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良英：當代中國的普羅米修士(圖)
編者按：許良英教授逝世後，紀念文章中，這是最重要的一篇。作者從親身交往中見證許良英在探索中國民主思想啟蒙的許多極為重要的貢獻，值得中國關注政治改革的朝野人士參閱。
澳洲畫家王旭2012年為許良英作油畫像，寫出一位科學家、思想家臨近生命終點的風貌。
許良英先生辭世，給人們留下太多的悲痛、回憶與思索。傅國湧記述許良英年輕時的志向——「他在大學時代第一學期選課單的‘將來志願’一欄，寫下‘當代物理學權威’，第二學期寫的是‘理論物理學家’，第三學期變成‘追求真理’，到最後兩個學期則自豪地寫上‘做一個人’！」許良英的一生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他在接連不斷的社會動盪中，一步一個腳印地實踐自己的夢想：從職業革命家到成為著名的科學史家；在傳播愛因斯坦思想作出巨大貢獻之後，又義無反顧地走向民主思想的啟蒙和實踐。許良英是當代中國的普羅米修士，他把科學和民主的火種播撒在神州大地，自己卻鐵骨錚錚，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他不愧是個「大寫的人」，是當代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中我最景仰的人物之一。
鄙人有幸在晚年和許良英有過一些交往。下面記述的是其中的片段回憶：
發現毛敵視知識份子的鐵證
第一次接近許良英是二○○三年四月，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的七層樓上，按下許家門鈴，一個帶眼鏡的、清矍健旺的老人開門迎接我，他就是我慕名已久的許良英。
其實，那次我去許家的主要目的並不是找許良英，而是找他的夫人王來棣。不久前，她寫了一篇文章，揭露和批判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政策；文中特別引證毛髮表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原稿，該稿把中國的知識份子劃為「反革命」和「半反革命」一類；五十年代出版的《毛選》把這篇文章的有關段落全刪除了。我很想看看王來棣的這篇文章，事先和來棣先生進行過聯繫，得到她的同意來她家取稿。
許先生把我引進客廳入座。清秀文靜的來棣先生穿著一身黑色衣褲從裡屋走出來，把早已準備好的〈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政策〉一文的複印稿給我，並作了簡要的介紹：
「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發表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當時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得到汪精衛的賞識，被推薦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這篇文章原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國農民》一九二六年二月號和《中國青年》一九二六年三月號也先後轉載，隨後又在廣州和汕頭出版了單行本。當時這幾個雜誌刊登的〈階級分析〉，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但主要內容和所有觀點都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原文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看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與此相關，原文有一張說明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將此文收入《毛選》，刪去了原稿近一半的篇幅。他所刪去的主要是敵視知識份子的觀點，也把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全部刪去。因此，〈階級分析〉的《毛選》版與原文相較，已面目全非了。當時這篇文章的影響很大，致使一九二六年部分北伐軍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普遍不滿和恐慌，紛紛寫文章質疑和批駁。」
接著，來棣先生把她寫這篇文章的有關參考資料也給了我：除了毛原稿影本外，還有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現代評論》週刊〈打到智識階級〉（作者：宇文）；另一篇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的《一般》（雜誌）〈從‘打到智識階級’口號中所認識的〉（作者：心如）。後面兩篇文章中寫道：
「去年下半年，猛聽到了很大的叫喊：‘打倒智識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家’……的聲音一同發出」；
「據說黨軍所到之的地方，牆上貼有‘打倒智識階級’的標語……連一向大膽的張奚若先生聽了好像都發生了恐慌……」
