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我們都是好時代裡的難民(組圖)
《人物誌》崔健：我們都是好時代裡的難民
崔健並不認為和年輕人存在代溝，只要真誠溝通，一定可以產生共鳴
老崔說事兒：
談「老人」對「年輕人」的責任——「年輕人沒有超過老人，也是老人的失敗。」
談讀書和未來——「你沒有必要讀書讀破萬卷，很多歷史是沒有用的。你應該去暢想未來，仰望星空，你應該有創造性的未來，我覺得這才是年輕，因為你不怕犯錯誤。所以真的沒必要聽老人在那忽悠，造成年輕人對自身價值的一種懷疑。」
談所謂代溝——「天安門只要掛著毛主席像，我們就都一樣。別以為你比我小20歲、30歲，我們就不是一代人。」
談《1942》與少年派——「你就是那個逃難的難民，你只不過有點兒錢而已，生活在一個好時代而已。」
崔健前幾天去看了《1942》，電影讓人難受，看的過程也不太愉快，他擠在影院最裡面的座位，又發現碰上了影像虛焦，畫面模糊得連字幕都沒法分辨。崔健想站起來叫影院經理，一起來的朋友卻說：「湊合吧！」他看看別的觀眾，也並沒有人有異議。
現在說起這段小插曲，崔健還滿腔憤怒，他質問自己為何當時沒有站起來，好像透過屏幕上災民朦朧的五官看到了自己和無數人清晰的臉：「所有人都跟電影裡面被欺負的難民是一樣的心態，沒有人敢去提出問題。現實裡的你就是那個逃難的難民，你只不過有點兒錢而已，生活在一個好時代而已。」
這種直接而由裡及表的較真勁兒，像一把刀子一樣把崔健牢牢釘在土裡，接著地氣，這也是他到現在一直追求的東西。和那些浸淫社會多年、多少變得有些麻木的同齡人，崔健說，他已經很難找到共同語言了。他喜歡跟年輕人待在一起，欣賞他們直接和真實的銳氣。他經常去看MC大衛——一個擅長即興說唱的90後，覺得大衛在Battle時「敢說真話，敢把腦袋別在褲腰上」。去年因「黑餵狗」式喊麥走紅、多多少少代表了一些網路惡趣味的MC石頭來京演出，熱鬧現場裡，崔健壓低紅五星帽帽檐沉默地站著，只是為了等擔任暖場嘉賓的大衛登場。
除了大衛，他對不少新樂隊、歌手也如數家珍。聊起時下的潮流，他主動提起了對富二代、「求包養」這些熱詞的鄙夷。
不過，崔健融入年輕文化，並不代表年輕人都愛崔健。他清楚，許多年輕人覺得崔健老了，甚至對他一無所知。若是出於不瞭解而被排斥，崔健並不悲觀。他相信和對方只要願意去認真地溝通，總能打破隔閡，有所共鳴。他遇到過當面朝他吐口水的小青年，但過了幾天那人弄明白狀況，就回頭來聽他說話。真正讓他憤怒的是，在更大的舞台上，願意認真去聽他的聲音的人在變少。26年前的那首《一無所有》過後，崔健得到他最痛恨的「搖滾教父」標籤，被供上神龕的同時即是被束之高閣，灑滿灰塵。他憤怒於當年和自己一起成長的年輕人，如今掌握話語權後「裝瘋賣傻」，反過來阻止他說真話；更憤怒現在的年輕人「出於時尚而非靈魂的意義」，被忽悠著也想讓他閉嘴。
「你們和我們生活在一個年代裡。天安門只要掛著毛主席像，我們就都一樣。別以為你比我小20歲、30歲，我們就不是一代人。我在很多方面是代表你說話，你要是盲目地覺得我歲數大了就覺得要把我區別開，等於是在傷害你自己。」崔健說，他不希望看到同一代人中不停有逃難者上路，他恨鐵不成鋼。
讓崔健憤怒的是，當年一起成長的年輕人，現在有了話語權，卻禁止他說真話。
崔健：我的思想跟年輕人一樣
中年崔健的孤獨：
「我的思想方式還是像年輕人一樣，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感覺」
記者：據說你現在還是很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去看他們的演出，跟他們溝通，是嗎？
崔健：嗯。
記者：可能現在那些跟你同年齡的人，反而就不太聊得來？
崔健：是的，我們的狀態不一樣，比如說他們有孩子，有社會的壓力，有自己的工作關係，一系列的事兒。他們大量想的事兒，已經不是年輕時候的想法了。他們關心的問題，和我歌裡唱的已經完全不一樣，我威廉亚洲官网 的作品他們也聽不懂在唱什麼。而我的工作狀態和生活狀態，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也還是像年輕的時候一樣，我的思想方式還是像年輕人一樣，所以會有一些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感覺。雙方都有可及之處，都會覺得我是他們的人，但是都會有一種疏遠感，所以這一種也是若即若離吧。
