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截訪幹部的懺悔錄

李涯：河南南部某縣鄉鎮幹部，1996年入伍，2011年專業至鄉鎮工作至今，曾任信訪辦主任，綜治辦副主任。

姓名：李崖（化名） 

職業：底層公務員

經歷：04年到08年，長期參與當地政府的截訪工作。

廢除勞教還律法尊嚴勞教制度的存在，已經明顯跟不上這個時代前進的步伐，廢除勞教勢在必行。

 

1、我們跟黑保安、信訪局外面的小旅館都有合作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從事截訪工作的？

李崖：2004年。04年到08年是一個高峰期，每年我坐車去北京十幾次，開車去北京也有十幾次。那幾年的五一長假、十一長假包括農曆小年我全是在北京過的。

我一個人連夜不休地開輛大麵包車，開一千多公里到北京。如果能搞定的話，就一天不休息當天拉回去。那時我還沒有駕照，現在也沒有。因為一個月工資才一千多塊錢，辦個駕照要兩、三千塊，我一直捨不得花那錢。如果搞不定的話，就去雇幾個安元鼎黑保安幫我們把那幾個人揍一頓，再弄上車。

記者：您怎麼與那些黑保安取得聯繫？

李崖：平常他們同我們，以及信訪局周邊的小旅館都有合作。相互之間留有電話。一些黑保安經常在國家信訪局外邊那些小旅館裡轉悠。

比如哈爾濱南崗區有情況，小旅館發現以後馬上與保安公司聯繫。保安公司很快將信息反饋到南崗區的值班人員那裡。值班人員去到現場核實身份，確定是自己那邊的人，再將人帶走。04年的時候，一個人頭的線索費大概要給保安公司一百塊錢，現在都到兩三百塊錢。如果讓保安送的話，是按公里收錢的，像哈爾濱送一次恐怕得好幾萬了。

2、信訪局外面大麵包車裡的警察都是冒充的

記者：你截訪的時候給那些黑保安多少錢？

李崖：我截的時候便宜，如果僅僅是幫著把人打一頓，弄到我們車上的話，一個人兩三百塊錢就行了。如果要他們出車送的話，一個人在兩千塊錢左右。現在這些活兒都還在做，像國家信訪局門前停的一些大麵包車裡那些穿著類似於警服的人，身份都是冒充的。

記者：截訪的其實不是警察？

李崖：就是黑保安。有的是自己買一輛大麵包車，找幾個退伍軍人、地痞流氓幹這行當。駐京辦人員把人控制好以後，送到小旅館，小旅館負責24小時看守。這種事情現在還是很多，根本取締不了。黑保安、看守上訪群眾的黑旅館，國家打擊了這麼多年，不少反多，他們越來越分散，越來越隱秘，截訪技術也越來越高明。

3、被控制的上訪人員吃住很差，根本談不上有人權

記者：上訪人員的吃住有人管嗎？

李崖：我們管，但吃的很差。就一顆白菜切了放點鹽水，幾十個人吃，米飯全是幾毛錢一斤的舊米。小旅館裡住的話，男女上下鋪，都在一塊，一個房間十幾個人，廁所門都是壞的，根本談不上人權。

某個縣某個鄉的駐京辦人員把上訪者控制了以後，會通知這個縣上訪者戶籍鄉負責的過去接人。過去接人的話，就得把駐京辦人員控制人所花的費用和小旅館的費用返還給他們。現在一個小旅館關押一位上訪群眾一天的費用大概要兩百塊錢。這兩百塊錢中就有駐京辦工作人員的五十塊錢。

或者是我們在火車站蹲守，發現是我們的人把上訪者控制起來再送往小旅館的，我們不會給小旅館錢。當地鄉鎮領導派人來把上訪者接走時，一天需支付兩百到三百的費用。這個費用當中，小旅館再一個人給我們五十或者一百，算是回扣。

