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暴力拆遷 用法律來監督政府？

法廣：黃琦：土地賠償價格市場化是解決強迫拆遷的有效措施

國際特赦組織10月11日公布了一份長達六十多頁的有關中國各地政府強迫拆遷征地的報告，這份報告是通過對中國除了新疆以及西藏之外所有省市的兩年多的調查之後公布的，報告綜合介紹了中國最近幾年來拆遷征地的起因以及過程，介紹了中國司法在保護公民土地以及房地產所有權方面的缺陷以及司法部門在執法領域的缺乏監督，報告特別介紹了四十多個拆遷個案，呼籲中國政府停止強制征地拆遷，制定有效措施保護公民的權益，遵守國際法以及聯合國公約。

那麼，國際特赦公布的這份報告是否切實的反應了中國征地拆遷的現狀，我們請長期關注中國征地事件的四川天網網站負責人黃琦談談他的感想。

法廣：大赦國際的這份報告中有許多數字令人觸目驚心，比如說，居民以及農民所獲得的住房以及土地買賣的賠償費到達低於市場價格，報告引述一家研究指出，從1979年至2005年，農民僅收到開發商向政府買地所交付金額的5%，您覺得這個數字元合事實嗎？今天這個比例是否有所提高？

黃琦：平均下來確實就是這個比例，今天也還是這個比例，大概就在5%左右。

法廣：另外，報告介紹了四十個拆遷個例，有9起事件因當事人抗議和抵抗而導致死亡事件，其中6名男子和3名婦女，其中有七起中居民被受雇佣的暴徒的毆打，這些現象是否確實如此普遍？

黃琦：這種情況比國際特赦組織公布的數字其實應該還要高，據我們所知，中國大陸最近十年來因拆遷征地而造成農民傷亡人數至少不下十萬。

法廣：你們這個數字是如何得出的呢？

黃琦：因為我們目前所接觸的拆遷征地事件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農民被打傷，有些甚至因此死亡或失蹤。那麼，從中國大陸拆遷征地的涉案受害者人數涉及數千萬，所以，十萬人應該是最低最保護的估算。比如說，就在我身邊的打交道的民眾中間，我所熟知的成都的雙流縣就有至少一百人被打傷。

法廣：這些被打傷的民眾也沒有受到賠償，政府有沒有負責醫療費等等？

黃琦：以前這些被打傷的老百姓不僅收不到來自政府的任何賠償，而且有的還會被送進監獄，被勞教，遭到國家機器的鎮壓。最近幾年來，通過民眾的抗爭，目前打傷的現象有所減少，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之下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對被打傷的民眾進行賠償。比如說，最近幾年來在雙流縣被打傷的農民還是受到了醫療費補助，但是，他們所應該獲得的土地賠償費或者房屋被損壞等賠償費卻遲遲看不到蹤影。

法廣：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中也提到賠償不到位的問題，比如說，報告引述一份新世紀週刊的調查數字，在成都地區的20起拆遷案件中，法院認定政府所支持的拆遷違法，所有的農民都提出了行政賠償的要求，但是，沒有一個人得到賠償。

黃琦：民眾往往在得不到司法保障的前提下，在法院的壓力下同政府實行和解，所謂和解往往都是不平等的和解，因為民眾最終獲得的賠償法往往大大地低於民眾贏得的金額。

法廣：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呢？中國政府最近幾年來公布了多個有關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法律，比如說，《土地管理法》，《物權法》等等，那其中是否是由於執法上的原因？

黃琦：這些問題嚴格來說不是執法上的原因，因為中國的公檢法系統只是保護政府和政權的看家護院的家丁而已，問題的根本還是政府主體，法院，公檢法只是政府的一個科設而已，中國老百姓對這一點早已經看透了。

法廣 :那您覺得解決問題的出路在哪裡？中國網民有不少提出應該採取土地私有制，讓農民真正的擁有土地，您覺得這條路能走得通嗎？

黃琦：讓土地私有化，這無疑是出路之一，但是，在土地還沒有私有化之前，我們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那就是讓農民的土地價格市場化，賠償價格市場化，這樣一下子就可以到位了。官方之所以遲遲不願意將土地價格市場化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要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這些利益不僅是官商勾結的地方黑社會團夥，這些土地賠償金是要層層上交的，所以這是一個從上到下的共同犯罪集團。因為，任何一級部門如果收了錢之後，明知這些錢來自農民的農民土地的低價徵收，來自農民的合法權益受到殘酷的侵犯，這些政府部門無疑應該承擔相關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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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大赦國際報告：中國強征土地問題加劇

