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高層打開了大飢荒浩劫的地獄之門(下)

三、在中國出現大飢荒的社會基礎

為什麼在中國出現了罕見的人為的大飢荒，而其他國家（除了蘇聯）罕見？為什麼幾千萬農民坐以待斃，不反抗、不起義？除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無產階級專政壓力和毛澤東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強大政治壓力以外，還有中國自己的特殊的社會基礎和群眾思想條件。

1、1958年發瘋的和沉默的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應當是有良心的先知和受難者的代言人。由於1957年反右派鬥爭把幾百萬敢於講真話的知識份子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階級敵人，廣大知識份子沉默了，變成政治啞巴。可惜，在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狂熱中，領袖發瘋了，知識份子的領軍人物也帶頭跟著發瘋了，郭沫若、周揚主編《紅旗歌謠》，收集了最狂熱的豪言壯語：「喝令三山五嶽讓路，我來了！」《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胡績偉在反思1958年的歷史時，認為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把中國引進了瘋狂時期，人民日報也進入了「瘋人辦報」的階段。不能說當時是「眾人皆醒一人瘋」，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瘋狂。當時瘋狂的人有一些是看風轉舵，一些是溜須拍馬，假報高產，更多的是「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壓出來的人，明知不對，說謊為佳。也有很多相當清醒的人，只是被「反右派」鬥爭鎮住了。胡績偉承認：「我也有些‘看風使舵’，甘心當馴服工具。總的來說，在整個瘋狂時期，我也是跟著發瘋的。」人民日報老記者李克林回憶1958年報紙，「當時人的思想，真實與想像，現實與幻想，紛紛然交織在一起。我們是在辦報，又好像在做詩；是在報導事實，而又遠離現實。」「1958年人民日報「七一」社論說，帝國主義說我們人口多是‘不堪重負的壓力’，人多能生產糧食，只要我們需要，我們是生產多少，就能生產多少。」當年的共產黨人、許多知識份子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進入了「全民皆瘋」的瘋狂歲月。（《胡績偉自述》第二卷，第126、129-131頁，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的知識份子在發瘋的年代中，畢竟出現了思想家顧准、敢於隱晦地指出大躍進是「偉大的空話」的鄧拓等極少數公共知識份子，他們很可貴地保留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有傲骨、講真話、舍生取義的品格。但是，他們只能遭到打擊，也扭轉不了領袖和黨的瘋狂——全國走向大飢荒的悲劇。

2、1958年中國人默默承受苦難，源於民族主義狂熱、個人迷信和奴性心理的悲劇性化合。

非正常死亡的3700-4500萬人，在悲劇產生之前的1958年和以後的飢荒年月，為什麼沒有出現有組織的反抗與歷史上不斷重複爆發的農民起義？什麼社會心理因素，使幾億勤勞勇敢的中國人默默承擔了大飢荒的人為災難而不作對抗性鬥爭?

主要原因是：中華民族幾千年遺傳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狂熱，在近幾百年來中國受到列強欺凌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奪取了政權，敢於同最強大的美國在朝鮮進行武裝對抗，敢於同蘇聯比誰先進入共產主義，喚醒了被壓抑的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狂妄自大的自尊心，為了超英趕美，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幻覺中的美麗遠景，願意犧牲小我，承受苦難，自以為是一種高尚的壯麗的獻身精神。同時，中國共產黨比國民黨蔣介石的腐敗政權在革命、建設、對外戰爭中都有明顯的成就，使許多老百姓從內心歌唱毛澤東像太陽、共產黨像爹娘，強烈的個人迷信心理使人們無條件地信任領袖，真的相信「人民公社是走向天堂的金橋」，絕不懷疑是走向地獄的絕路，相信領導人講的「蘇聯修正主義逼債」、「三年自然災害」等謊言，不去追索真相，稀裡糊塗地告別了人間。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魯迅指出的中國人不僅是奴於身者，更可悲的是奴於心者。沙文漢講的，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不論統治者是皇帝、總統、主席或總書記，實質上是奴隸社會，是奴隸主與奴才和奴隸的關係。在大災荒開始出現先兆的1958年和成災期間，被訓練成可憐的奴於心者的奴隸，寧肯自己餓死，而不願、不想也不敢反抗奴隸主。正像白音恂《中國的政治精神》所說：「在歷史上，中國人總是喜歡單一的、明確的權力。」「中國人對混亂有一種古典的反應，就是去相信一個統治者、一個政黨和一種思想。」「他們總是信任最高人物，從而也易於相信：皇帝是好的，但被貪官污吏搞壞了。」（轉引自林賢治：《國民性批判問題的答辯記》，《隨筆》，2009年第二期，第54頁）