4、截訪四道關：車站蹲點、局門口把守、保安拖延、不給領表

記者：在北京站蹲守的時候，您怎麼能夠發現他/她是來上訪的呢？

李崖：第一是當地會有一些資料。當地的幹部也知道哪些人是不穩定的分子，會專門花錢安排內線打聽他們的動向。比如明天是禮拜一，禮拜天晚上估計會有哪些人到北京去。這時我們就安排人在火車站、長途汽車站蹲守。有一些長期的上訪戶我們都認識，這樣的蹲守能截獲一部分人。第二是察言觀色。因為幹得時間長了，什麼地方的人，衣著打扮什麼樣子，也能看出個八九不離十。有時候上訪群眾也有自己的習慣，到長途汽車站以後再怎麼往信訪局去，都有規律可循的。再者一些看上去比較可疑的，我們跟他們聊天，一說話漏出什麼地方的口音，馬上能判斷出來。這截訪的第一道關就是火車站與長途汽車站的查人。

第二道關是國家信訪局周邊的把守。我們會看衣著打扮，上去碰他一下，問他住不住小旅館，吃飯了沒有。他只要一開口說話，我們就能判斷出他來自什麼地方。認識的上訪者，算落個人情，不認識的話，得給我買盒煙去。

第三道關是信訪局門口的保安。他們會嚴格盤查進入人員，發現上訪的人會在那兒裝模作樣地看材料，核實他的身份證以拖延時間。在這個間隙，就會有人給我們打電話。保安舉報的，我們要給保安一百到兩百塊錢的舉報費。

如果要是進去了，還有第四道關口，就是領表。現在嚴了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以前管發表的卡著表不給上訪者，再給我們打電話，我們就進去領人。費用也相應高一些，得幾百塊錢。最花錢的就是到裡面登記了需要我們銷號的那種。有時候幾千塊能搞定，但敏感時期，比如開十八大了，有個信訪登上了，得花掉好幾萬塊錢。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一些非訪事件，比如他帶著材料上中南海門口去了，上天安門廣場去了，被人家發現了，這個花錢老厲害了。像到天安門廣場，被天安門派出所的警察發現了，人家不跟我們說，人家直接與中央聯繫，然後再通知我們。本以為這個環節應該是不用錢的，但每次一個人頭就要花掉一萬到兩萬。

5、內地上訪高發鄉鎮一年維穩費要一百二十萬

記者：你們現在一年花在維穩上的費用有多少？

李崖：現在像內地上訪高發區的鄉鎮，一年的維穩費用大概在一百二十萬左右。有的縣估計花費近一個億，市裡面更厲害。我們現在還少一點，以前高發的時候，一年在一百萬左右。縣裡面一、兩個億。

記者：怎麼會花到這麼多？

李崖：駐京辦原來是買個房子，辦個酒店。現在牌子換了，人員還都在。一個酒店有服務員、有餐廳、甚至還有洗澡的、按摩的……有時候領導也要再用用。前段時間網上有一則信息，說一駐京辦招按摩小姐。駐京時間長了，這些都是現實的需要。

6、維穩是駐京信訪工作小組的重要職責，也是撈錢的重要渠道

記者：你們每次去北京會帶多少錢？

李崖：以前五千，現在都要一、兩萬的。駐京的信訪工作小組人員敲詐得很厲害。比如說，他在信訪局門口發現的人，他會騙我們說，這個人已經進去領表了，我們為了銷這個號花的好幾千就進了他的腰包。有時候還會騙我們說，上訪者是被警察發現的，那費用就更高了。其實北京的警察，我覺得整體素質還是不錯的。他們發現上訪的群眾以後，會聯繫當地駐京辦人員帶走，一般不會要錢。但是各地的駐京辦都會說，這個被警察發現了，警察要多少錢……他們現在普遍都這樣幹。

我和天安門廣場的警察接觸過，我們有一個上訪群眾跑到天安門廣場，被他們控制了。當時是我和他一塊去的，及時到那兒處理了以後，我買了兩條煙人家都不要，說基層幹部挺不容易的，你們把人帶走控制好，別在這邊鬧事就行了。他們主要擔心上訪的人在天安門廣場撒傳單。人家沒有要我一分錢，從那以後我就知道，有一些警察是不要錢的。

記者：駐京辦的職能有哪些？

李崖：駐京辦的職能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負責部分領導到北京遊玩看病的接待工作；另外負責請客送禮，聯繫北京的各部門。其最重要的職能還是維穩，發現當地的上訪群眾，及時控制並安排帶回去。

記者：既然維穩是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為什麼還要錢呢？

李崖：怎麼說呢？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他們在北京受條件的侷限，只有通過這個途徑搞錢。

