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法治才有清廉

據中國新聞網轉載海外報導，有關國際組織公布了「2012年貪腐印象指數」報告，東亞地區清廉指數排名第1為新加坡，次席為中國香港，第3和第4分別為日本和中國臺灣。在這一佔據前4的席位名單中，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中國香港和臺灣都是中國人地區，由此可以獲得這樣一個結論：一個社會清廉與否跟民族性無關，中國人的社會一樣可以達到驕人的清廉程度。那麼，一個社會的清廉與否到底決定於什麼原因呢？

民主是現代反腐的基礎性條件，但民主與清廉並不具有絕對的對應關係。新加坡、香港、臺灣屬於三種不同的社會類型，就民主程度而言新加坡最低。南亞地區的印度是人口眾多的民主大國，但印度社會的腐敗程度卻十分嚴重。所以，社會的清廉與其說是決定於民主，不如說是決定於法治。民主是社會的政體，法治是社會的管理制度，政體沒有管理則流於形式，而管理本身也可以有其特殊的效應。就社會腐敗而言，對其進行直接制約的主要是管理制度，也即法律制度及其實踐。香港是個十分典型的例子，在1974年2月14日成立廉政公署之前和之後，社會的清廉程度幾乎可說是涇渭分明，之前的香港社會充斥著腐敗，之後的香港迅速成為了世界上最為清廉的地區之一。所謂廉政公署，也就是一種法治形態。

以人治的方法，以道德模範的方法，都不能達到社會性的清廉。在中國的北洋時期，作為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段祺瑞本人是屬於比較清廉的，但他完全採用的是人治手段，即使個性是眼睛裡摻不了沙子，也無法限制官員群體的嚴重腐敗化，甚至連他的兒子段宏業也管不住，段祺瑞皮鞭剛抽好，氣還沒有消，段宏業就溜出去嫖妓了，腐敗程度達到了「四大公子」之一的名聲。吳佩孚也是本人十分清廉，但他手下的將領卻十分腐敗，他只能是管住自己，兩眼則一抹黑。馮玉祥一向以炫耀自己的清廉出名，到了十分做作的程度，對手下將領極其嚴格，動輒就是下跪、軍棍教訓，但他一轉身，將領們便溜出去賭博、嫖妓、抽大煙，馮玉祥即使知道了終究還是對高級將領的腐敗無可奈何，只能裝著自己不知道，唯恐他們叛亂、倒戈。

激情式的反腐同樣無法達到社會清廉的效果。1948年蔣介石政府亟需維護和整頓金融秩序，重要的配套措施便是蔣經國的「打老虎」反腐運動。蔣經國聲稱：「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撓，只要是違犯國法者，不論其官職有多高，財力有多厚，我都將堅決依法懲辦，不徇私情。」客觀而言，蔣經國確實是努力按照他所聲稱的去做了，甚至殺掉了憲兵大隊長姜公美，一時之間把他的「革命」運動搞得風風火火。打老虎打到杜月笙頭上，蔣經國也不讓步，但打到了孔祥熙兒子孔令侃頭上，孔家鬧到宋美齡那裡，結果蔣介石不得不從平津前線趕回家，終止蔣經國的「革命」運動。平津前線的傅作義感嘆蔣介石是「不要江山要美人」，蔣介石政權就此進入急劇崩潰的階段。

可見，治理腐敗，以使社會清廉，除了法治，別無他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