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個民主黨派如何成為花瓶似的擺設

打成行屍走肉的八個民主黨派

在1949年9月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之前，中華大地有很多黨派組織，具體有多少，難以估計，因為那時侯人們有結社的自由。體量夠大而且能夠被確認為有資格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單位十三個：

1、中國共產黨；2、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3、中國民主同盟；4、中國民主建國會；5、中國民主促進會；6、中國農工民主黨；7、中國人民救國會；8、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9、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10、中國致公黨；11、九三學社；12、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3、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

我不知道有些黨派是什麼時候死亡的，但我知道後來能夠存在的民主黨派只有8個：

1、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2、中國民主同盟；3、中國民主建國會；4、中國民主促進會；5、中國農工民主黨；6、中國致公黨；7、九三學社；8、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它們是倖存者。

1957年，毛澤東通過消滅民主的反右派運動，把8個倖存的民主黨派一個個打成行屍走肉，明面上看得見傷痕纍纍，暗地裡連靈魂也沒有了，這樣一來，眾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從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中跑龍套的角色，變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臺擺設，只是讓觀眾看見政治舞台上還有民主黨派而已。

下面簡單展示一下八個民主黨派的傷痕。

1、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得到消滅民主勢力反右派運動總司令——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的欽命保護，免除了個人當上右派份子的厄運，但是，李主席沒法保護自己的部下。

據1958年10月底的統計，民革全黨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為2088人，佔民革成員總數的12.7%，其中包括民革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9人（佔全體中央委員人數的22.3%），民革中央團結委員63人（佔全體團結委員總數的27.4%），省、直轄市民革委員會委員174人（佔省、直轄市民革領導成員總數的26.2%）。如此眾多的領導骨幹和成員被劃為右派，使民革各級組織的領導力量大為削弱，在反右派運動後的一段時間內，工作基本陷於癱瘓。而1980年，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對「右派」進行複查的結果，除幾個人曾說過一些錯話外，全部都是無辜被錯劃的。[2]

2、中國民主同盟；

毛澤東直接命令打倒了由他親自捏造出來的、無中生有的「章羅同盟」，其實也就打倒了中國民主同盟。據民盟1958年1月的統計，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佔盟員總數的10.5%，其中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59人，佔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1/3；中央常委11人，佔中央常委總數的35%；各省市主委、副主委30人，佔30%；縣分部主委76人，佔32%。而據1960年1月民盟中央組織部的統計，全盟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為4450人，在全盟員中所佔比例就更大了，達到13.8%。[3]

3、中國民主建國會

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有26332人。民建中央委員中有28人被錯劃為「右派份子」，佔民建中央委員總數154人的18.2%；民建成員被錯劃為「右派份子」的有3147人，約佔當時民建成員總數24156的13%。[4]

4、中國民主促進會

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馬敘倫，眼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露出說話不算數、翻臉不認人的陰謀家本相，驚恐之下墮落了，根據毛澤東捏造的「章羅同盟」及其性質，見風使舵地對章伯鈞、羅隆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章伯鈞、羅隆基等有濃厚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他們可以為個人野心而衝突，也可以為個人野心而聯合。」

中國民主促進會90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10名被錯劃為右派份子，其中包括副主席林漢達。馬敘倫的女婿、時任民進北京市委常委的壽墨卿也被錯劃為右派份子。[5]

5、中國農工民主黨；

章伯鈞任主席的中國農工民主黨，全黨七千多黨員，1265人被打成右派份子，佔了總數的1/6。其他民主黨派都無一例外地遭到嚴重打擊。[6]

6、中國致公黨

1957年反右前，全黨人數600多人。致公黨內被劃為右派份子的有34人，約佔致公黨成員的5.5％。[7]

7、九三學社：

1957年夏季，九三學社社員有6225人。有400餘人被錯劃為右派份子，九三學社的性質被規定為「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主要成分的資產階級政黨」，社的任務是「幫助社員進行根本改造」。[8]

8、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被打成右派份子，被撤銷臺盟主席職務，被開除了中國共產黨黨籍，撤銷了人大代表資格。全盟有數十人被打成右派份子。[9]

黨外無黨的毛帝王新時代

1926年7月開始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經過幾個月的戰鬥，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1927年4月12日，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上海實行清黨反共的政變。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七一五分共，標誌著國共合作的完全破裂。此前一心與國民黨合作的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受到黨內的指責，靠邊站了。鬱悶的陳獨秀，寫了一首四言詩，入木三分地諷刺無情清除共產黨的國民黨，12月6日發表在《上海工人》雙日刊上面，這就是《國民黨四字經》：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