7、花二十萬買個鄉長、局長，我都不想了

記者：你們縣在北京有駐京辦嗎？

李崖：有，有十幾個人在京常駐，正科級單位，有專項經費保障。平常有人上訪了，就過去接。每年敏感時期再加派人到北京。十八大期間又加派了幾十個人到北京去值班。

記者：值班是什麼樣的概念？

李崖：就是蹲守。這麼冷的天，穿著棉衣，拎個茶杯，搬個凳子，坐在信訪局的附近。我曾經幻想有朝一日能當個鄉長，當個局長。在那裡蹲守了好幾年，這個願望也一直沒有實現。之前說駐京幹部做維穩工作，干個幾年的話，回來可以給你提拔。但後來政策變了，提拔有名額限制。04年的時候，這需要給領導送五萬塊錢。

記者：這個是明碼標價嗎？

李崖：也不是標價，什麼時間什麼行情。04年五萬，08年就得十萬，到現在二十萬了。我一個月的工資才一千多塊錢，所以這個價錢不論何時我也是拿不出來的。儘管我在同一批的幹部中，絕對是最優秀的。不管是寫東西，處理一些基層矛盾糾紛，還是忽悠上訪群眾都難不倒我。但直到現在我還在鄉下混。

記者：在您之前有成功被提拔案例嗎？

李崖：提拔的？在我之前全部提拔了。我是04年縣委書記安排的人，到該提拔了，縣委書記換了，他又安排了一批人。在交接的過程中，兩批人發生了衝突。受到名額的限制，加之當時生活困難——上有老，下有小，父母身體也不好，一年的工資就一萬多塊錢，要搞五萬塊錢送禮是不現實的。

記者：您當時怎麼申請幹這個活呢？

李崖：這個不是申請的，是很偶然的情況下才進入了這個行當。記得03年有個村的地讓某企業全部佔了，村裡面七八十個老百姓對著我們鄉黨委書記罵，好幾個差點動手了。鄉裡面十幾個幹部都處理不了這種情況，我在那跟群眾談了談，群眾就不鬧了。這個時候領導就發現了我。你知道從部隊回來的幹部，受了多年部隊的教育，做政治思想工作忽悠群眾還是有兩下子的。領導發現我有這方面的天賦以後，就陸陸續續的讓我去截一些比較難纏的上訪群眾，後來就成了專業的截訪戶。一些其他鄉鎮的，甚至是縣裡面的信訪大案，我也經常參與處理。當時一心想向領導表示忠誠，幻想有朝一日能被提拔，現在想都不想了。

8、打自己縣的人怕被告狀，所以就和其他縣的交換著打

記者：能說說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截訪打人嗎？

李崖：有次我們縣裡面去了幾個年輕人，我跟這幾個年輕人非常熟，沒法打。我和另一個縣的幹部交換了一下，說你把我們的人打一頓，我把你們的人打一頓。他們縣裡面去了一個老太婆，當時我都不忍心動手，我先和她吵架，吵火了以後，把她按到牆角打了一頓，打得鼻青臉腫的，最後老太婆被當地幹部帶回去了。

我跟我們縣裡的人太熟了，他跟他們縣的也太熟了。打的話，怕人家告狀，所以就相互交換著打。這也就是對那些「老」的上訪戶，有那些剛去上訪的直接就打了。當時我去截一個女的，那個女的也挺虧的，家裡的地被佔了，沒有拿到錢，她不聽話，跑了好幾次。我到那裡二話沒說，刮刮兩個耳光，一腳踹地上，然後抓著頭髮，抬著胳膊，扔到車上，拉著就回來了，回來後直接把她送到了拘留所。一路上十幾個小時也沒讓她吃飯，這是常有的事情。

9、這麼多年截訪辦了很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情，我覺得把我槍斃了也不虧

記者：那個時候也不會覺得自己在違法犯罪？

李崖：當時剛上班，有一些事情雖然知道不太合適，但想著這是政府安排的活，出事了有領導承擔責任。有時候派出所所長、公安局副局長帶隊抓人，他們動手，我們跟著。截訪的過程中，抓人、打人並不稀奇。東北哈爾濱南崗區的維穩幹部與我交流時說，這幾年心裡面都不踏實，壓力很大。其實我也一樣。

