大公館，蘇州太湖，等等。
就連江所用專列，沿線都有武裝保護，所有快慢旅客列車，都要停站讓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駛的特快列車，也必須停下，讓其專列超越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