3、共產黨員、各級幹部不敢為真理而鬥爭是由於「愚蠢的忠誠」和「忠誠的愚蠢」

張勁夫在追悼張愛萍的文章中，回憶他們在1959年會議上都舉手同意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右傾機會主義時，反思自己是「愚蠢的忠誠」和「忠誠的愚蠢」。這個結論，深刻地剖析了廣大黨員和各級幹部的真實心理和可悲處境。為了不至於陷入遭到批判鬥爭和嚴厲處置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苦難命運，黨員、幹部被迫選擇舉手贊成毛澤東的出路：寧肯政治路線上犯錯誤，絕不能在組織路線上犯錯誤。不敢堅持黨的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思想路線了。確實是「愚蠢的忠誠」於領袖個人，也確確實實是「忠誠的愚蠢」。黨的各級幹部都陷於愚蠢的結果是三、四千萬無辜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實際上是這些鮮血與生命的數字，無情地粉碎了丁關根的「共產黨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違反事實的定義。即使如此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仍舊有大批黨員幹部敢於講出真話，有365萬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和重點批判對象就是證明。（羅平漢：《黨史細節——中國共產黨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北京第1版，第225頁）悲劇在於許多幹部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總之，毛澤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和1958年高層反右傾鬥爭及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使黨員、幹部、高級幹部和普通群眾屈服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政治壓力、暴力，被蠱惑或宣傳所矇蔽，幾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主動地或被迫地捲入狂熱的大躍進，一起滑向大浩劫的大飢荒年代，4500萬人跟著共產主義的紅旗走向地獄。

四、為什麼「人相食，要上書」？為了歷史教訓不被遺忘，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2008年紐約討論大躍進50週年的會上，楊繼繩等人講到大飢荒，提出那時中國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相。會上一位老華僑質問道：「我們原來在美國抬不起頭來，現在祖國強大了，我們揚眉吐氣了。你們為什麼在會上講人吃人的事？為什麼要給祖國形象抹黑？」我和朋友們向他作瞭解釋，他似乎仍然保留自己的看法。也許還有一些人有類似的看法。特別是一些極左派根本否定大災荒的死難人數的估計，甚至在國內左派一次集會上有位河南聽眾發言反駁，講他的老家村裡就餓死了人，結果被驅逐出會場。因此，我認為，楊繼繩、馮客等學者關於大飢荒的論著是極有價值的，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意義。