我覺得就我接觸到的這個層面而言，市以上的幹部絕對是好的。像我們市的一些領導的工作作風，絕對過得硬。到鄉、縣這兩級村長以上的幹部，包括我在內，槍斃了都不虧。我覺得這麼多年截訪做了很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自己家唯一賴以生存的地被佔了。他就那一畝地，用塑料大棚種了小西紅柿。這個人挺有才的，在自己種植的過程中不斷摸索創造，產出了長相非常奇特的品種。當然賣得價錢也很高。突然企業把他的地佔了，賠了他很少一筆錢。他那大棚平時一年收入都要一、兩萬，好的時候兩、三萬。地被佔了以後，一畝地一年只賠付他八百塊錢，兩年一千六，還扣了一百七十五塊說是稅錢。這一百七十五塊錢，老人家認為不應該扣。說一畝地政府賣了三十萬，這一百七十五塊錢你怎麼都要給我。但政府那邊跟他慪氣，就是不給他。老人家就一直上訪告狀，鄉裡面到縣裡面，市裡面再到省裡面，然後就到了北京。北京不是去了一次，是去了七、八次。每一次截他的費用都在一萬左右，到最後拘留他的時候已經花了將近二十萬塊錢。

有一次，我覺得這位老人家挺虧的，我告訴他了，要拘留你，你趕緊跑吧。結果他跑了以後沒有錢回去了，就在北京撿破爛撿了一、兩個月。最後碰見個老鄉給了他幾十塊錢，他這才回得去。但一回去就被拘留了，再後來就把他勞教了。

我每次踏入這個鄉鎮就想起那位老人家。我覺得對不起他。勞教是上頭下的死命令，但也有機會放他。當時是我帶隊去抓他的，本想把他放了，但與我同行的有幾個是公安民警，還有派出所的所長，人太多了。如果我把他私自放走，有人走漏這風聲的話，搞不好回去就要處理我。

於是他被勞教了兩年。剛進去的時候，公安局領導交代了，關禁閉。老人家被關在高一米寬一米的小鐵籠裡，坐不下去，也站不起來，只能蹲著，關了一個禮拜。這幾乎把他搞瘋了。禁閉出來繼續在裡面從事非常繁重的體力勞動。有一些人在勞教所裡被打了，其實都是當地政府有所交代的，說這個人好好修理一下，太不聽話了，要是放出來以後再上訪怎麼辦。

以前有一些有理有實據上訪的群眾，我都是半路或者快到我們縣的時候把他們放了。編個理由就說是上廁所時跑了，回去給領導一個交代。至於那些無理上訪的就經常帶回去拘留。

拘留的原因，剛才沒有說到。基本上拘留的理由全是編出來的違法的事情。比如說讓我們當地信訪辦的駐京人員寫個證言，說他在北京上訪期間，在信訪局擾亂辦公秩序，衝擊國家信訪機關，辱罵國家信訪機關人員，嚴重擾亂了首都辦公秩序等，其實有的人根本就沒有到信訪局那個地方去。

當地老百姓到北京上訪，根本不可能到天安門廣場鬧事，也不可能到中南海衝擊國家辦公機關，更不可能在信訪局砸玻璃，或是辱罵國家信訪機關工作人員。全都是編些謊言，好回來辦他。按照法律規定，人家在北京違法了，應該在北京辦他，而當地公安機關根本沒有權利做這樣的處理，但普遍大家都是如此干的。

