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紀的北宋汴梁（開封），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人口超百萬，在那個時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個有這麼大規模的城市來，每一日從汴梁城郊趕進城屠宰的生豬，即有萬頭之多。我們現在展開《清明上河圖》，或者翻看《東京夢華錄》，還能夠領略到撲面而來的北宋東京的如夢繁華。
不過，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宮城，可能又是歷代統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漢唐長安宮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寬闊。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樓「豐樂樓」上，就可以俯視宮禁，所以後來官府乾脆禁止市民在豐樂樓的頂層眺望，以免他們「下視禁中」。
宋朝宮城為什麼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從唐代的州城發展起來的，宮城的前身只是州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長安、洛陽這樣的故都相比。趙宋立國後，宋太祖曾按洛陽宮殿的模樣，擴建了汴梁皇城的東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宋史·地理志》）。雖然號稱「壯麗」，其實周長也不過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長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將皇城擴展得更加闊氣、大氣一些嗎？肯定想。但如果這麼做，首先必須面臨一個問題：拆遷。這是因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點不一樣，以前的城市是權力規劃出來的，顯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則是自發「生長」出來的，顯得雜亂無章，而又生機勃勃。宮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鋪。不論從哪個方向擴展宮城，都勢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遷，不就是今日城市化過程中的家常便飯嗎？這還不好辦嗎？嘿嘿，在宋代，還真有點不好辦。
宋代君主不是沒有想過要擴建皇城，讓自己住得更舒坦點。據《宋會要輯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宮失火，讓宋太宗下了決心「欲廣宮城」，便下了詔書，提出了建設規劃，讓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人「經度之」，即測繪圖紙。不久圖紙畫了出來，太宗一看，要拆遷太多民居，便說，「內城褊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下詔停止擴修宮城的計畫。
另據《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還曾叫官員去找拆遷征地範圍內的居民徵詢意見，結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願意搬走。宋太宗沒有今人的膽魄，不敢搞強拆，只好作罷。
現在有一些雜文、評論作者，將發生在太宗朝的這樁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並作了誇張其詞的演繹，以訛傳訛，叫人哭笑不得。其實，以宋仁宗的儉樸、寬仁性情，我覺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擴建宮城的計畫，因為他會覺得居住的地方已經夠大了。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為證。《宋史·仁宗本紀》記述：「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玉清宮失火燒掉了）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
兩宋諸帝當中，宋徽宗算是最愛大興土木的一個了，比如勞民傷財的「艮岳」便是這個人搞出來的，這也埋伏下北宋滅亡的禍根。但，即便是這麼一個愛折騰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遷。崇寧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為趙宋皇室的王孫公主「建第筑館」，但京師之中，「居民繁夥，居者櫛比，無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須拆遷。宋徽宗「深慮移徙居民，毀撤私舍，久安之眾，遽棄舊業，或至失所。言念赤子，為之惻然」，所以放棄在京城內建設王府的設想，只令於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軍營」，並下了一道詔書：「將來繕修諸王外第與帝姬下嫁，並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臨安（杭州）為「行在」。臨安皇城也是比較狹小，宮殿規制簡樸，甚至陛階只有一級，「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議之後，皇城陸陸續續有擴修，不過宋高宗也是比較注意拆遷的問題。紹興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進呈了一個報告，說臨安府欲將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宮。高宗制止了這個計畫，說道，「僧家緣化，營葺不易，遽爾毀拆，慮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氣，豈宜如此？」至於行宮，「但給官錢隨宜修蓋，能蔽風雨足矣」。當然皇上的行宮不可能只是「能蔽風雨」而已，但那幾間「近城僧舍」確實躲過了被拆毀之劫。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來了，宋代宮城之所以格局不夠開闊，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還是昏君，都對拆遷民居的事情頗為顧忌，不敢放開手腳大拆大建。
那麼，為什麼貴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遷呢？我不相信趙宋皇帝個個都長著菩薩心腸，都會「言念赤子，為之惻然」；但宋朝以儒立國，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響甚深，我認為當時朝野上下有一種共識：奪民私產、逼民搬遷，是很不體面、很不道德的事情。這種共識經過培育、累積，形成為一種無形卻時時可感知的風氣，讓皇帝在展開拆遷圖紙的時候感受到強大的道德壓力，不得不有所節制。
即使皇帝心理強悍，執意要擴建宮城，拆遷人居，也未必能過士大夫這一關。宋代已發展出嚴密、絲絲入扣的君臣分權制衡制度，君主不加節制的大興土木之舉，通常會為執政的士大夫集團抗議、阻撓。
來看一個例子，宋仁宗繼位時，因為年幼，由章獻太后垂簾聽政。天聖八年（1030年），玉清昭應宮發生火災，幾乎燒成灰燼，章獻太后向大臣哭訴說：「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大臣都聽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宮。宰相呂夷簡反對，說上天的懲戒如此，萬不可重修。給事中範雍說得更為激烈：「這玉清宮還不如燒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對重建玉清宮。太后只能息了念頭，只是將燒剩的兩殿略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後，才增建另兩殿。
市井民間的繁榮，恰恰正是以國家權力的節制為前提條件的。這個道理，一千年前的趙宋君主已經明白了。
據《北窗炙輠錄》記載，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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