因為，中國從歷史上看，史官必須有史德，即使是官方修史，也要敢於承認和記錄「人相食」的慘劇的史實，留下後人必須汲取的歷史教訓。劉少奇向毛澤東講了很重的話：「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這可能是毛澤東的最大心病。因此，他必須打倒可能追究他製造大飢荒罪責的所有領導人，發動了反右傾鬥爭打倒彭德懷和批判365萬各級幹部中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發動四清打擊農村基層幾百萬幹部，再發動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全面內戰」，斗死了劉少奇、彭德懷等。這樣悲慘的古今中外罕見的和平時期正常年景下活活餓死3700-4500萬老百姓的事件，出現了人吃人的慘景，難道不應該寫進歷史嗎？為了讓幾千萬冤魂亡靈安息，讓後代記住歷史教訓，必須以歷史上的史官史德為師，忠實於史實，如實記錄史實。而不能像中共黨史二卷的作者迴避史實，人相食，竟然不上書。歷史上只有真正有敢於發出「罪已詔」的勇氣、承認「人相食」的事實，才能繼續當皇帝。到了20世紀的1958年毛澤東聲言「我們絕不發罪已詔」，後來的接班人只善於美化黨史，認定承認人相食、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是醜化黨史，迴避了、隱瞞了大災荒的史實。只能證明，不敢於同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思想、作風劃清界限，就只能仍然在掩蓋、粉飾，實際上是在繼承發展毛澤東的錯誤。自己高唱「始終是廣大人民利益、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難道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飢荒人相食的年代，當時的共產黨、毛澤東還是「三個代表」嗎？毛澤東把幾千萬善良無辜的農民，領導到走向共產主義金橋的人民公社制度中，結果大躍進到死亡的地獄中去了。這樣的「三個代表」的領導者，早已異化到廣大人民利益、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對立面了。他們是破壞三個代表的罪人。領袖可以異化，執政黨也可以異化，向對立面轉化，這是大災荒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教訓。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事實。但是，大飢荒的事實證明，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也可以集中力量辦天大的壞事，大浩劫的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壞事，這同樣是歷史的真實。鄧小平認為，文革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問題，應當進行政治制度改革，改什麼？如何改？胡績偉在《胡趙新政啟示錄》新書中，認為應當改革「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只有進行這樣的政改，才可能避免大飢荒、文革這種大浩劫的悲劇在中國重演。一步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些名言完全適用於毛澤東的大飢荒時期的領導人和執政黨，也適用於今天的和明天的中國領導人和執政黨。編寫、出版大飢荒的書，研究、討論大飢荒的學術會議都是為了使健忘的中國人、特別是領導人尊重歷史、研究歷史教訓，防止遺忘歷史慘劇。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絕不是為了醜化個人和政黨。大飢荒的真相和罪責有待繼續揭露。

反思大災荒、大浩劫在中國出現的群眾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它啟示與教訓了中國人：必須樹立公民理念、拋棄由領導人確定某一個中國人是「人民」還是「人民的敵人」的特殊政治權利，每個公民有捍衛自己生存權與憲法賦予的自由的權利。知識份子必須站在捍衛公民權利的最前列，體現出良心、正義和捍衛真理與人權的公共知識份子的高貴品格。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在人民性與黨性、真理與紀律、群眾與領導的矛盾與鬥爭中，應當站在群眾與真理一邊，不能助紂為虐。

毛澤東講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他在發動重大政治運動、打倒政敵之前，總要先造輿論。1958年是批判高級領導人右傾保守等思想的運動，連同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和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都是先造輿論，結果是1960-1962年的大飢荒。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國際上批蘇聯修正主義、國內先從文藝思想戰線上反對修正主義，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先造輿論，接著打倒劉少奇，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副帥鄧小平照此辦理，80年代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先造輿論，再打倒胡耀邦、趙紫陽，製造「六四」大慘案。到了21世紀的2012年新的領導人又一次重唱毛鄧老調：「反對西化、分化，加強思想領域的鬥爭」，又要按思想分敵我，強化階級鬥爭，這是不是為18大、19大製造輿論，令人擔心，是否又想發動什麼大型政治運動，又將製造新的大浩劫、大飢荒或者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是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民主化、現代化的新時代。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苦難是沒有國界的。受難者和所承受的苦難與浩劫，不可能從人類、歷史的記憶中被抹去、被消失。4500萬大災荒大浩劫中非正常死亡的善良無辜的中國人，幾千萬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迫害的死難者，沒有被有良知的人們遺忘，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大歷史的一部分。作為歷史見證人，我真誠地感謝所有研究大飢荒的學者和支持這種研究與討論的基金會。華盛頓建立了共產主義死難者的紀念碑，雖然沒有刻上大飢荒逝者姓名，卻是紀念他們的墓碑。這次學術會議正是紀念這些無辜的沉默的悲慘的死難者。中國和世界上的正直的善良的人們，永遠懷念這些受難者。希望在億萬人苦難地生活和悲慘地死亡的祖國能夠盡早地出現大浩劫紀念碑、博物館及有關研討會。讓幾千萬遊蕩在天安門上空的無數冤魂幽靈，大浩劫中的逝者能真正安息！

2012年1月15日於北京

（原標題：1958年黨內高層反右傾鬥爭打開了大飢荒大浩劫的地獄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