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十年浩劫與懷舊者（下）

（下）
這種踐踏法律、滅絕人性的情況，在「共和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得到了體現，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發展到了極至。在處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公安部的調查人員的調查結論是，沒有找到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證據。可是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卻說：既然毛主席說他是反革命集團，那就是反革命集團吧。簡直比莫須有還要莫須有。於是按照結論——反革命集團——的要求，去虛構材料，羅織罪名，於是一個精心建構的案件就成為了「事實」。57年反右，也存在著分配指標的怪現象，各地各單位各部門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數量的右派份子，實際上也是先拿結論，再編證據，這本身就是有悖法理的，這與自然科學的假說和猜想絕對不是一回事。

十年浩劫中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隨手找出幾例就足以令人髮指。

（一）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從此斗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斗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斗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8月27日至9月1日，該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大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二）劉燁園《托咐》1967年10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同年11月，某縣民兵槍殺69人；1968年7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146人；同月，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3681人，使176戶全家滅絕，佔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93％；同年8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1342人，俘虜8945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很，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26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人左右），槍殺1016人……；全縣86個大隊81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系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文件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一角）僅為乾瘦的歷史線條。最有思考價值的活生生的場景，其深處不知要複雜多少萬倍，但恐怕是再也難以復原了。

（三）胡平《中國的眸子》及摩羅《自由的歌謠》在1968年「三查」運動中，江西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去山上挖樹洞。橫多少米寬多少米均有嚴格要求。可樹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誰也看不見誰。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裡埋掉了事。事後，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頃刻間此縣殺人達三百多名。此間相鄰的興國縣也不落後。革命幹部奮勇殺人達二百七十餘名。其中十幾個人死得特別可悲可嘆。某公社抓來十幾位階級敵人，他們分別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組織的司令、副司令、參謀長、組織部長等。不難想見，所有這些職務決不是他們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幹部出於鎮壓階級敵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這十幾個人被結結實實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準備殺掉。這時縣裡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公社的小人物正準備給這些階級敵人鬆綁，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此時端杯茶水，慢悠悠地從屋裡蕩出來，環視了一下現場，又慢悠悠地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現了李九蓮、鐘海源、黎蓮、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等許多政治「犯」的悲劇。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為令人髮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週），當局決定給鐘海源進行活體取腎。押赴刑場前當局給鐘海源注射了三劑特種藥劑，「可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體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鐘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要我讓了讓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雖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還是明顯感到她因為全身揪痛而發出的劇烈顫抖。當最後一針戳進去時，猝然之中我甚至聽見了她體內的某種異響……」為了製造執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於是就對非關鍵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可未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撲上來的是三、四個軍醫。解下鐘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裡送。……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臺；……它是U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瀰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氣。……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嘀滴答答地濺落在地上……也許車廂裡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軍醫，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幾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桶裡。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將血水倒進了塘裡，不一會，整口塘全染紅了……車篷裡的「手術」終於完了……屍體丟在地上，剛好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

（四）金石開《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黎蓮》一文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摩羅《自由的歌謠》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跟李九蓮一樣，她也是一個中學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蓮一樣美麗，她的名字跟李九蓮的一樣富於詩意。她叫黎蓮。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蓮（一案）竟然如此相似，以致於時隔二十多年，人們一直分不清她們誰是誰。我多次看到人們匆匆地在文字中夾雜著這樣一個名字—一黎九蓮，這十有八九是把這兩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賣然後又都被無辜殺害的年輕女性混為一個人了。她們的主要區別在於，黎蓮早在1970年就被處決，那一年她才18歲，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如果還要找出什麼區別來，那就是18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一個黑雲低垂、大雨滂論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的可能性，黎蓮被秘密拖去另一個城市執刑。囚車快到這個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背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剌剌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猶如那是一個灶眼，匆匆地往裡面塞進一些藥棉、紗布。同樣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一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扑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裡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裡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五）李相《五人死於紅衛兵之手——北京大紅羅廠南巷20號駭人一幕》文見《南方週末》2000年3月31日第10版。33年前，居住在北京大紅羅廠南巷20號的黃煒班一家五口死於紅衛兵的木棍，幾乎滅門，至今不知魂歸何處。起因是租住黃家房屋的姜某，懷疑黃家「轉移財產」，於是報告了片警羅某，羅某即通知他在38中就讀的弟弟，帶紅衛兵血洗了黃家。……這一天（1966年8月28日），在羅某帶領下紅衛兵繼續抄家。黃瑞五（黃煒班弟弟）把衣櫃鑰匙交給了他們。他們搜出了幾粒子彈殼。這子彈殼是黃瑞五小時侯隨父母在開灤煤礦居住時撿到的。……紅衛兵命令黃瑞五交代子彈的來歷，他如實說明。紅衛兵哪裡信他的「謊言」，首先對其進行抽打，血腥由此開始。抽打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轉移對象，叫出了隨黃家生活12年，當時三十幾歲的獨身男佣。男佣出身不好……紅衛兵的邏輯是，出身不好，就是「逃亡地主」，是「逃亡地主」，就要變天；現在又搜出了子彈，有子彈就必然有槍……無情的皮帶、棍棒雨點般落在他的身上。……打完了兩個男人，紅衛兵給這三個女人扣上了「窩藏逃亡地主」的罪名……他們命令黃煒班打自己的母親陳玉潤。黃煒班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憤，她突然喊：不要打人！一句話激怒了紅衛兵：「不打你媽，我們就打你！」他們一邊罵一邊抽打黃煒班。8月正是北京最熱的時節。黃家人在烈日下慘遭紅衛兵毒打，衣服打飛了，幾個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院子中央……當天，黃煒班、黃瑞五、男佣相繼停止了呼吸。兩天以後，黃母陳玉潤死去……幾天以後，80歲的李秀蓉（陳玉潤母）也死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每次我看到這樣的文字，都抑制不住內心的顫抖，即使現在，我在江南鬱熱的天氣裡，獨坐桌前，掃瞄和校對這些引文時，仍然感到一陣陣陰冷掠過脊背。我實在無話可說。

