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後仍會驚醒：右派經歷
非典型右派50年
一個酷愛籃球的高二少年，陳宗海，因為一個不高明的玩笑，從此被劃為「右派」送往夾邊溝，此後又以反革命團夥罪名送監。十年農村改造，摘帽後草草退休，荒誕一生。
當孫子還是賴在陳宗海懷裡使勁撒嬌的年紀，他仰起腦袋，向瘦高的老頭髮問：爺爺，你年輕時幹啥呢？—我呀，我在義大利踢足球啊。爺爺你說個義大利語唄—拉密密塞腳溝，這是發界外球。
他是胡謅的。如今孫兒業已成年，那個俏皮的謊言仍時常被拿出來，供大家哈哈一樂。80歲的陳宗海他愛看《百家講壇》和NBA，尤其是後者。42英吋的液晶屏幕裡，大洋彼岸激盪的驚心肉搏，老爺子看得如痴如醉。
與兒孫們聊天，多是家常細瑣，陳宗海努力扮演好家庭中長者的角色。他記得當年父親的治家之道：小事不嘮叨，大事平心靜氣講。那麼，自己的過往算什麼呢？算不上大事。晚輩們不問，他也懶得提。大家只是隱約知道，老爺子年輕時當過「右派」，送到夾邊溝，吃過苦頭。
他很少出門。如今保持走動的還都是初中時代的朋友，人家來叫，他便配合著過去。坐在他們中間，他覺得自己永遠是一個陪聊。對於社交，他提不起一點點興趣來。
去年冬天，陳宗海找一個中醫大夫看胃病。大夫說，你這麼大年紀，性情還這麼暴躁，是生氣造成內消化不好。陳宗海抱怨：我是抑鬱症，過去的事情老忘不掉。現在還夢到夾邊溝，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驚醒。
他盡力避開生活裡的一切毛像，那是他荒誕一生的根源。
「我相信人是有命運的，」陳宗海說，「我不偷不盜，怎麼能有牢獄之災呢。怪，哎呀，我的媽，真可笑。」他搖搖頭，兩眼放空，不住自嘲。他埋怨自己年輕時手欠，信手在報紙上塗上的那幾筆，毀了一輩子。
眼淚
那些生命中最絢爛的年華，已如祁連山的雪水般悄然流走。六十年前，中學生陳宗海看著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蘭州城。對於新政權，他毫無概念。
陳家是一個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傳下來的300畝黃河鹽鹼地，卻在百年后土改中為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祖傳做砂鍋的手藝讓陳宗海感到厭倦，他認為太沒技術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學的。
1950年，20歲的陳宗海考上西北師大附中。他酷愛籃球，愛打最出風頭的前鋒。如今他做到的好夢，多半是自己在籃球場上奔跑的身影。
對於未來，他並無打算。在可供揮霍的青春裡，學而優則仕一類的夢想被遠遠拋在天邊。朝鮮半島的戰火燒到邊疆，中國出兵。陳宗海亦無太多觸動。他承認自己並無太多「政治覺悟」，他只願無憂無慮地打球。
或許，以後去當個運動員吧，他想。但很快，他還是被裹挾進強大的政治機器。
毛岸英戰死的消息從遠方傳來，校園裡人們竊竊私語，小心猜測著中南海的反應。有天，他像往常一樣往課桌上鋪了張報紙。報上有張毛澤東的照片。他盯著他看，他為他感到難過，老年喪子的哀痛彷彿一樣籠罩著他。他拿出鋼筆，給畫中人添上了幾滴眼淚。
他被指為思想反動，污蔑偉大領袖。校方要求他寫材料，交代自己的思想。他生平頭一回感到政治的壓力，他害怕極了。在檢討中他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對毛主席的污辱。批判會上，積極份子振臂高呼：打倒陳宗海的反動思想！
他暗自慶幸，畢竟不是打倒陳宗海。階級鬥爭在此時，尚沒有多年後那般狂熱和偏執。但沒完沒了的匯報檢討，卻讓陳宗海覺得丟人現眼。讀完高二，他決定退學。
勞教
那個時代的工作沒有幾十年後這般難找。陳宗海想得簡單：找個工作換個環境，就沒事了。在家幫父親做了半年砂鍋，他認定自己太過大材小用。表叔介紹他去蘭州市建築公司，當伙食管理員。買菜算賬，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雖然是幹部身份，但他心裏卻不情願。