「一個人僅僅有點智識，斷不能就成為他們的罪狀。智識階級的範圍渺茫得很。在中國的智識還依然幼稚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把稍專門智識和稍有普通智識的人們，如工程師、律師、醫生、管賬先生和教孩子物理化學的人們，都放在智識階級裡面，這一班人一向都是拿他們筋力和腦力向社會換飯吃的……所以這一班低級的智識階級是不能打倒，不應該打倒的……」
這些難得的歷史資料，證實〈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發表後，流毒所及，「引起知識界的普遍不滿和恐慌」，其中最使人震驚的是：王國維在得知藏書大家葉德輝在長沙被「農會法庭」判刑槍斃後，深深感到憂鬱和不安，隨後自沉於昆明湖。
我告訴來棣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起，我在《中國青年》編輯部工作了三十多年。我們資料室有比較完整的《中國青年》的歷史檔案資料。長期以來，從沒有人去關心、翻閱和發現〈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稿中的問題。你寫這篇文章，還原《階級分析》一文的本來面目，對研究毛澤東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和貢獻。」
寫到這裡，順便提及一件事：一九九八年十月，《中國青年》編輯部出版「《中國青年》（1923—1998）」光碟版。我讀了王乃棣的文章後，特意去查找《中國青年》光碟版的上述文章，發現和一九五一年《毛選》版本一樣，一九二六年三月號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敵視知識份子的觀點、和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在光碟版中也都全部刪除了。
馬克思的最大錯誤是主張專政
我和王來棣反思和議論毛澤東的文章，坐在一旁的許良英按捺不住了。他心直口快，也加入到我們議論的行列。許先生說：
「你們剛才談到毛的知識份子政策，使我想起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的講話：‘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還說，‘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坑了幾百人，我比他多幾百倍。’當時我只覺得有點奇怪，沒有往深處想。現在對照他早年發表的那篇‘階級分析’文章，還有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毛澤東自命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他暴君心態的自我表白，是他的‘反右’陰謀全面勝利後的一種得意忘形的表演。」
許良英說到這裡，似乎有點激動。他停了下來，從椅子上站起，走到桌旁拿起杯子喝水。於是，我接著他的話說：
「現在有些人寫文章提到毛澤東‘馬克思加秦始皇’時，在它後面特別加了個括弧和旁注——（秦始皇加斯大林），好像毛澤東敵視知識份子與馬克思無關似的。其實，正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成為毛澤東實踐的理論根據。毛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把列寧、斯大林比喻為‘兩把刀子’，而毛的專政謀略及其災難性後果不僅大大超過了秦始皇，也大大超過了列寧和斯大林……」
許先生回到座位上，放下手中的杯子，聽我發言，揚起右手對我說：
「我同意你的觀點，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排斥民主，這是逆歷史的潮流，造成二十世紀人類的大災難。和對毛澤東的迷信一樣，我對馬克思的認識覺悟也很晚；回到老家當了二十年多年農民，通讀了二十九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才對馬克思有了一些認識。現在看來，馬克思的政治思想，他的革命理論，他的經濟學理論都是很成問題的，有的即使在當時的歷史來說，也是完全錯誤的。」
想不到錢偉長出賣了我們
提到毛澤東的「專政謀略」，我們的話題又從馬克思回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當許良英得知我和劉賓雁曾同在團中央工作，是朋友，也是難友時，他情不自禁地談起一九八六年他和方勵之、劉賓雁一同發起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的事，很感慨地說：
「那個會後來流產了。為什麼流產？原因就在於我們三人在討論邀請名單時，有錢偉長的名字。參加會議的通知是我郵寄給他的。想不到他出賣了我們。作為獎賞，鄧小平賜給他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官位。隨後，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談話，指責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趙紫陽插話：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要召開紀念反右三十週年大會。趙把我誤為‘王若望’，把歷史學術討論會誤為‘紀念大會’。於是鄧小平說，要把這三人立即開除出黨。之後，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方、劉、王被開除黨籍。按計畫，在三人之後還要開除十人，我首當其衝。由於我們決定無限期推遲反右歷史討論會的會期，趙紫陽發了善心，我因此得以倖免。」