10、我曾導演一場大領導接見上訪群眾的戲

記者：能講一下您最成功的截訪案例嗎？

李崖：那是一個集體上訪的案件，人員多成份也比較複雜。他們長期上訪非得要求見大領導。當時縣裡面研究，我出了個主意，見的話還不容易，找個大酒店的會議室，派幾個人穿著西服打好領帶，再找幾名武警戰士。北京不是有很多租車公司麼，出錢租兩輛好車，再在北京電影廠門口找一個跟國家領導人長得像的臨演。有武警，有穿西服打領帶的隨從，保安級別搞得非常高，這不就像個國家領導人了嗎？然後把群眾集中在酒店的會議室裡面，就說我們聯繫到領導接見你們，先縣裡面的領導講話，然後市領導講話，再來省領導講話，其實都是我們縣信訪局的人冒充的。領導席坐著好幾個人輪番交代，到最後群眾等得不耐煩了，冒充中央領導的人出來了，說群眾們受苦了，我剛出國訪問回來，下飛機以後一路上都在看你們的材料，我已經對你們省裡面的領導做出了嚴厲的批評，你們趕緊回去，這個問題很快就會解決。台詞都是我提前寫好的，他們根本沒有那個水平。講完這幾句他下來跟群眾們一個個握手。握手的時候，武警守著，領導握一下，武警趕緊推開。搞得很像，然後領導就走了。群眾把他送到樓下，看著領導大車小車，就很放心的跟著我們回來了。回來以後除了年紀大的沒有拘留，領頭那些人全部送到拘留所。我導演的戲演完了。

記者：您為了國家的維穩事業也是盡心盡力啊！

李崖：當時確實是想了一些辦法。有時候我晚上一個人回酒店，也會坐在那兒哭。在部隊的時候，我父親腦幹出血，我從部隊坐火車回來一路上都沒有哭，到家以後看見父親也沒哭。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從沒哭過，卻因為截訪哭了好幾次。整天不得休息，談了一天還談不好，太累了。家裡面媳婦剛生了小孩，孩子還沒有滿月，媳婦的身體也不好，我怎麼能不著急？

11、上訪沒有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記者：他們這些上訪群眾，到北京上訪有沒有成功的？

李崖：基本上沒有。因為北京不管。我個人認為，到北京上訪的，有一半的老百姓確實受到了欺負，剩下的一半不是無理取鬧的，就是歷史遺留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一些領導長期的麻木不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慢慢拖大。

記者：他們到北京上訪，即使不成功還是鍥而不舍的要去？

李崖：因為北京是唯一的希望。這裡有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只好把希望寄託給北京解決。如果當地稍微有一點勢力的，根本不需要上訪，上訪的全是一些沒權沒勢的老百姓，社會最底層沒有能耐的才去上訪。

記者：這麼說，上訪是沒有用的？

李崖：沒有用。即便在國家信訪局登記上了，國家信訪局把這個批到省信訪局，省信訪局批給縣信訪局，縣信訪局再給到某鄉鎮或某街道辦事處，還是要由他們解決。他們隨便搞個虛假的匯報材料，這個問題我們怎麼調查處理的，根本不需要真正去處理，這個事情就算完了。就這麼簡單。

記者：正常的信訪渠道是什麼呢？

李崖：就是逐級的反映，有什麼問題到鄉裡面說，不能越級，不然就要被拘留。很小的一個問題，這個村的生產隊隊長不想給老百姓解決，老百姓都有可能長期去北京上訪，一直上訪到死。其實怎麼上訪都沒有用處，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12、我沒有想到出事以後，領導會扯皮

記者：你們做截訪，有沒有想著藉此發一筆小財？

李崖：我從小在山上放牛，而後在部隊接受教育，為人民服務，對黨也很忠誠。我在截訪的過程當中，絕對沒有賺錢，大多數情況下是倒貼錢的。當然算總帳的話，我也不會賠錢。但這份工作讓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的青春都浪費在這上面了，到現在一事無成。

記者：您剛開始做的時候，有沒有覺得這種截訪方式是不對的呢？

李崖：當時有這種想法，這是領導下的命令，出了事情應該會由領導來擔當。但是我沒有想到出事以後，領導會扯皮。曾經我在河北涿州截一個上訪群眾，我把他控制住以後，領導說他這麼不聽話，要打。他也有反抗，我就打了。涿州服務區有人看到報警了。當地把我拘了，竟沒有人來管我，我在那裡被關了十幾天才回去。然後人家告我，我又自己出錢賠了醫療費用，本來說好的領導拿錢，也沒有拿。真正出事沒有人管，政府是最會忽悠人的。

我記得我們縣委副書記與政法委書記給我們說過這樣一句話，拿錢辦事，誰不會辦。不拿一分錢把事情辦成了，你才是英雄。當時我還很受用，表揚我不拿錢就能了事，這個才是我們的人才。是我太傻了。

13、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

記者：現在遇到上訪群眾還打嗎？

李崖：現在怎麼說呢，不是我的村子，我不再管了。我以前當了幾年信訪辦的主任，負責一個村子的事情，碰到官民的糾紛，我和領導們也是盡量協調。一些領導一成不變的思維，根本不可能給老百姓解決任何問題。

