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官方從小就教育人民鄙視自私，認為自私是萬惡之源。所以共產黨的理想「在解放全人類的過程中最後解放自己」。即使並不是共產黨的國父孫中山也以「天下為公」教育子民，於是「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伴隨消滅私有制，克服個人主義是人民近乎一生的追求。然而中國大陸人美國之後，卻發現：1.並不大張旗鼓地宣傳「百年大計，質量第一」的建築，卻屹立百年而依然挺立；2.並不天天把「五講四美三熱愛」掛在嘴上的美國人，卻禮貌待人，清潔環境，人和自然和諧如一；3.並不把「遵紀守法」貼在牆上的美國人，大多是那麼自覺的遵守法規法紀。……在美國，「誠實」在主宰這個社會，美國的開拓者正是認識到人類是自私的本性，所以才制定約束的條文的。人類的本性是自私的，這麼簡單的道理，中國大陸人居然排斥了半個多世紀。
查閱記憶，尋找謎障的根源，原來這是黨的教育。毛澤東教育大陸人「無產階級是最大公無私的階級」；江澤民教導「中國官員的腐敗是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原來，中國和美國的思維差別，就在於對「自私」的看法和處理上，中國的教育者把「自私」看成是後天的影響，美國的宗教則告訴人們「自私是人類的原罪」。顯然，後者是科學而真實的。
不承認自私的先天性不僅是文化的誤區，更源於統治者對自己利益的維護。黨國領導之所以不承認普世價值，就因為他們已經是既得利益的擁有者和保護者。「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正是私慾膨脹的目標。打著「消滅私有制」的旗號，幹著撈取財富，滿足私慾的勾當就是黨國的當今寫照。
既然自私是人類的本性，是只能制約而無法消滅。那麼人類社會為了自身發展的需要在自然控制的同時也必須自我控制私慾的膨脹。這是國家法治的基礎。
全世界處於統治地位的人群都是同類，也都是各國制約的首要對象。唯如此世界才可能和諧與進步。而制約的手段就是回歸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和平的需求無法被理睬和採納時「暴力」革命自然是唯一的選擇。
承認自私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是社會科學，抑制私慾的膨脹是人類自我完善與發展的手段。今日世界的劃分其實就是對「自私」的處理方法和手段的區別。
站在人類發展的角度就看到並承認普世價值，站在階級的立場，從滿足階級私利的角度看就沒有普世價值。這是先進與落後，科學與愚昧的分水嶺。
儘管黨教育人民大公無私，但悲哀的是，中國大陸人的行為，卻恰恰和黨的教育相反，如今的大陸人，都已經變得非常自私：
國家強制徵收民航發展基金時，自私的中國人說：我又不坐飛機，關我球事？
國家提高油價時自私的中國人說：我又不開私家車，漲吧！
國家增加房產稅時自私的中國人說：我又買不起房子，讓那些有錢人出出血！
國家制定可以秘捕百姓而不通知家屬時自私的中國人說：我是良民我不怕！
國家強拆別人房子時自私的中國人說：又不是拆我的！
國家在蹂躪別人妻女時自私的中國人說：哈哈，好刺激啊！
一個又一個人在這個強權下失去生命的時候自私的中國人說：算他們倒霉！
……
這個民族，這裡的人何以卑劣到如此地步？！當強權舉起屠刀的時候他們不但不幫助那些即將犧牲的同胞，而是喜滋滋地去當那殺人的劊子手；要麼就是冷眼旁觀，要麼就是落井下石，他們不知道，強權的屠刀有一天也會架在你的脖子之上，哪怕你是一條很忠誠的狗。不少人厭恨這個民族，這裡的人何以殘忍到如此地步。他們以屠殺同胞為樂趣，什麼毒奶粉、瘦肉精、還有現在的工業明膠；這個民族的人，骯髒到如此地步卻還能在這個地球上存在。於是，很多人自我唾棄，唾棄這樣的民族，唾棄沒有底線，沒有良知，沒有道德的民族。所以，許多人知道今生已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無法改變這些自私又骯髒的中國人，就選擇離開。那些以移民為一生目標的人並告訴子女：你不是中國人！哪怕是說成韓國人，也好過做一個中國人。
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說，若問當下中國缺什麼，最缺底線，這很可怕。他說，一個人，沒了底線，就什麼都敢干；一個社會，沒了底線，就什麼都會發生。腐敗變質的食品，也敢賣；還沒嚥氣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車也敢開；明明裡面住著人，那房也敢拆。還有「共和國脊樑」這樣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獎多麼野雞，多麼山寨。於是衝突迭起，於是輿論嘩然。不是「當驚世界殊」，是「世界當驚殊」。
怎麼會這樣？奇怪並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為突破的都是底線，比如「惻隱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比如「殺人償命，借債還錢」。這些原本都是常識，卻被丟到九霄雲外。被嚴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會重現江湖。可見，底線是最重要的。沒有了底線，企業就會弄虛作假，學者就會指鹿為馬，裁判就會大吹黑哨，官員就會貪贓枉法，警察就會刑訊逼供，法院就會草菅人命。從這個角度說，底線就是生命線。