人權組織大赦國際週四發布報告指出中國土地強制徵用問題近年來愈加嚴重，導致不少被強拆者絕望中走上極端道路。維權律師指出，加強對政府行為的公共監督，提高公民的自我維權能力是關鍵。

這份10月11日由大赦國際組織正式發布的報告《捍衛他們的土地》（英文：Standing Their Ground）篇幅達85頁，闡述了土地強制徵用這個長期以來經常導致民眾不滿的問題近兩年來更加惡化的狀況。報告指出，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以經濟增長指標來衡量一個地方幹部的政績，而不去關注這樣的經濟指標是以什麼手段取得。而土地的開發利用，不管是用於興建道路、廠房，還是住宅小區，往往是最易見成效的途徑。

從2010年2月份到今年年初，大赦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對40個具體的案例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這其中包括與受害者、律師以及維權人士的採訪，以及與研究中國土地權益的各國學者進行的訪談。該組織德國分部的中國問題專家普萊特博士（Dr. Dirk Pleiter）介紹道，為了保證信息的可靠，工作人員總是盡量試圖尋找多個來源對事實情況進行求證，從而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分析，瞭解到人權侵犯行為是怎麼發生的，有什麼樣的途徑來避免。

有調查才有發言權

「我們不希望對中國的人權狀況進行錯誤的描述，而是努力對事實進行精確的調查。」--但是普萊特博士也指出，中國有關當局仍將外國組織工作人員的獨立調查視為眼中釘。在現代通訊工具的幫助下，雖然情況有所改善，但是大赦國際仍然希望，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人權組織能夠更容易地進行獨立調查，這樣有助於他們更全面、更真實地瞭解中國的人權狀況。

這份報告中具體描述的案例中，包括2010年3月3日，武漢70歲老嫗王翠雲在強拆現場跌入溝內被挖土機鏟土活埋；2011年6月15日，四川文昌有關當局將一個20個月大的嬰兒強行帶走，逼迫其母親簽署拆遷協議才將孩子放還。此外，根據大赦國際的統計，從2009年到2011年之間，僅僅由強制征地和拆遷引起的自焚事件就有41起。而在2009年之前，已知的相關自焚事件一共也不到10起。

大赦國際報告：中國強征土地問題加劇

關注強制拆遷問題的中國律師鄭建偉對大赦國際發布有關中國強制征地、暴力拆遷的報告表示歡迎，但他也指出，更期待的是這類國際人權組織能夠提出可行的建議：「最重要的不僅是指出弊病，批評某些行為的不當，更重要的是要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這肯定是有積極效果的。我們看到有些案例就是因為媒體以及外國組織的關注，才促成了問題的解決。」

維權律師：公民的法律能力建設是關鍵

大赦國際的這份報告指出，農民是特別容易受到人權侵犯的一個群體，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農民，他們的土地經常被開發商「盯上」。由於城市化的進程發展過快，政府對於這些農業用地的補償費用又低於其實際市場價值，導致農民的權益受到損害，失去了世代耕作居住的土地。

農民的土地徵用補償普遍過低

鄭建偉律師指出，許多普通民眾在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權益方面還缺乏行動能力，不懂得怎樣應用法律來監督政府，這就導致「官強民弱」的力量懸殊更進一步加劇。「我遇到很多公民都跟我說，法律沒有用，他們（指當地政府部門和開發商，編者注）是一夥的。」鄭建偉認為，要想幫助他們維護自己的權益，其實不一定要走到訴訟立案這個地步，很多事例表明，加強公民的維權「能力建設」，可以行之有效。比如，在一些土地房屋被徵用的居民受到身份不明者的恐嚇之後，這些維權者就幫助他們依法請求警察保護。此外，還可以依法要求政府公開相關行政信息，之後可以通過行政復議的途徑要求政府行為規範。這就把不少老訪民從信訪的漫漫長路上，「拉回」到法制、監督的道路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