我告訴他：「你剛才提到的那個‘出賣’你們的人，在反右前夕，我曾經對他做過採訪。根據他當時對我的談話，我發現把他打成右派也是冤枉的：他本來就是個左派嘛。」
初次見面一席話，有著眾多的共同語言，我們之間的距離頓時拉近了，好像有說不完的話。快中午了，許先生留我吃飯：那是一頓幾乎沒有多少油鹽的「白菜湯泡飯」。那頓飯，留下了一位高級知識份子簡樸生活的難忘印象。臨走時，許良英贈我兩本書：一部是他的文集《科學·民主·理性》（香港版）；另本是他校譯的《愛因斯坦語錄》。
在民主思想上的重要辨正
此後，不斷收到許先生寄來的資料——主要是他近年在國內外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文章，還有他和老友們學術交流的部分信件。從這些資料裡，我進一步瞭解到：許良英有著許多不同於常人、獨立的、富有理性的見解和思考；特別在民主思想方面，他針對當前許多傳統觀念和對民主的誤讀，作了不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例如，許良英認為：
——把Majority decisions譯成「少數服從多數」，決不是簡單的翻譯錯誤，它反映了目前我國學術界對民主概念認識的混亂。Majority decisions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則之一，可直譯為「多數決定」或「多數裁定」。但是，「多數決定」原則並不意味著，凡是多數人作出的決定，少數人都必須服從。少數人仍有保留和申辯個人意見的自由和權利。因為有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在科學上更是如此。
——民主的本質上是沒有階級性的，也不存在國界。所謂「東方特色」（也稱「中國特色」——盛注），不過是傳統的封建專制的烙印，主要表現為特權思想、等級制、世襲制、人身依附關係和人治，它同民主水火不相容。強調「東方特色」，實際上是百年前早已破產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調的翻版。
——把盧梭作為近代民主啟蒙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錯誤的。「人人生而平等」、「主權在民」等論點，在盧梭以前就有了。盧梭認為，以「公意」或集體「主權者」的名義，可以隨意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這種主張導致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首領羅伯斯庇爾的暴政：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有將近四千人被送上斷頭臺，連革命家丹東和化學家拉瓦錫都不能倖免，最後羅伯斯庇爾自己也被送上斷頭臺。盧梭的「公意」理論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轉化成「極權主義」。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專政，一九三三年上臺的德國「納粹」黨的統治，都屬於同一類型。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的「畫蛇添足」，並不符合民主制度的原則。民主本身就已包含集中的意思。「民主集中制」按字義上是雙重的集中，必然對民主產生強加的限制，使民主名存實亡。特別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表明主權不在人民，而在一個居於萬民之上的指導者個人或集團，這就談不上民主。民主不需要有自外於人民的「指導者」。以「人民之主」自居者，要不是神話中的「救世主」，就是歷史中的「君王」。
借鑒陳獨秀思想歷程的教訓
許良英的這些閃光思想，給了我很大啟示。二○○八年八月，我給許良英去信，支持他和胡績偉關於「新民主主義」討論中的觀點，如「毛澤東在四十年代提出‘新民主主義’，完全是為了與國民黨爭奪統治權的宣傳策略；他自己從來沒有想真的這樣做」，等等。我在信中引用李銳的話：「民主就是民主，並無新舊之分。把民主主義加上一個‘舊’字作狀語，再給它作一些限制和增補而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已經不是民主主義了。」以示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本否定。可喜的是，胡績偉在經過反覆思考之後，終於接受了許良英的觀點。
二○○九年四月，我給許良英送去我的《懷念與思考》一書，並對他關於民主的許多見解表示讚賞。於是，他對我講了以下一段話：
「我國的民主啟蒙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的。一九一九年，陳獨秀以氣吞山河的氣勢高呼：只有民主與科學可以救治中國！可一年後，他接受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又改口說：‘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這樣，這位中國的民主啟蒙者又自己親手扼殺了民主！在經過一番劇烈的折騰之後，陳獨秀在離世前兩年終於有了自我反思，認識到‘最淺薄的見解，莫過於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用品’。這個反思是他留給後人的珍貴遺產；但很可惜，陳獨秀的反思至今並沒有成為人們的共識。當前許多知識份子和當政者對民主問題的漠視，說明真正的民主要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發芽、扎根，是多麼不容易！這就需要我們去作一些民主重新啟蒙的工作。」