為了生存，人類要有底線。人，是社會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個人活在這世界上。所以，只有讓別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讓別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為了別人的生存放棄自己的利益，這是「境界」。至少不妨礙別人的生存，不侵犯別人的利益，不破壞社會的環境，這是「底線」。其中，通過立法程序明文規定下來的，是「法律底線」；在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線」；各行各業必須堅守的原則，比如商家不賣假貨，會計不做假賬，醫生不開假藥，是「行業底線」和「職業底線」。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線卻不能旦夕缺失。因為底線是基礎，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後一道防線。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防線失守，全盤崩潰。
中國人從來就有底線。做生意，明碼實價，童叟無欺；做學問，言之有據，持之有故；做官，不奪民財，不傷無辜；做人，不賣朋友，不喪天良。正是靠著底線的堅守，中華民族雖歷盡苦難，中華文明卻得以延續。
要想守住底線，必須不唱高調。因為那些「道德高標」，比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並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數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須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開頭，其他的造假就擋不住。假煙、假酒、假合同、假學歷，就都來了。當下中國缺底線，這是重要原因。或者說，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大陸人為什麼沒有底線？原因是中國大陸官方沒有底線。中國大陸的統治者沒有底線，造就了全體人民的沒有底線。
最近，大陸官場買官賣官的新聞特別多，頻頻有高官因此落馬。而中國官場買賣有如農貿市場一樣，賣官「生意」特別紅火，明碼標價，公開競標拍賣，地域、年代、官階大小不同，價格不同；隨著物價的高漲，官位也水漲船高。2012年7月2日，原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劉卓志因賣官、受賄，被北京市一中院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其未提起上訴。2010年下半年，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原市委書記的牛志美等多名官員被調查。同年12月14日，劉卓志被「雙規」，九天後被免職。
據《新京報》報導，劉卓志幫人升職、開礦，86次收受817萬餘元，大部分貪污收入來自於賣官，其妻、錫盟政法委前副書記宋巍安排「人頭戶」藏錢。劉在錫盟賣官鬻爵已是公開的秘密，當地至少有十幾個委辦局的一把手位置都是用錢買來的。如錫林浩特市城鄉規劃處設計室主任賈乘麟送65萬後，先後被提拔為錫林浩特市城市規劃局副局長、局長；錫林郭勒盟某旗旗委副書記送40萬成檔案部門負責人；牧場場長送17萬成錫林浩特市市委常委；設計院院長送10萬成政協副主席。
劉卓志案揭開了當地官場職位買賣的隱秘一角。同時這些買官者在經過錢權交易而如願以償後，又成為了賣官鏈條中的新的一環，與劉卓志形成了利益同盟。劉卓志的下屬牛志美1997年任錫盟社會保險事業管理局局長，為了升遷，花了大把的錢，他送劉42萬人民幣和3萬美元。到2007年，牛一路爬到錫盟盟委委員、錫林浩特市市委書記的位置。除了賣官外，劉卓志還在受賄後幫助多家企業及個人，低價購買樓房及賓館、暫緩關閉長期污染市區環境的儲煤場、催要工程款、承建鐵路、配置煤炭資源、辦理銀行貸款、獲得低價探礦權、開發房地產等，其中不乏一些國內知名企業。
近日，原茂名市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倪俊雄因受賄罪被判刑15年。其2010年被廣東省紀委「雙規」。原茂名市常務副市長楊光亮因涉嫌陳紹基案被調查時，才意外牽出倪的案中案。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從2002年開始，倪俊雄瘋狂買官賣官，聚斂了大量非法財富。這些賣出去的職位上至縣級市公安局局長、區公安局局長，下到副科長，價位從30萬元到2萬元人民幣不等。茂名市茂港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的楊強被調查時供稱，為了與倪搞好關係，從2002年到2009年，總共送了30萬元人民幣。2007年春節，他用30萬港元買到了茂港區公安局長的位置。化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局長黃鴻為了升遷，送倪37萬元人民幣。