1954年元月，建築公司搞冬訓。內部肅反開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細。陳宗海認為與己無關，便不發言。領導開會時發話：有些人犯過嚴重錯誤，還不主動交代。陳宗海一想：這不衝著我來的嗎？但誰能證明他的清白呢？這樣下去豈不又是沒完沒了。他覺得自己搞定不了這事。左思右想，他向單位請了個長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蘭州開始公私合營。陳家的砂鍋作坊和其他幾家砂鍋作坊合在一起，組成陶器手工業合作社。此時的陳宗海已經結婚生子。公私合營前，全家憑靠父親一人的手藝倒也過得去。但合營後所有人都變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賴在家裡啃老。合作社領導說：你都這麼大了，還指著你爹過啊？他當上了合作社的會計，每月工資六十元。
進入1956年，形勢加速變幻。陳宗海的會計沒當上兩個月，就被七里河區輕工業聯社成立的職工業餘學校調去當掃盲教師了。白天給領導些材料搞宣傳，晚上給學員上課。
「大鳴大放」裡，陳宗海一句話也沒敢說。領導找他：你談談嘛，總有些看法嘛。陳宗海心想，給毛主席畫眼淚的事讓他晦氣了好幾年，我哪還敢說什麼。
一天開會，陳宗海和另一個老師一起抽煙。一片亂哄哄中，整風小組組長宣布：現在開始開會。陳宗海，你不要再說話了。陳宗海大為不忿：我只是抽煙，沒有說話啊，你怎麼胡點名呢！
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席捲而來。給毛主席畫眼淚的舊事被抖出來，衍生的各種批判如亂箭般飛向陳宗海，他奮力爭辯。1958年4月10日，整風小組領導宣布，陳宗海問題嚴重，態度惡劣，定為「右派」，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夾邊溝。
他記得在領導宣布的勞動教養條例裡，曾提到不願參加勞教的可以開除公職自謀生計。他打算放棄公職，這樣就能免於勞教。但學校有個反右積極份子來到陳家，向陳母借走了家裡的戶口本。陳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戶口已經被註銷，下面寫了一行字：遷往夾邊溝農場。「這個王八蛋叫安殿策。」提及此事陳宗海仍難掩憤怒，「人和人的關係已經劃到階級敵人了，再沒啥客氣了。」
家裡老父親說了一句：「這一次不得了。」陳宗海卻不以為然：最多一兩年。
求被捕
在夾邊溝，陳宗海認識了俞兆遠。
俞兆遠是蘭州市西固區勞資科科長，因為一句「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被打為「右派」，送到夾邊溝。這是個聰明人，在夾邊溝口糧再吃緊的時候也沒有找家裡要過一分錢。俞兆遠跟管教幹部和分隊長混得好，「勞動偷懶耍滑不出力，到處偷吃的」。在這裡，他與陳宗海成了好哥們。
陳宗海積極改造的願望終於在1959年的勞動節徹底破滅。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勞動中拼盡全力，卻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的越來越渺茫，這年國慶過完，陳宗海一下子垮下來，連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俞兆遠看陳宗海累成這樣，便跟隊長建議，把陳調去放水組。那是個輕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時可以在菜地裡偷莊稼吃。
「偷著吃，不偷活不了，」陳宗海說，「可能我比別人偷得還多一些。」陳宗海偷大田裡的東西，土豆、洋芋、糜子、麥粒，一切能吃的都偷著吃。但他有個原則：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別人的東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裡，陳宗海跟俞兆遠閒聊。俞兆遠無意中說起，老家有人過來探親，說城郊農場勞改犯的生活比這裡「右派」好得多。勞改犯每天只勞動八小時，每人每月的口糧是四十斤，這比那卻是十個小時以上的工作量，口糧卻只有二十四斤。那邊餓死犯人的事比夾邊溝少得多。
陳宗海怦然心動。他尋思能不能自己也換個身份—變成犯人去城郊農場。
五月的一個夜晚，他打死了一頭豬，跟人偷偷分了吃了。他的計畫是，來一次刑事犯罪，夠判刑，一兩年就成。但此事竟無人發覺，陳宗海又喜又憂。喜的是吃到豬肉，憂的是獲罪計畫沒能成功。他又偷了一隻羊，還是沒人來找他。
「反革命」
1960年9月，夾邊溝「右派」轉移到明水。國慶節時，農場來了個小個子年輕警察，他對陳宗海說，你們怎麼還休息呢，要好好幹啊。陳宗海隱隱覺得此人有些蹊蹺，他玩笑回應道：哎呀，我都把帽子給忘了。
過了幾天，警察把陳宗海叫到辦公室，向他宣布：蘭州市城關區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陳宗海。
