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轉型的代價

《南方週末》事件終於在中共當局懷柔政策之下平息了，表面上似乎是當局的讓步，實際上是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審查制度的屈服。

為了聲援《南方週末》爭取言論自由，數百市民在廣州街頭抗議示威，兩岸三地各界知名人士亦紛紛在網際網路上發聲，反對當局把《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改頭換面，一時風起雲湧，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海外眾多媒體以為這起事件將會演變成一場席捲中國大陸的社會抗爭運動，認為二十年後「六四事件」再出發，迎來2013年的「中國民主之春」，不幸這個期望又再次破滅。

正當無國界記者組織最近公布，將中國的新聞自由度在全球179個國家中排名第174之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月4日例行記者會上回答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問及《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時，她臉不變色的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或許她說的不錯，因為中共是實行黨禁、報禁的一黨專政國家，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民辦的新聞媒體，只有官媒。官媒是官方的喉舌，它只是黨與政權的宣傳工具，所以不需要審查。《南方週末》只是一份地方官媒，其新年獻詞遭篡改和撤換，終於暴露出中共對甚至是官媒也要實施嚴厲言論統制的本質，不容許有不同的聲音和片言只語來批評當局。

中共元老葉劍英的養女，作家戴晴在1月10日接受一份日媒《東京新聞》採訪有關《南方週末》事件時說：「中共對媒體的統制是始於1942年陝西省延安根據地，一直至今70年沒有改變。今次事件讓世界看清共產黨統制言論的實態。」1949年中共在大陸接掌政權後，把國民政府時代的所有民間傳播媒體通通消滅，至文革時，諾大的中國只有兩報一刊，就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其目的就是管制輿論，封鎖國內外信息，控制人民的思想，實行愚民政策。

可以說，今次《南方週末》事件不僅僅是關乎言論自由，而是關乎到整個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六四事件」學運遭到鎮壓後，在漫長的二十多年裡，爭取民主的事件雖然沒有間斷過，但大都是零星的行動，難成氣候。改革開放後，大陸人似乎大多關心民生，不大在乎民主不民主，這是否來自大陸人那種「民主不能當飯吃」的思維？或對政治的恐懼和冷漠？大陸每年都發生十多萬件大小規模的民眾抗爭運動，但這些都是因為經濟和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而引發的。 

縱觀一部近現代世界史，從一個獨裁、專政制度走向民主制度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經過抗爭、甚至流血而順利轉型的。自上個世紀的東歐共產政權陣營的崩潰，到蘇聯共產帝國的瓦解，再延伸到去年中東、北非的的突尼西亞、埃及與利比亞等獨裁政權的倒臺，無不是在舉世民主潮流衝擊下，加上民眾的覺悟、齊心合力爭取得來。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民主不是免費的，民主要付出代價。

中國大陸雖然進行了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仍然裹足不前，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一黨獨裁製度；與此同時，隔岸的臺灣經過長達三十八年的威權統治已經轉型到民主制度。臺灣政治民主化並非是一場「寧靜的革命」，在蔣介石掌權時，從早年爆發的民運風潮《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被捕事件，及至1979年民進黨推動「美麗島」民主運動遭到鎮壓，民運人士被逮捕及判刑的為數不少，一切說明民主不會從天而降，執政黨也不會恩賜。當然，臺灣能夠走到今天的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是出了一位開明、有遠見的執政者蔣經國，他開放黨禁報禁，為臺灣打下民主憲政的基礎，逐步推動政治改革，達成沒有流血的「臺灣模式民主轉型」。

中共新領導班子上臺後，總書記習近平三個月來的一言一行，讓世人看到的是，他仍然是一個紅色政權的維護者，他腦袋裡裝的是根深蒂固、僵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習在十八大後舉行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無可否認，現今中國大陸不具備「臺灣模式民主轉型」的條件與環境，中共一旦把人民迫到牆角，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最終只能步上像「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式的民主轉型，除此別無他途。中共領導人會成為臺灣的蔣經國而名垂青史，或成為埃及的穆巴拉克而被關進鐵籠，或成為利比亞的卡特菲而血濺荒野，日後歷史將會告訴我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