年輕人裡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夠跟我能夠互動起來，甚至可能絕大部分人也不喜歡，甚至聽我的名字就拒絕跟我互動，屏蔽掉我的信息了，就覺得你歲數大了，憑什麼代表我們？我們希望看到跟我們長的一樣的人代表我們，這是很自然的。這個我沒有想強加於市場什麼東西。當你自然地互動，得到結果的時候，你偶爾會發現，原來這些年輕人和那些老人是一樣的，只要你跟他們互動起來，實際上他們的感受是一樣的，我們之間就沒有了代溝的感覺。所以我說，我跟年輕人互動的時候，頻率高一點；我跟同代人互動的時候，頻率低一點，但是一旦有的話，會很有質量。
崔健：你就是那個逃難的難民，你只不過有點兒錢而已，生活在一個好時代而已。
崔健：年輕人沒有超過老人，也是老人的失敗
崔健看待年輕一輩：
「年輕人沒有超過老人，也是老人的失敗。你們不必讀書破萬卷，應該去仰望星空。」
記者：跟同齡人聊什麼事會有共同語言？
崔健：聊一些社會問題。跟年輕人互動，聊到恐懼的時候(也會)，年輕人也有恐懼，但年輕人的恐懼和我們的不一樣，但是當年輕人也有跟我們一樣的恐懼的時候，我發現也能夠聊起來。
記者：你現在的恐懼是什麼？他們的恐懼是什麼？
崔健：我覺得年輕人的恐懼是，他對物質文化已經麻木。當他對社會環境和生活質量感興趣的時候，他就會發現，我們有共同語言。他就會接受我，他甚至會覺得我更厲害，因為我爆發的東西更多，甚至會覺得有點兒崇拜我，渴望交流，把我當成老師。當他沒有這種要求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你們老人太沈重了。所以這些時候我覺得有一種責任，因為我覺得年輕人沒有超過老人，也是老人的失敗。所以說我也希望年輕人有更多的東西出來，這個東西對於上一代人來說，也是一個樂趣，我們從本質上就願意跟年輕人多說一點。跟歲數大的人交流，多少會有一點抬槓的感覺，有的時候對方不同意我，但當他在肯定我的時候，我會覺得有一些力量的轉換，會給我帶來一種懷疑：有沒有必要跟他交流？即使把他說贏了，我有什麼好處嗎？有什麼意義嗎？
記者：這種心態聽起來有點兒像年輕人可能開始對你的心態，可能有時候會覺得你在抬槓，說你功成名就，肯定不會放下架子來跟我們聊天。
崔健：對，碰到年輕人的時候，他們叫我崔老師我都煩。我說我討厭這樣叫，你以後叫我「你」吧，別叫您了，叫我老崔、崔哥都可以。完了以後，我跟他們交流，他們就會把自己的想法亮出來，之後有些我的東西他們就會接受，因為他們發現，原來你是有原因的不喜歡我的。 比如我的確特別不喜歡富二代，花的比掙的多。我跟他們說：你應該對你父母尊重點兒，不要以為這是父母愛你。還有什麼包養文化，我覺得也是毀年輕人的文化。這些話對年輕人有效，等他們自己努力了，開始真正找工作了，他們會覺得這樣的生活更快樂。
我覺得年輕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很多別人通過很長時間去琢磨透的一些事情，他通過看一本書就看明白了。但我認為你沒有必要讀書讀破萬卷，真的沒必要，有很多歷史、很多過去的經歷是沒有用的，我真不希望年輕人去看、去接觸，任何在銷毀你生命能量的那些知識，你都可以屏蔽掉。你應該去暢想未來，仰望星空，你應該有創造性的未來，我覺得這才是年輕，因為你不怕犯錯誤。所以真的沒必要聽老人在那忽悠，造成年輕人對自身價值的一種懷疑。這一點我特別討厭。
被兩個群體共同反對的憤怒：
「天安門只要掛著毛主席像，我們就都一樣」
記者：你這種跟年輕人很多交流、溝通的狀態，是自然而然的嗎？還是說你也有點強迫自己，不這樣的話，可能會落在時代後面？
崔健：我說白了吧，你們和我們生活在一個年代裡。天安門只要掛著毛主席像，我們就都一樣。別以為你比我小20歲、30歲，我們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樣的，只是你我所說的東西、關注的點在某一個階段裡面不一樣，只是你們在變化。但當你回家躺在床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原來老崔唱的東西和你們唱的東西是一樣的，而且老崔敢唱，你沒敢唱，你會覺得應該聽他的音樂。或者說，你覺得老崔不敢唱了，就像當時盤古(極具爭議的朋克樂隊)寫首歌要弒父，把我們都殺了。他比我們更敢唱，跟他比的話，我們真的是什麼都沒唱，人家搶銀行，中國銀行他要搶，歌裡就這麼唱出來的。他現在去國外了，只能在國外生存，在國內生存不了。如果真要是有這種思想的話，你可能就不會選擇我了，而你要沒這種思想，你會覺得，我變成你的代言人了：老崔敢唱《紅旗下的蛋》，敢唱《藍色骨頭》。有一天你會明白，「一片藍藍的天空」指的是什麼，「無限的理性」指的是什麼。「陽光和燈光同時照著我的身體，要麼我選擇孤獨，要麼我選擇墮落。」產生共鳴的都是年輕人。