此前已獲悉，許良英正在寫一本關於民主的書；當我問及這本書的進展情況時，許先生很低調地說：「我現在做這件事，已有點力不從心了！」如今，聽說這本取名《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的書，經過許良英和夫人王來棣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大部分已經完成，這是兩位老人留給後人的一筆珍貴的精神遺產。
我的人身安全還是有保障的
許良英不僅是民主思想的啟蒙者，也是民主的踐行者。改革開放後，他一直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呼籲國家實行政治民主化，做了許多「講真話，倡正義、維人權」的事。例如：一九八六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政治民主是學術自由的前提〉；一九九二年又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九九四年，他起草〈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一文，在國內得不到發表後，刊發在《紐約時報》頭版頭條；一九九五年，許良英再一次發起呼籲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簽名者四十五人（其中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如王淦昌、樓適夷、楊憲益、周輔成、吳祖光等），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二○○六年八月，《紐約時報》以整版報導許良英，標題是〈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二○○八年四月，美國物理學會頒發許良英「薩哈諾夫獎」；許良英在「獲獎感言」中說：「是愛因斯坦的人權和民主思想喚醒了我。自那以後，我投身於中國的人權鬥爭和啟蒙事業。我的目標是把踐踏人權的獨裁專政的中國變成尊重人權的自由民主的現代中國。」這年八月，美國總統小布希（W·Bush）在曼谷發表演講提到兩個人：一個是林肯，另一個是許良英。小布希說：「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為此，許多好心人十分擔心許良英的人身安全。當我和許先生聊天時，曾特別提到這件事。許良英不無幽默地對我說：
「我住在高樓，年紀大了，很少下樓出外活動，不會在外面摔跤、闖禍。雖然我的電話經常有人在偷聽，每到節日敏感的時期，樓下會有專人為我站崗放哨，不讓外面的任何人來接近我。因此，請放心，我的人身安全還是有保障的。」
恩格斯辯證法不是科學方法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我給許良英寫信，請教有關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一些問題。我在信中寫道：
「關於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評價，自這部著作問世以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見解。除了上述愛因斯坦的觀點（即‘不論從當代物理學的觀點來看，還是從物理學史方面來說，（恩格斯）這部手稿的內容都沒有特殊的趣味。’——盛注）之外，有些學者還不同意恩格斯的另一觀點——‘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盧卡奇認為：‘恩格斯的錯誤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擴展到自然界，忽視了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否定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盧卡奇還指出，取消實踐中的主體性，僅僅是保持概念的流動性，實際上依然是將辯證法視為一種‘科學’，而取消了辯證法本身的革命。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統一律並不符合科學發展的規律，如此等等。
我對愛因斯坦和自然科學完全是門外漢，不知道上面這些和‘主旋律’完全相背離的觀點是否正確？記得您在《自然辯證法．後記》一文中是這樣表述你的觀點的：
‘經過一百年來自然科學領域的實踐的檢驗，《自然辯證法》中的某些論點和結論確實是過時了，必須加以修正……但是，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基本觀點和方法依然是正確的，並且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強大的生命力。’
《自然辯證法》究竟哪些論點和結論是‘過時了，必須加以修正’？從一九八七年至今，又過去了二十多年，在這段漫長求索的路程中，您是否仍堅持原來的觀點，或者又有許多新的領悟和思索呢？以上這些問題，我想向您求教。」