記者：那怎麼辦呢？

李崖：拖著。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甚至拖到老百姓死了。有一個老教師，因為家裡宅基地的事情，與當地相關部門扯皮，最後還在告著就過世了，這個事情也就再沒有人說了。

14、其實我也不是什麼好玩意

記者：以您的經歷，一般上訪人員的訴求是什麼？

李崖：我認為最主要的是一些基層幹部不作為、亂作為，同群眾產生矛盾。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不會與官鬥。舉個例子，我家裡面幾畝地，全部辦成企業了。剛開始一畝地賠個三百五十塊錢，但現在這個錢根本沒辦法養活一家老小了。在這個過程中，我要上訪的話，人家認為你有嫌疑，是無理上訪。

當然有一些人的無理訴求通過上訪也被解決了。縣鄉裡面與領導攀得上關係的，領導會故意讓他自己的人上訪，然後給他解決不合理的訴求。剛解放的時候，怎麼沒有人上訪？那時候人有信仰，現在群眾的信仰已經完全缺失了。那時候人幻想有一天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奔小康，但現在這些東西根本不敢想。基層公務員德行不好，雖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機會了，一定要幫助他們。

記者：您的信訪辦主任怎麼被免了呢？

李崖：我自己不幹了，沒法干了，我曾經一段時間都患有抑鬱症。

我跟你講講基層公務員的品性吧。我們那裡有個幹部，沒有考上鄉裡面的公務員之前，娶了個媳婦。兩個人從小青梅竹馬，是高中同學，又一起考上大學。這個女孩子為了供男孩去讀書，自己就棄學打工了。後來男孩大學畢業在鄉鎮參加工作，他與這位女孩結了婚，女孩懷孕了。但為了自己的仕途，男孩選擇與女孩離婚，孩子也流產了。最後他娶了副縣長的女兒，現在提拔成副鄉長了。

一個殘疾人，拄著枴杖，找他反映了一個給支部書記打個電話就能解決的問題，他卻一腳把人家的枴杖踢翻，殘疾人躺在院子裡半天起不來。我上去給了那個男孩一個耳光子，他讓派出所把我抓了起來，關了我一天。你說這怎麼幹得下去？

所以現在沒有什麼事情，我都不願意到單位去了。我是這個群體當中，稍微有一點點良知的人。其實我也不是什麼好玩意。曾經義無反顧地幹過那好些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情，哪能算什麼好人？但我以後會用我自己的方式幫助老百姓，來撫平我心裏的不安。雖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機會了，一定要幫助他們。

15、我對這群人（官員）徹底絕望了

記者：您知道老百姓對你們的評價麼？

李崖：我知道，怎麼不知道啊。一般罵的多。

記者：他們對您的評價，您是通過什麼途徑知道的？

李崖：和群眾接觸時間長了。有的背地裏罵，有的當面都在罵。

記者：其實你們心裏壓力還是很大的。

李崖：那幾年，我孩子出生以後，媳婦說我，你當時不買官，現在沒有一點希望了。04年的時候，我自己連房子都沒有的住，上哪兒找那麼多錢買個官當？08年的時候不可能，現在要二、三十萬就更不可能了，再過幾年估計要四、五十萬了。

記者：您的媳婦怎麼看您的工作？

李崖：我媳婦現在也不指望我當官，能養家餬口就行了。只要別出什麼事，其他都不再說了。因為媳婦也在政府部門工作，她同事的老公全都當局長鄉長了，平常出門都自己開車，有的甚至開保時捷，那些一百多萬的車。媳婦現在還騎著四、五年前買的電動車。

有一年冬天我的孩子上幼兒園，那天風雪很大，在幼兒園門口我和孩子同時摔倒了，孩子哭了。後面有兩個和我同一批在北京截訪的幹部，其中一個當了某局的局長，他們的司機下來送孩子，他們就坐在車上笑話我。

我摔倒的時候，為了保護孩子不受傷，把自己的頭摔破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不但沒有下來幫我一把，還在看我的笑話。當年在北京的時候，他們有比較棘手的信訪案件需要處理，我還通過自己的關係幫過他們。現在看來，我對這群人徹底絕望了。堅持不下去的時候，要不是想著媳婦和孩子，我真想找輛車撞死算了。以前還希望有朝一日我這個從山裡面走出來的孩子，可以光宗耀祖，當個鄉長什麼的，現在只想為家人活著就算了。