因為你們也一樣，沒有脫離我們那個年代。甚至你們還沒有我們成功。從商業上你們也沒成功，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掌控著中國經濟大權，大量的財富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掌控的。我們這些人如果不勇敢批判的話，基本上沒有人替你們說話。在某種程度上，你們應該期待著我們去幫你們說點兒話，因為我們有更大的縱深度，更大的積累。這個時候你要是盲目地去劃分，覺得我歲數大了就不聽我的音樂，等於是在傷害你自己。因為我們這些人在很多方面是代表你說話，而且是勇敢地代表你說話，但是你意識不到，還出於一種時尚的要求，而並不是真正靈魂的要求，去覺得要區別於我們這一代人，所以這造成了一種虛假的隔閡，我對這種東西特別討厭。而且一般像我們這麼大歲數的人，他們即使想跟年輕人接觸，也是裝瘋賣傻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碰見關鍵的問題不敢說。他們曾經發表過一種言論，說我哪壺不開提哪壺，說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挺好了，問我幹嘛哪壺不開提哪壺。我說，哪壺不開了你們敢說嗎？你敢說嗎？他不敢說，因為他已經變成媒體的主要人物了，就不敢說了，他還會用所有的知識去反對別人，反對別人說那些他自己不敢說的問題，而他自己還裝成文化人。
有一幫年輕人，被忽悠了，就說老崔老了，他為了炒作自己，所以必須弄出點兒是非出來——當時很多的比我歲數小的人在批評我。實際上我做這些事兒，我認為對我自己好，也為大家好，為真正做音樂的人好，對那些假唱的人確實不好。你年輕人裡做音樂的人，肯定慢慢慢慢地就會受益到，現在你也能看到，那些不會唱歌的人，憑什麼一場演出唱一首歌就拿二三十萬？他們就是拿一個伴奏帶、露個臉，就掙二三十萬，剩下的錢分給他的團隊裡面什麼活也不干的、也不是做音樂的人。真正做音樂的年輕人就應該支持我，因為我在給真正做音樂的人鋪路，他們在給不做音樂的人鋪路。你說，你將來有了孩子，希望後代成為哪種人？有理想的人，還是沒有理想、比較現實的人？你會發現你自己就會選擇有理想的人，你會發現靈魂的要求比時尚的要求更有意義。
一場電影引發的思考：
「看了《1942》，你得做點兒事兒。就像看完了魯迅，你得拒絕成為阿Q。」
記者：你的電影《藍色骨頭》，明年初確定能上映了是嗎？感覺這部電影經歷了很多波折。
崔健：如果政審沒問題……這是一樣的問題，我們和年輕導演真的是面臨一個同樣的問題——一個烏紗帽政治管理的文化體制管理。中國的文化政治全是被動於經濟的，中國的文化還沒有開始改革呢，只要有審查制度……當然審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覺得，只要電影局、文化局都應該歸屬到工商稅務的一個部門就完了，讓他們拿著法律去管理這些，去收稅就完了，它不應該提出一些非常奇怪的問題去管理這個，那中國的藝術沒法發展，中國的想像力沒法得到保護。這幫人怕的是丟官，他怎麼管藝術？他懂藝術嗎？所以很多人對很多的藝術家批判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沒有自由，他們只能拍出市場需要的東西。
現在你們只能看《失戀33天》，覺得「這是我們年輕人的電影」。真正的好電影，年輕人老人都能拍出來，不是拍不出來，是沒法拍。好多好電影呢，好多好的故事，我相信你們這代年輕人也有這樣非常有才華的人。但是你們會發現，他第一部片子還可以，第二部片子怎麼變成這樣，第三部就完了，基本上都是這樣。
記者：現在有兩部電影討論比較熱烈，《1942》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你看了嗎？
崔健：昨天、前天看的。
記者：有什麼感觸？