一個星期後，收到許良英長篇覆信，其主要內容摘抄如下：
「‘自然辯證法’我已二十多年沒有接觸了，想不到你對它竟如此感興趣。
我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準備、寫作和出版的過程〉，後面並無‘《自然辯證法》後記’字樣。這篇文章是於光遠要我寫的，作為他的《自然辯證法》新譯本的一個附錄。在經典著作中加上這樣一篇由中國人寫的文章，歷史上似乎無先例，也可見當時於光遠對我的信任。我是在故鄉當了二十年農民後，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回科學院工作的。那時我雖然已從毛澤東的迷信中猛醒，但依然崇拜馬、恩、列，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這篇文章只是抽象地提出要發展，根本沒有想到要批判。」
「一九八六年，為了紀念《自然辯證法》這門學科建立三十週年，我寫了一篇回憶和評論文章——〈自然辯證法在中國三十年的風風雨雨〉，文章最後部分嚴厲指出Egels《自然辯證法》手稿中嚴重錯誤。這些錯誤始終未見有人公開指出過，而我在一九四○年第一次讀到此書時就已發現。一九七七年前後，我曾向於光遠談過這個問題。當時他未表態，幾天後告訴我，他核查了Egels原文，覺得Egels並沒有錯，這令我十分失望，因為於光遠是學物理出身的，把物理基本知識也忘光了。」
「一九八○年開始，思想逐步開放，主要反映在一九八○年十月中國科技史學會成立大會上宣讀的論文第一部分〈試論科學和民主社會功能〉，其主題思想完全打破了馬克思主義體系的框架。」
「Marx所傳承的Hegl的「辯證法」，在抽象的哲學思辨領域中有助於活躍思想，但在科學研究中毫無用處。科學方法論的邏輯基礎依然是Aristotle（亞里士多德）建立的形式邏輯。Ainstein在一九五三年給J.S.Switzer的信中說過：西方科學發展的基礎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系統的實驗。顯然，辯證法不是科學方法。」
我這裡比較詳細地摘抄了我和許良英的來往信件，只是想說明許良英這位科學工作者的嚴謹、誠實和公正。
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
許良英嚴謹、一絲不苟的精神，不僅表現在治學上，也表現在為人處世之中。
我寫過〈走近愛因斯坦故居〉一文，記述二○○六年訪問美國普林斯頓愛因斯坦故居的一些見聞經歷，自以為所引用的資料都是有根據的。許良英看了這篇文章後，又給我寫了封長信說：讀我的一些文章，「不時產生共鳴，實在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對我表示鼓勵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我的〈走近〉一文中的許多差錯。信中說：
「由於我同愛因斯坦結緣已七十多年，而他的故居我也曾於一九八三年造訪過，因此懷著強烈興趣細讀這篇文章。完全出乎意外，你所介紹的許多情況與我所瞭解的竟大不相同。我一九六二年到七六年編譯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讀過二十來種愛因斯坦傳記，自認為對愛因斯坦的生平和思想是瞭解的。現把我所瞭解的與你文所介紹的作一對照：」
接著，他一一列舉了我的文章在時間、地點和人物各方面的重要錯誤。例如：
「愛因斯坦一九三三年到美國後的工作單位，不是普林斯頓大學，而是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
「愛因斯坦給羅斯福總統寫信建議研製原子彈，不是一九三六年，而是一九三九年。製造原子彈的原理‘鈾核分裂’，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才發現的。」
「說愛因斯坦晚年‘與兒子女兒在一起居住’，也有問題：一九三六年他的妻子Elsa去世後，他的日常生活由終生秘書Helene Dukes（一九二八年開始任職）料理。一起生活的還有繼女Magot，她是Elsa與前夫所生。至於Ainstein的兩個兒子，一直跟隨他們的母親Mileva Maric（1919年與Ainstein離婚），再未與Ainstein共同生活過。他們 的長子Hans Albert Ainstein是Berkeley加州大學水利工程系教授；幼子Eduard Ainstein患精神病，長期生活中精神病院中。Ainstein逝世後，故居由Helene Dukas和Margot居住。他們相繼於一九八二年後一九八六年逝世。」，
如此等等，使我自愧在行文粗糙之餘，深深感受到許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
對他充滿由衷的敬意。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愛因斯坦在紐約舉行的居里夫人悼念會上的悼詞中，講過這樣一段話：
「她的堅強，她的意志的純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難而可貴地都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一旦她認識到某一條道路上正確的，她就會毫不妥協、不屈不撓地走下去。」
愛因斯坦的這段話，對許良英先生也是完全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