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香港，由「財富之城」到「抗議之城 」(圖)
看中國配圖
一
一切都雜亂、喧鬧、熱氣騰騰。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裡，你見得到不同形狀與顏色的旗幟——從本地民粹派的「人民力量」的黃色長方旗到法輪功的「退黨保平安」的綠幡，你也看得到不同主張的標語，從「打倒梁振英」到保護鄉村的「土地正義聯盟」……。不斷集結的人群，音響裡傳出的從Beyond的《海闊天空》到羅文的《中國夢》，它令人情緒激昂、也不可避免的帶有歷史的感傷——香港沒有海闊天空，反而有強烈的圍困之感，而充滿民族情緒的「中國夢」則飽含苦澀。七月一日的遊行，照例是一場嘉年華。
香港，這座曾經的財富之城，變成了抗議之城。像是維多利亞公園每年6月4日的燭光紀念，7月1日下午的遊行，也變成了新的慣例。而整個香港社會似乎也被激活了，他們躺在皇后碼頭的地板上，反對政府拆除歷史性建築；他們聚集在新界的農田，抗議高速鐵路的建設……，大大小小的遊行層出不窮，訴求也五花八門，從爭取普選、反對官商勾結，到對於中國來訪領導人的示威，再到對劉曉波、艾未未的聲援……。倘若你還執迷於香港那個「政治冷漠」的經濟城市形象，一定會被這些景象弄得倍感困惑。而你也感到，在這個城市，似乎一切價值都在被重估。
我站在公園人口，正對著維多利亞女王那張胖胖鼓鼓、卻冷漠的臉，她的身後是幾株椰樹，擁擠的廣場上，赫然飄揚著英國國旗，至少有幾十面，它們中還夾雜著零星的青天白日旗，但沒有一面五星紅旗。倘若維多利亞女王看到了公園中飄揚的米字旗，必定深感欣慰與好奇。英帝國的統治，從來不僅僅依靠現實的實力，它更仰賴於一套理念、制度與生活方式。她也很好奇，英帝國早已衰落，那個割地賠款的中國已然再度興起，香港為何仍對殖民時代唸唸不忘？倘若她能夠看到如今網路上流行的一幅政治波普，她平日故作嚴肅面孔也會徹底舒展開：在畫面上，她的孫女伊麗莎白頭戴王冠，週身散發出紅色光芒，在畫面下方則是工農兵與少數民族，畫面下方是一行這樣的標語——「英女王是香港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除去政治波普上的伊麗莎白，彭定康的面孔也不斷出現在報刊雜誌上。因為在任內推動了激烈的政治改革，這位「末代總督」曾被北京形容成「千古罪人」、「小丑」、還有更粗鄙的「攪屎棍」、「虛張聲勢的娼妓」，本地的精英也公然反對他，而大多數香港人憂心忡忡，怕他把一切弄得不可收拾。但現在，他又回來了，他不僅是現狀的評論者，還帶有預言家的光環。他在1997年說的一句話被香港人不斷引用：「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它道出了他們最深層的焦慮，他們不僅面對著外部的壓力，還有來自內部的背叛。
在此刻的香港，你到處感受到這種懷舊之情。幾個月前，一位常駐香港的美國記者Hugo Restall不僅捕捉到這情緒，還以不容質疑的口氣刺破了它表面的曖昧。「香港在英國人統治下更佳」，他直截了當地宣稱。儘管，不論在倫敦還是北京治下，香港都沒有實現民主，但在前者，「香港是兩個最好方式的結合，它受到英國的民主制度的保護，也享有一個全能而神經質的行政系統的高效率」，而如今，香港則面臨最壞的結合，它「被一個日漸腐敗與缺乏責任心的地方精英統治，而他們背後則是一個威權體制」。
這段評論引發了廣泛的爭論。懷舊注定迷人而危險，因為對現狀的不滿，人們不惜美化往昔，人們對殖民時代的懷念，來消解日漸顯著的中國影響。不過，它的確觸碰到這個城市正面臨的核心問題——它面臨著管治危機，而在管治危機背後則是合法性的危機。
這一點，你可以輕易的從梁振英的個人際遇中感受到。他在2012年7月1日的上午宣誓成為香港特區新特首，下午就有40萬人湧上街頭，「打倒梁振英」是這主張陳雜的遊行中最重要的口號之一。一家報紙甚至算了筆帳，倘若有40萬人上街，遊行持續了5個小時，每人每小時喊出了10次 「打倒梁振英」，那麼在這一天的下午，梁振英就被打倒了2000萬次。