三、毛時代是一個臨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時代。當年，一位長我幾歲的學兄，在上學的路上路過一座小橋，隨口即興唱起了經他改動的流行歌曲，把林副統帥的名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成了「大海航行靠邊走」，於是就「有幸」成為了「現行反革命」。須知他也僅僅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啊！這種昨天還是紅衛兵小將，今天就成了階級敵人的故事太多了。周厲王時代，人們還可以用沉默不語「道路以目」來遠災避禍，可是在「文革」時代，人們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了。按照革命的邏輯，內心深處的反動思想，比實際行動更要不得。相互見面，打招呼的語言，從「吃飯了嗎」和「你好」變成了領袖的語錄。中國人都知道言多必失這一古訓，所以領袖的語錄就成了任何人都必修而且絕對要精熟的內容，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文革研究者徐友漁說：「‘文革’是一場極其複雜和特殊的政治運動，其間波詭雲譎，潮流反覆多變。除了‘中央文革小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幾乎沒有貫穿始終的‘左派’。‘昨日座上賓，今日階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這個階段一些人是天之驕子、革命闖將，下個階段就成了‘革命的絆腳石’，‘右傾覆辟的急先鋒’，因此‘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幾乎無例外地具有兩重性，一段時間屬於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時間廁身於整人的隊伍。」福禍相依的道理在這裡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當然，十年中實際上是存在著以整人為主還是以被整為主的區別，但我以為，只要不是有命案在身，罪大惡極，我們現在確實沒有必要再去追究什麼人在哪一階段是順水順風的了。我只是想說，那是一個悲劇時代，是一個整個民族陷入了一場空前的政治瘋狂的時代，也是一個臨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時代。對此，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就是要幹掉劉少奇和其他敢於公然「罵娘」的軍事統帥，以挽回大權旁落的頹勢)，林彪、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更是罪不容誅（他們的基本原則是拉大旗，作虎皮，在毛的大樹下尋找一片綠蔭。更進一步的打算是相機取而代之，實行新的權力壟斷和權力分配）。其餘呢，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等通常被我們稱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難道就一點責任都沒有（尤其是周，本人手頭就有一份「文革」時批陶鑄的材料，黑紙白字記載得清清楚楚，周的陳詞也是極為慷慨的。都知道他是不倒翁，做到這一點不需要出賣原則、立場？）？我們整個民族，每一個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難道真的就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徐友漁說：「‘文革’中年輕的積極份子在反思時，最愛說的就是自己當初的理想主義。不錯，虛幻的政治理想確實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沒有私利、野心、內心野蠻的衝動，為了邀功得寵而拋棄自尊與常識，‘文革’中不知會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為馬的笑話。」（見《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原載《南方週末》2000.6.2.23版））基督教義認為：人生來就是帶著原罪的，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贖罪。難道就是針對現代中國人說的？荀子的性惡觀點難道不是在20世紀的中國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也有人認為，毛在入主中南海之前，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只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才犯了錯誤。我並不認為，應該把誰「一棍子打死」，至少毛是一個天才（「林副統帥語」）的、成熟且成功的政治家（政客？）。我只是想，通過對歷史問題的反思，能夠儘可能地達到接近真實，進而廓清人們——至少我本人——對問題的一些模糊認識。