崔健：一談到具體的事兒，就容易變成另外的東西，我覺得特別是我，應該負責任地說話，所以我對片子的喜好，我在私下裡說得特別清楚，但是在媒體上不好說。所以我從抽象的角度說一說我的觀點就可以了，我不願意說得太具體。看李安的片子激發了我的創作，我自己也想拍電影。看馮小剛的電影，激發了我對中庸的哲學更深的批判，我恨死了所謂的中國的儒家文化，中庸文化，造成了在關鍵的時候政治昏庸無能，貪腐一家，庸官就是貪官。這種情況就會造成這個民族在關鍵時候土崩瓦解，完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後代，仍然有危機感，被別的民族欺負，仍然有。我甚至覺得那幫上街砸車的那幫人，日本人進來，他們可能就是漢奸。
記者：早跑了？
崔健：不是早跑了，他們這幫人可能拿著旗子去擁護日本人，完全沒有抽象的理性思維方式的能力。這種長期沒有一個理性思維的群體，這種因為一個統治者長期不被約束而產生的巨大的貪污腐敗的群體，到關鍵時候，就是出賣民族、毫無能力，只能自相殘殺的群體，這種文化從各個層次都能看到。我看完這個片子就有這種感覺，就很憤怒，我覺得中國的年輕人仍然有這樣的危機。趕緊醒過來吧，趕緊去強大這個民族吧，趕緊去反腐敗吧，那些腐敗的庸官根本就不愛這個民族。
記者：馮小剛前陣子也說，中國人有些惡是胎裡帶的，這個你怎麼看？
崔健：那是劉震雲寫的書，還有一些東西他不敢拍。我覺得，有些東西是你沒必要看到的，它們就是對你的能量產生消耗，這個片子裡的這種東西，魯迅早就批判完了，沒必要再知道中國人的秉性了，這種缺點你根本沒必要再看了，你已經知道你自己有了。但是你要是看完了片子，你必須得憤怒，你憤怒的話就應該去做點兒事兒，否則的話，拍這個片子幹什麼？你見到這幫腐敗分子無動於衷的話，看這個片子幹什麼？
我昨天看片有一個特別大的感悟：電影放的時候虛焦了，因為我是被擠在一個最裡排的座位，實在不願意去影響別人，要不然我就找他們經理去了，若干次我都想喊起來，說你們電影虛焦了，你們應該對觀眾負責任，我們花錢買票進來。沒有一個人站起來，後來我這麼想，所有人都跟電影裡面被欺負的難民是一樣的心態，沒有人去敢說這個電影虛焦，字幕都看不清，都是虛的，我看完都頭暈了。
而我前一天看的《少年派》，顆粒特別清楚，焦點特別硬，也可能人家有要求，因為這個虛焦的東西，可能不是一道工序能解決的。後來我看完出門時跟他們工作人員說，你們電影虛焦了，你跟你們經理反映一下——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兒。按道理我都應該站起來，說你們虛焦了，你應該退錢。因為電影如果焦點不清楚，視覺上的東西變差，震撼力就減低了。這就是習慣，就是中國人為什麼沒有人站起來，沒有人管這事兒。
記者：就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不會說為自己爭取一些更好的東西。
崔健：對呀！是不是我應該站起來，應該去喊？我自己坐在那裡糾結，完了我周圍的朋友說：「還行，湊合吧！」沒有一個人提出問題。你就是那個逃難的難民，你只不過有點兒錢而已，生活在一個好時代而已。
看了《1942》，你得做點兒事兒，你要不做事，你跟他一樣，你要沒有反應，那你幹嘛看這種片子？你看完了魯迅，你得拒絕成為阿Q，不然你幹嘛看這種東西？這就是看完這個片子難受的感覺，你知道嗎？
記者：做不了什麼，沒有辦法的感覺。
崔健：所以得起來，而且保護別人的權力就是保護你自己。
崔健其人
崔健，1961年出生於一個朝鮮族家庭，父親和母親都是文藝工作者。從十四歲起，崔健跟隨父親學習小號演奏。1981年，他被北京歌舞團招收為小號演奏員，開始了他的音樂生涯。1978年在北京交響樂團擔任小號演員，直至1987年離開。崔健被譽為中國搖滾樂開山之人，有「中國搖滾教父」之稱。
成名曲為1986年的《一無所有》。代表作有《一無所有》、《最後一槍》、《新長征路上搖滾》、《給你一點顏色》等等。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崔健逐漸淡出中國歌壇，但是在2005年一張向崔健致敬的專輯《誰是崔健》，再次證明他在中國搖滾界舉足輕重的地位。
2000年12月12日，由荷蘭大使頒發的克勞斯親王最佳成就獎評委對崔健作出評價：與中國的社會文化緊密相聯，搖滾音樂家崔健表達了中國和世界青年的心聲。在他的音樂創作中，崔健借鑒了中國傳統詩歌的表現形式，並立場鮮明地反對西方音樂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