大組長已經把陳宗海的行李拿來，警察給陳戴上手銬。第二天陳被送上火車，押回蘭州。在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後，陳宗海被宣布五年勞改。
這下算是了了陳宗海一樁心願，此時每天周圍都有幾十人在飢寒交迫中死去，他終於可以不在明水農場等死了。但自己怎麼就「反革命」了呢？
來夾邊溝前，陳宗海與夜校的兩個同事合了張影。照片背後寫了一行字：讓我們的友情如森林長青。任憑它驚濤駭浪，也阻止不了我們對真理的信念。陳宗海把照片掛在家裡，過了幾天領導找他談話，說有人舉報，照片後面是他們的反革命誓言，三人裡通外國，準備發展組織逃到印度加爾各答去。陳宗海大怒：哪個王八蛋造的謠，想把我往監獄送麼？
兩年後陳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進了監獄。進夾邊溝後，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監控中。公安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陳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組織，判決陳宗海五年有期徒刑，那兩位同事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
在一種驚喜交錯的荒誕感中，陳宗海開始了納鞋底的勞改生涯。犯人自然不如「右派」們處得舒服，但監獄裡10年也死不了，夾邊溝再蹲1個禮拜也許就挂掉了，陳宗海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一年零兩個月後，合議庭推翻了之前的「反革命」判決，他被宣布無罪釋放。
陳宗海回到家裡。老母親看著兒子心疼得直搖頭，眼淚巴拉巴拉掉，一句話說不出來。
對於「右派」來說，並非所有人回到家裡都能迎來笑臉。兩年時間妻離子散物是人非者大有人在。俞兆遠回到家中，妻子向他提出離婚。理由是，俞兆遠在夾邊溝吃慣了偷來的生糧食，回家兩年，還要偷面櫃裡的苞谷面吃。鄰居們都說，俞兆遠的女人不讓他吃飽，逼得丈夫偷家裡糧食。
下鄉
麻煩很快又找上了陳宗海。居委會讓陳去派出所參加「學習政治」，月月寫思想匯報。從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政治學習一直沒有間斷過。
陳宗海買了一輛架子車，加入街道組織的車隊拉貨度日。拉車第一天，陳宗海心裏百味雜陳，自己曾經也是個幹部啊。又安慰自己：我不是騙人，憑勞動吃飯嘛。一個月下來他能拉到158塊，扣掉稅款，剩了104塊。
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架子車的工作也保不住了。1969年，陳宗海作為黑五類分子被遣往農村勞動。孩子老婆還有那輛架子車，一塊交給了70歲的父親大人。他的下一站皋蘭縣青白石公社，是陳家的原籍。距離蘭州城100華里(1華里=500米)，步行一天就能到。
大隊裡只有他一個「右派」，周圍都是農民。大家都知道他給毛主席畫了眼淚，倒也沒人因為「右派」欺負他。農業社會的古樸和務實，部分消解了政治高壓的恐懼。陳宗海與所有人一樣下地干農活，一起吃大鍋裡的稀飯，他與所有村民知根知底。在經歷了短暫的陌生後，村民們會毫不猶豫地接過陳宗海遞過來的煙，一起吞雲吐霧，上天入地胡侃。
陳宗海卻暗暗為他們悲哀。「我現在就想啊，人確實好騙。在農村裡蹲了10年，上面說他們是貧下中農，工人農民是領導階級，他們就高興得整天在那裡刨地。」
反倒是幾月一次的探親，卻慢慢從興奮變成了沮喪。穿過一路枯燥的風景，陳宗海蹬車回到蘭州家裡，同學和親戚已中止了與陳家的來往，鄰居們閃爍微妙的眼神讓他惶惑。他更願意蹲在農村，在那裡，沒人在乎他是一個「右派」。
上世紀80年代時，他看到謝晉的電影《牧馬人》，不禁啞然失笑。電影主人翁許靈均也被打成「右派」，來到西北牧場勞動。老牧民視他如至親，一個漂亮的姑娘還看上他，倆人有了一片無憂無慮的小世界。「我們哪有那樣的好運氣！」陳宗海感慨，「農民只是佔小便宜，所以忘記了階級鬥爭。」
這次陳宗海不再敢預計歸期。每年大隊開大會，讓群眾評議陳宗海一年的表現。「他沒幹什麼壞事，干沒幹好事不知道。」大家每年都這麼說。每年評審報上去，結果卻總是如泥牛入海。到最後，陳宗海不禁懷疑還有沒有回城的可能。他一遍遍自問：「右派」帽子真的是終生的麼？
毛澤東逝世時，陳宗海跟家裡找招呼：啥也別說。大隊開追悼大會，不讓陳宗海參加，「其實我也不想參加，」陳宗海說，「我覺得沒了他事情會好一些。」他曾被掛上牌子，向毛主席相請罪。但他覺得這算不得什麼，「‘文革’於我有利，毛這個事毀了他自己。」