香港的歷任領導者，還從未遭遇過這樣的對待。殖民地的總督不用說，他們帶著羽毛帽子，乘坐Lady Maurine遊艇在皇后碼頭上岸，接受禮炮聲與人群的歡呼。而在特首年代，不管是董建華還是曾蔭權，都曾享受過某種蜜月期，人們對他們充滿期待，他們也富有自信。當然，這蜜月的長度迅速衰退，而且結果。他們的成長背景、個人性格截然不同，卻面對同樣的命運——他們都大受歡迎的上臺，在度過一個蜜月期後，迅速引發失望，最後則簡直遭人唾罵。他們的失敗不僅是個人能力與品格的失敗，更是一個扭曲的政治體制的失敗。
二
我隨著人流慢慢的移動。香港的遊行在水泥叢林中穿梭，無法看到人流有多長，天空只顯露一角。自從這座城市建立以來，它就在與空間作鬥爭，太少、太陡峭的空間，卻要容納這麼多、還不斷湧來人口。它把海港填窄，把山尖削平，把樓房修得又高又窄，倘若你觀察路邊的餐廳與雜貨鋪，從財神牌位到碗筷的擺放，每個空間都被塞得滿滿的。而在那聞名世界的維多利亞港旁，你很難找到歇腳的咖啡店與酒吧，總是寫字樓、碼頭、水泥公路，似乎閑暇之人不配享用這美景。
人們必須學會和密度與壓力相處 。貿易城市本就忙碌，人口密度加劇了競爭，逼仄的空間則讓壓抑感更顯著。在狹小的茶餐廳裡，你要和陌生人面對面，還要防止自己碗裡的湯濺到別人的襯衣上。人們要反應靈活，又緊守本份，面無表情的沉默，既是效率的需要，也是為了保持自我空間。這是一個高度功能化的社會，人們很少被鼓勵表現出即興式的情感。
多年來，這個城市的人們總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人們熱愛金錢勝過一切，都極端的功利與實用。他們可以創造出經濟奇蹟，卻對政治運動、公共生活缺乏興趣。
對於這樣一種的印象的形成，有漫長的篇章可寫。從大英帝國頂峰時的吉卜林「這裡為何人人都有銅臭味」，到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前得到的警告：「你馬上就要陷入一群只會談論錢的人包圍」，再到此刻的中國精英——不止一次，我聽住在香港的北京朋友感嘆：「香港人，他們懂什麼政治」。從有關政治結構的「行政吸納制」到分析家庭組織「功利主義家庭」，一整套政治與社會理論，似乎也支持這直觀感受。
2003年11月，我第一次去香港。撲面而來的濕漉漉的空氣，還有那種特別的味道——潮濕的混凝土、海風、茶餐廳的燒味，混合在一起。對於我這一代人來說，香港像是另一個精神故鄉。槍戰電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說、《龍虎豹》與葉玉卿，還有從旺角殺到銅羅灣的古惑仔，伴隨著我們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讚嘆還是汗顏，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600萬人口的香港為10餘億人的中國大陸，提供著大部分的情感和娛樂服務。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經常往返於北京與香港之間。很多個夜晚，我從機場坐A12路雙層巴士，像是過山車一樣駛向香港島。道路總是清潔，一切都富規則，隧道是灰白交替的乾淨顏色，每隔200米就是一個EXIT的標。遠處的高樓都在閃亮，黃色發紅的光暈，霧氣中，顯得迷濛。IFC、中銀國際與長江中心，有時就像藏在雲層後面，而太平山則乾脆消失了——山腰不斷興起的高樓遮住了它。
我在西環下車，總是聞到一家專賣紫菜麵條的小吃店中的湯味。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來走去，說著一種我至今也未完全聽懂的語言。
我當時在毫無頭緒的研究一位商業人物（在這裡我不能提到他的名字）。他是香港20世紀後半葉的代表人物，親身經歷也全力促成了當代香港的經濟奇蹟。在翻閱那些老報紙和當事人交談時，很容易就浮現出那
幅熱氣騰騰的景象，那是20世紀50、60年代的香港，從內地逃來的難民在幾個星期內就變成了勤奮、自製的技術工人。在這座典型的中國人城市中，創業精神到處瀰漫，小企業興起與死亡的劇目不停上演。在悶熱的天氣裡，高級管理人員和工人一樣汗流浹背地工作。