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以黨治國，放屁胡說；

黨化教育，專制餘毒。[10]

……

從1957年7月消滅民主的反右派運動開始，中國大陸地區就開始進入除了中國共產黨「黨外無黨」帝王思想氾濫的毛帝王新時代——共和國時代公民應有的民主權利全面消失，「以黨治國」的放屁胡說瘋行；「黨化教育」這種專制餘毒長期發作。

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決定》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1]。為了說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詞的合理性，毛澤東於8月12日說出了「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話。這讀起來順暢的四句十六字，自然又成了毛澤東詩詞的一部分。我在《毛澤東詩詞全集詳注》看見了這首詩詞，名字為《四言韻語·黨外黨內》[12]。

綜上所述，不管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期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還是中國共產黨掌權時間最長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都認同「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黨外無黨毛帝王新時代，對中華民族造成了史無前例、空前巨大的全方位傷害。

毛澤東一人專政

1968年12月，掛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中央文革擴大會議」召開了，通過了已經由毛澤東批准的、由江青操縱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用刑訊逼供的材料和偽證材料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凡是證明劉少奇沒有問題的材料，一件也沒有上台面）；並「一致通過決議」「將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毛澤東的鏟除異己的行動蓋上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圖章」。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召開了。距離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接近十三年，這是很不正常的。通過中共九大，毛澤東的獨裁地位得到了正式的確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九大會議自始至終充滿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

二、毛澤東的妻子、旗手、走狗江青的政治地位急劇上升。在1969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江青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也不是，可是九大結束的時候，她跨過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三個殿堂，坐火箭直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殿堂，得到一個非比尋常的政治地位。

三、把越來越離譜、越來越沒有理智的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還把林彪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寫進黨章。這是人類政黨黨章、幫會幫規中難得一見的奇文。一般而言，黨章、幫規只定原則，不定具體的事情，誰當黨主、幫主這樣具體的事情不寫入黨章、幫規。當然了，「蓋我即宇宙也」、「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獨裁者毛澤東就是不一樣。九大黨章還取消了中共黨員的權利，這樣中共黨員就名實相符地成為奇怪政黨（奇怪幫會）成員的身份，惟命是聽、惟命是從於黨主（幫主）毛澤東、副黨主（副幫主）林彪。

毛澤東的一人專政獨裁大廈正式建成，從此名正言順過上了「我即黨也」、「我即國家也」的超級獨裁者的生活，充分享受「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的五界超人生活，美乎哉。無論是神界的上帝，鬼界的閻羅，佛界的釋迦牟尼，仙界的元始天尊，還是人界的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統統被毛澤東掃到地上隨意踐踏。

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毛澤東就摧毀癱瘓了中國共產黨，這時稱呼他是中國共產黨領袖就明顯是假的了，後來按照毛氏50字建黨理論重新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參見本書11.5《毛澤東的50字建黨方針》），從人員組成到靈魂已經是另一個黨派了。從上述1969年九大的怪狀，也不難看出這是一個與1956年八大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完全不一樣的新黨派。

在毛澤東統治下，計畫經濟體制下幾乎一切憑票購買。2006年9月，鄙人到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的建川博物館聚落參觀了兩天，買了《建川博物館聚落》一書，該書在《「文革」票證藝術館》裡介紹：「本館藏有五十萬件以上的票證，達上萬個品種。」「糧、油、布、棉、肉這些基本的票證不足為奇，可是嬰兒糖票、產婦蛋票、衛生紙票、縫紉針票、干屎票、清尿票、夜壺票、月經帶票……會讓你張開嘴巴合不上的。」由於布票額度太少，幾億中國人穿新衣服的機會微乎其微，穿舊衣、打補丁是常態。有愛美人士發明瞭只有領子的假領、只有袖子的假袖，穿進外衣裡面確實外觀上好了很多，因而風行一時。

假領、假袖、假領袖，都是毛澤東時代的特殊事物，都曾經真實地在毛澤東時代風光過，正好可以寫成一副有趣的對聯：

假領假袖假領袖

真事真實真事實

註：

[1]楊建新、石光樹、袁廷華：《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紀事暨資料選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