平反
1978年12月的一天，俞兆遠走在蘭州街頭。路邊電線桿上的大喇叭裡開始播出那次著名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俞兆遠漫不經心聽著，他覺著越聽越入耳，最後他趴在欄杆上，豎起耳朵聽完了全文。公報中有一段話，講到了平反問題：
會議指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威信。
俞兆遠想：這下有出頭的日子了。
實際在半年前的4月5日，《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已獲中共中央批准，摘帽工作以及「右派」的安置問題在之後的幾年裡陸續完成。
1980年10月，陳宗海蓋完最後一個章，他拿著畫滿各種遷入遷出標記的戶口本回到家裡。從此他再不是一個「右派」。他拿到一千塊錢的賠償，這大約相當於當時工人一年的工資。錢拿到手，他總覺著是一筆意外之財。
俞兆遠也拿到6000元賠償。周圍人都說，老俞發財了。俞兆遠說，「我窮的時候誰都不上我門，現在什麼事都來找我，借錢？算了吧。誰都不借。」
很多人沒有拿到任何賠償，這是個傷腦筋的問題。另一位「右派」劉光祖在退休後的十餘年裡，堅持為自己在平反前被扣除的工資奔走多年，他找單位、市委、省委……寫過無數次申訴，無人能為此事負責，或者給出解釋。2007年，老人在病中鬱鬱而終。
父親勸陳宗海，如果對賠償定案不滿意，可以寫申訴材料。陳宗海搖搖頭：我沒有啥意見，有補償就不錯了。弄不好再加個處分怎麼辦？近幾年，關於「右派」索賠的呼聲開始多起來，陳宗海微笑搖頭：我沒想過要賠償，沒戲的。
陳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經四十九歲。此時距離他戴上「右派」帽子，20年彈指一揮間過去了。熟人說：老陳你現在怎麼這麼不修邊幅了呢，五十年代還挺時髦啊。是的，那會兒還能花半月工資去買雙漂亮的小方頭皮鞋。在農場、監獄、農村，哪裡還有講究的條件？現在呢，老了，沒心情了。女兒給他買衣服，他不願要。他覺得對家裡虧欠太多。
像是完成了某種交接，在陳宗海摘帽半年後，85歲的父親撒手西歸。在之前的20年裡，父親一直在打著零工幫陳照顧妻兒，這個家庭終究得以保全。在陳宗海遙遙無期的等待時光中，他的頭腦中一直告訴自己：要活下去，一定不能在父親過世前死掉，那就是不孝。
在文教局又干了九年小學教員，陳宗海退休了。如他之前做過的所有生計一樣，人生的最後一份工作也沒能給他帶來任何成就感。「沒有那個事，我可能就是個運動員。」他喃喃道，眼中掠過一絲遺憾。
2008年，陳宗海在一張報紙上看到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廣告：舊德的精彩。他並不知道這也是一本講「右派」的書，但出於對「舊德」的興趣，便上街買了一本。同是「右派」，他卻感到強烈的隔膜。書中主角們是他在學生時代耳熟能詳的「大右派」，他們在運動後依舊開著小車，住著大宅。他開始為半世紀前的那場運動感到困惑：「‘右派’與‘右派’簡直相隔十萬八千里，反右—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幾乎所有的接受採訪的「右派」，都會特別說明一句：平時，我很少提起這些事的，這些經歷總覺得在人前抬不起頭來。人年紀一大，近期的事情忘得快，那些遙遠的記憶反而清晰起來。俞兆遠怕說夾邊溝，「一提這個事，就好幾天都睡不著覺。」他每晚睡覺前要喝上三杯白酒，帶著幾分醉意，沉沉睡去。
2008年，俞兆遠跟家人來北京旅遊，他終於見到了毛澤東。俞淡淡地看著那位靜臥的老者，在心裏說：你這個老人家，過去制定的政策，不但對我不利，對好多知識份子也不利啊。
杖朝之年的俞兆遠拒絕給自己做壽。摘掉「右派」的帽子後，他越發覺得人生虛無。有個熟人60歲做壽，過後不久便撒手人寰。他感慨壽宴上那些紅花綠花，瞬間就變成了靈堂裡的白花。
當年是誰揭發了陳宗海？陳說他知道那人，是同班同學。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倆人各自帶著妻子，在蘭州街頭面對面撞見了。彼此微微點了下頭，便擦身而過。走出去幾步，陳拉拉老婆，「這就是當年揭發我的人。」他回過頭，那人也與女人回頭看他們，像是說，看，那就是給毛主席畫眼淚的傢伙。
恨他麼？不恨，陳宗海說，我一點都不怨他。從此他們再未碰面。
(本文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