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永遠的痛 一個記者關於64的獨白

一個市民眼中的「六四」

在中國，6月4日是一個忌日，用中共的話說是「敏感日」。這個日子在百度搜索上被屏蔽，但實際上它是中國巨大的糾結點。

年復一年，每到這一天的前夜，我都會喝點小悶酒，把家裡人過生日剩下的蠟燭點上一支，打開電腦翻牆去看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十萬燭光；天亮出門時，帶墨鏡穿黑衣。我只能做到這些，不為思考，不為求證，只是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六四」那年，我在一家地市級「黨報」做記者，經歷了人生中最漫長的春夏之交。從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悲痛、興奮、慚愧、鼓舞、傷心交替地折磨著我，最後留下了一道永遠抹不去的傷痕。

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他是一個開明的總書記，讓我感到新時代即將到來，但他活活地「被氣死了」，我怎能不悲痛！

4月18日，我從「敵臺」聽到消息：4月17日下午，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到第二天早晨已有數千名首都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學生代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其中第三條為「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第四條「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無比興奮，斷定一場民主運動拉開了帷幕。

4月26日，我聽到了中央廣播電臺播出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其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我悲觀地認為這場運動到此為止了。但到了4月27日，北京10萬人上街抗議《人民日報》社論，我驚喜人民在覺醒。

5月4日，北京51所高校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了「五四」宣言，呼籲「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為中國富強而共同探索，共同奮鬥吧！」這個體現「普世價值」的宣言，讓我徹夜難眠。

5月16日，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我的一位同事商量與我去北京聲援，我沒有去，但我參加了當地的群眾遊行；剛加入隊伍就被報社總編輯派人召回。我在報社大會上發言「感謝總編輯的愛護」，這是我一生的慚愧。

5月20日，我家買了一臺14英吋的黑白電視，鄰居們都來我家看電視，窗裡窗外都是人。我永遠難忘那個畫面：5月19日凌晨4時50分，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趙紫陽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看到這裡，我父親流淚了，說「中央要下手了！」只有我能聽懂他的話，但我不相信鄧小平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刀。

5月23日，北京亦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加入隊伍，喊出「李鵬下臺」的口號。此時，我備感鼓舞，感覺自己與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心連心。

6月3日晚6時半開始，中央電臺、電視臺反覆播送北京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此時，我仍然不相信鄧小平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刀。但當晚凌晨，小平同志對我進行了一次法西斯的血腥啟蒙。最讓我傷心的是，報社新來了一位女大學生，她在向我談起自己的絕食經歷時說：「我們被西方反華勢力利用了，他們亡我之心不死。」我為她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而悲哀，她分不清「亡我」中的「我」是誰，是祖國還是黨？是國家還是政府？是民眾還是一個皇帝？

「六四」斷送了中國可能的政治改革，而使中國走向了政治高壓、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道路。今天的中國已不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而是該時代的尾聲——危機重重。當今改革的種種訴求，其實也就是當年「八九民運」的訴求，如反腐、公正、法治、自由、民主等等，這些訴求因「六四」鎮壓而被壓制下去，導致23年來中國跛足發展。

1945年，中共向全世界承諾「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毛澤東在答覆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的提問中寫到：「它的各級政權直至中央政權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來崇拜上帝的自由、經濟不虞匱乏的自由、免除恐懼的自由）。」（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但中共奪取政權後，毛澤東則建立了恐怖的極權國家。「八九民運」說到底就是要求結束極權制度，「六四」的鮮血，使中國重新回到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奮發追求的原點——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這是中國政治的根。

這個原點，也是中國當今政治體制改革（以下簡稱政改）的原點。歷史的教訓說明，政改不是改善現有的體制，而是結束該極權制度，脫胎換骨地建立民主與法治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既可以搞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資本主義，北歐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也很成功，但在專制條件下，無論搞哪種主義都是最壞的。

近來，溫家寶多次提到政改，但是他提出的「政改」，不是回到「六四」原點——徹底改變制度，而是要回到鄧小平畫的那個圈圈內，這明擺著是死路一條。4月27日，溫家寶在波蘭「奧斯維辛紀念館」發表講話：「奧斯維辛的不幸是全人類的不幸。它告誡人們，不能忘記歷史，要銘記歷史，只有記住歷史，才能建設美好的未來。」如果，他將這段話的主語改為「六四的不幸」，面對中國人說，乃是對中國歷史性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