16、網路改變不了基層的東西

記者：您覺得網路發達以後，這種上訪的人會不會變得越來越少？

李崖：你說的是就高層而言，這對基層的大環境沒有影響。因為一部分老百姓家裡沒有電腦，甚至他們就沒有聽說過網路這個東西。在農村，能夠上網的人很少，孩子們七、八歲就不上學了，有的甚至出外打工。那些真正被發表出來的農村故事，背後一定有東西在支撐它。比如說某個報社或某個網站的編輯在跟進報導。而99.9%的事情在基層就被封鎖了，是不可能讓媒體知曉的。

記者：這麼說網路並沒能改變這種信訪的方式？

李崖：網路改變的是一些縣以上幹部的作風問題，縣以下的沒有什麼改變。因為他們沒有被網路監督，沒有被網路制約，他們不怕這個。網路或許改變了部分高層的東西，但深層次的尚未能撼動。這樣的情況，估計還要持續上一段很長的時間。究竟會要我們等多久？我自己是看不到什麼希望的。沒有相對應的監督與制約，又不允許發出不同的聲音，怎麼可能會改變？其實老百姓還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多數人長期被壓榨、被欺凌，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

我自己在農村工作，與一些孩子接觸過。問那些上小學的孩子他們的理想是什麼，有的說長大在建築隊做大工。因為他爹是建築隊的一個小工，負責給砌牆的人運板磚拎泥灰桶，一天只有一百塊左右的收入。他希望做到大工，可以去砌牆，一天拿個兩百塊錢，比小工多一倍。沒有人說要當人民教師什麼的，他們沒有那個理想。和我們村的孩子相比，我應該知足，能從大山裡走出來，我或許比他們強了那麼一點。

17、國家信訪制度必須改革

記者：有沒有想過當時不做維穩幹部，也許就可以走別的道路？

李崖：除了處理一些信訪案件的維穩過程讓我覺得對不起群眾以外，走這條道路我沒有後悔。當初我們那個小山村，一百多號人，現在是公務員的就只有我一個。每次過年回家我還是有一點成就感的。而我的生活也隨著我選擇的路改變了，總比那些常年出去打工的同齡人強。

記者：您覺得怎麼能夠解決這種上訪的惡性循環？

李崖：我覺得國家信訪制度必須改革，包括一些問題處理的方式方法需要改進，因為現在已經是一個越來越大的腫瘤了。這種模式一成不變的話，以後面臨的問題會更多。因為資訊越來越發達，真相也越來越近了。以前為什麼信訪問題沒有暴露，因為老百姓不知道維權，現在老百姓意識也強了。我個人認為，縣鄉兩級的臃腫機制必須改革。基層領導花錢買個官，圖什麼？當然是盡快撈金回來。他撈的這個過程，不會考慮老百姓的利益，他還巴不得群眾去上訪，利用截訪處理這件事情還能再撈一點錢。這裡的「水分」很大。

比如一位群眾到北京上訪了，一個鄉鎮的副鄉長去接，他就有可能和駐京辦串通了，說這位群眾在北京，在中南海門口被警方控制了，得趕緊和諧。如果要是人家通報的話，要免我們鄉黨委書記，處理我們的縣領導，花錢消災，這個過程就能騙好幾萬。以04年當副鄉長要花五、六萬的行情，如果這樣搞個兩、三次，就撈回來了。買官的都是一些沒權沒勢的人。真正有實力的，跟哪個縣長是親戚，與哪個局長有關係，一般都是不需要花錢的，因為他這個利益是相互調配、相互均衡的。你在你那個局把我的侄女安排了，我在我這個局把你的外甥女安排了，這是資源互利。一個局的局長，他的孩子、侄女、外甥女就可能全部在一個縣裡面的公檢法財政等要害部門。一個縣的財政命脈基本上都被幾個家族控制著。這種體制不改革的話，今後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習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裡明確表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我們希望截訪、截訪幹部這些嚴重違法現象能成為歷史。感謝小石先生的精彩提問，也感謝李崖（化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