而在這些個人故事裡，金錢也從來不是金錢，它更代表對個人自由與尊嚴的尋求，創業者們想要主宰自己的命運。那些嘲笑香港人擁擠在馬蜂窩式的高樓中的外來者，他們一定忘記了，這些萬家燈火還代表著更深的意義，在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人世界裡，這裡是僅有的半夜不用擔心敲門的社會。當人們總把香港描繪成一個偉大的經濟故事時，它更是一個有關自由的故事。
而人們也往往忘記了，香港身上有關社會進步的故事。它從一個純粹的殖民地，如何一步又一步變成了一個運轉良好的中國人的城市；長期積累的物質財富，是如何轉變成社會的進步；個人的自由選擇，與社會的合作和秩序，是如何達成一致，而傳統又是如何與現代共存的——對於一個大陸人來說，這城市看起來既古老又嶄新。你看得出光鮮的玻璃大樓，性感模特的廣告牌；也有一個個宗親會、同鄉會與中藥鋪子，還有銀行大廈後面傳來教堂的祈禱聲。
我太想瞭解香港的往昔，卻對它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視而不見。在我第一次香港之行的4個多月前，5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香港政府試圖通過的《基本法》第23條，這條法案宣稱：「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香港人有很多理由走上街頭。香港回歸中國之時，也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時，之後的幾年中，消沉的經濟增長與房價的跌落，令很多香港人飽受「負資產」之苦，人們又對未來缺乏信心。董建華的領導能力不足，在這一年春天的SARS中暴露無疑。而這一從中國傳來的疾病與香港政府的不透明與笨拙反應，又引發了香港人的更一層焦慮——是否中國的陰影要籠罩香港，「一國兩制」要遭遇挑戰。而「二十三條」則成為了所有情緒的突破口，它似乎標誌著香港人一直自認的「核心價值觀」——香港人享有的自由——正遭遇嚴峻挑戰。
不過，當時的我此毫無感受。接下來的紀念中，我一方面沉浸在香港歷史中，另一方面則試圖理解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我對於未來充滿期待，這個國家將伴隨著經濟進步、融入全球，也變得越來越自由，並最終走上民主之路。
如今我逐漸感覺到這些抗議。這也與香港和中國之間的「新關係」有關，兩地的力量發生了戲劇性變化。我清晰記得，在我第一次到來時，香港人仍保持著某種習慣性的優越感，有時在餐廳，你要不由自主的講英文，以期得到更好的對待。中國經濟崛起的速度超越了所有人想像，貧窮與困頓仍在很多鄉村與小城蔓延，但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已誕生了一個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一個依靠權力而生的巨富階層，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富有和封閉，它不再向從前那樣渴望香港的資金與經驗。而香港則發現，多虧這些尋求IPO的中國公司、購買力旺盛的大陸遊客、錢包鼓鼓的購房團，香港經濟才保持增長。人們期待北京的新政策甚於一切。香港不再是中國未來的路標，反而倒像是一個裝飾品。
這種新關係，也導致了大陸與香港間的新摩擦。 在地鐵內一起簡單爭吵，都會引起了一場「蝗蟲論」的持久衝突。這也是個充滿嘲諷的插曲，一個多世紀前被稱作「黃禍」的中國移民正是從香港中轉出發的，而現在侮辱不是來自異族，正是當初那些「黃禍」的後代。
香港的誘惑仍在。大陸的孕婦們湧進了香港的醫院，年輕的父母們買光了香港超市裡的奶粉，中學畢業生們渴望進入香港的大學。這種誘惑也反映了中國的新現實——香港雖然不再代表物質神話，卻仍有值得信賴的公共系統與言論自由；它也映射了崛起中國的另一面——它在經濟上崛起，政治與公共生活卻愈發封閉，整個社會的道德與信任系統已然崩潰。中國的內部困境，在香港得到了另一種釋放。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