循著歷史，我們不妨走進硝煙瀰漫的戰爭年代。其實，仔細考察毛的發展歷史，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支撐著毛的思想框架的基石，的確是「鬥爭哲學」，用毛自己的話說就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事實上，他除了與天鬥，與地鬥，與公開的敵人斗之外，他更善於與同一陣營裡的異己鬥，與權力場上的絆腳石鬥，與敢於和有資格在群眾影響上能和自己抗衡的人鬥。

當年的陝北，幾乎人人都知道「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在陝北已經很有根基。當疲於奔命的中央紅軍，衝破重圍，於35年10月，損失慘重地到達陝北時，劉志丹並沒有從個人的利益考慮問題，而是欣然接納了中央紅軍。當時的情形是，雖然在原則上，劉志丹應該受中央的統轄，但是劉以逸待勞，且有足夠的群眾基礎，其實力肯定是超過了中央（很容易使人想起劉邦和韓信的舊事）。假如劉志丹從一己之私利出發，與黨中央分庭抗禮的話，那麼中國革命的命運還真的很難說。中央紅軍是到了陝北之後，才得到了徹底恢復和休整的時機。可是在不久之後（36年4月）的戰鬥中，劉志丹卻不幸遇難。子彈不是來自對面，而是來自身後。前不久，筆者的一位朋友去了延安，其間專門就此問題請教了延安黨史館的同志。回答是，子彈是劉志丹的警衛員射出的，該警衛員是原中央紅軍的人，事發後即被槍斃。沒有其他任何有力的證據，但是我想，我們的基本思路應該是，該警衛員背後有指使者，指使者應該是劉志丹死難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受益者要麼是敵人一方（中央紅軍轉戰二萬五千里，劉志丹率部剛到中陽縣，出身中央紅軍的警衛員就被敵人買通，而且亡命一搏，似乎與理難通），要麼是「自己人」。

1940年10月黃橋一役，陳毅率部殲敵一萬五千餘，自己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這個故事一直被傳為佳話，戰前的棋局、黃橋燒餅等也因之聞名。事實上，陳毅在戰前並沒有多少勝算，所以他要求調集當時正在江陰休整的老六團渡江增援，因為他預測，憑自己的力量只能堅持27小時。但中央軍委下了死命令：老六團原地待命，任何人不得調動！倒是同是出於華東區的譚震林違抗軍令，派了一個營多的兵力，援之以手，方見患難中的英雄本色。中央軍委為什麼棄陳部於不顧？還有，張國燾為什麼脫離中央？皖南事變到底還有什麼內幕？後來的高崗為什麼要自殺？彭德懷、劉少奇因為什麼不得善終？……功高震主，必生禍端？伴君如伴虎？

很讚賞美國人的提法：要像防備強盜一樣地防備官員。這種說法當然也包括元首。否則克林頓的一點桃色新聞，怎麼就會引起軒然大波？怎麼就會有人始終不依不饒？而我們的提法一直是，××是人民的大救星，××萬歲。從探究和鉤沉歷史的角度講，這至少是人為地增加了評價歷史人物的難度，有些問題可能就會永無答案了。

網路上，有網友說，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文革」，意思是「文革」有壞處，也有好處。這是對「一分為二」這個簡單的哲學道理的一種庸俗的理解。如此說來，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愛滋病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使用一分為二的觀點，應該是在具體、客觀的前提下。比如愛滋病，需要肯定的是什麼呢？應該肯定它是一個「反面教材」（這個詞語毛澤東用過），它告訴我們，一定要遠離愛滋病，否則性命不保。你總不會理解成愛滋病使好人滅亡的同時，也消滅了一些罪惡的生命，所以說它有利有弊吧？實際上，「文化大革命」的好處是，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警戒的標誌：此路不通！

也有的網友說：「文化大革命」就算別的都錯了，反封建不錯。天啊！難道真有人認為，毀棄大量的古建築、文物，焚書和消滅一批知識份子就是反封建嗎？第一，須知封建文化和封建時代的文化是兩個概念，封建思想和封建時代的思想也是兩個概念。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認識遠遠地超過了我們今天很大一部分人的認識。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難道不是民主的先聲？整個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兩千年處在封建時代，難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精粹？難道都應該打倒重來？難道用暴力文化取代溫文爾雅的孔孟思想就真應該成為一種理想？第二，須知專制集權和個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封建特徵。最具封建特色的「萬歲」一詞，被我們不加修飾地沿用了許多年（竟然沒想想用「億歲」豈不更好）。「文革」中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就是封建思想、斯大林暴政和毛權術的結合。

我們千萬不要再沈迷於政治幻想中了！千萬不要再沈迷於對偶像的極端崇拜中了！相信自己，相信未來，不要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東方紅》），而應該相信「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國際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