自2009年底開始，廣東茂名發生「官場地震」，貪官紛紛「落馬」。2011年2月，原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被刑拘一個月內，其交待出100多名處級以上涉貪官員。這些高官的腐敗大案涉及受賄、買官賣官、涉黑、官商勾結等諸多問題。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周鎮宏是2012年第一個副省級落馬官員，他與2011年茂名官場震盪有關。原茂名市副市長陳亞春、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長李天福、茂港區法院院長嚴得、茂名市經貿局局長李劭、茂名國土局副局長魏達標、茂名市公安局刑警支隊隊長程彬等等官員先後落馬。原茂名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朱育英，賣出57頂官帽獲利1700萬。
中國腐敗官員中因買賣官位而知名的大鯊，莫過於原山西省長治市委常委王虎林，他共賣出430多頂官帽。2001年，他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受賄罪及玩忽職守罪共判刑8年，1999年2月，王虎林離任長治縣委書記前，在短短兩個月時間，突擊調整幹部420人、提拔幹部207人，致長治縣委偌大機關只留下6名幹事，成為驚動中央的「官帽批發商」。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賣官帽達260多頂，2005年7月，他被北京市第二級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死緩，緩期兩年執行。馬德受賄賣官案涉及綏化市下轄10個縣市眾多處級以上幹部，僅綏化市各部門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從鎮長（鄉長）、鎮委書記，縣長、縣委書記，到市直屬機關正職、副職，都明碼標價，市委大院成了「烏紗帽」批發中心，被稱為1949年來被查處的最大賣官案。
被稱為「賣官書記」的陝西商州市商州區委書記張改萍五年時間批發官帽27頂，幾乎涉及各個部門領域，他坦言：「我不說話，誰也提拔不了。」安徽定遠縣原縣委書記陳兆豐因賣官獲「陳千萬」稱號，他先後賣出110頂官帽。
大陸官員道德嚴重缺失，幾乎成國罵。就連《解放軍報》也公然承認腐敗是軍隊最大的毒素，大陸官場已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近日大陸官場似乎知恥的拋出了以「官德」為主題的《中國古今官德研究》叢書，並將貪官分為貪瀆、權姦、酷吏。書中卻不知恥的稱大陸官場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持有國家的公權力，黨員做官不可避免。黨員做官之「德」妄圖靠此類簡讀本、口袋書來推動，對於中國民眾來說，氣煞忿恨蔚為激烈，民意罵聲鼎沸。
而《北京日報》刊以「中國首部官德叢書面世」字樣，著實是大陸官媒給官場塗脂抹粉，隱喻大陸官場「重德」舉措。其實「官德」在我國傳統文化中貫穿始終。據悉這套叢書是由北京市紀委、市委宣傳部委託北京市社科院成立「中國古今官德研究」的項目課題組的研究成果，認為好官壞官的衡量標準在「良心」二字。能將「官德」作為項目課題，出書叫做研究成果，真是一個民族的尷尬、悲哀和貽笑大方。這就是大陸官場在顛覆中國傳統文化後，蒼白的「良心」是對官德僅有的文字解讀！
我國古代關於「官德」的最早解釋是《周禮·天宮》中提出的「六廉」說，即「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潔，六曰廉辨。」司馬遷在《史記》中有評價好官的標準：行教、清廉、守法。三國末年的司馬懿思想：清、慎、勤成為後世的為官標準。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對好官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民間對好官稱清官。好官的實質就在其「德」上。
為官從政者的個人修養和道德品質，關係到百姓的福祉與國家的前途，不僅決定著國家的治與亂，而且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風氣和道德取向，致使官員在國家機器的運轉和社會風氣的演化中都處於「本」和「綱」的地位。古代選拔官員注重德」，重視官員的「君子人格」。道義是人應當遵守的道德和正義原則，也是君子應具備的最基本品德。為官之道首先是做人之道，重在完善「君子人格」。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與小人的心胸和視野實在是迥異。君子嚴己寬人，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人格的完善和心靈的淨化。小人只顧眼前利益，為滿足個人私慾而不擇手段。君子「修身以安百姓」，行義於天下，除邪扶正，濟世安民，一切行為以能彰顯倫理道德及作為人民表率為目標。為政者，修身明德，即「敬天、敬德、保民」，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
為政者仁民愛民，被視為為政的關鍵。孔子認為為政者要站在百姓的立場上，瞭解民心，順應民意，與民同憂樂，愛惜民力，取信於民。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中的聖王明君，他有說：「立國，先須存民；國家富庶，先須百姓衣食有餘。民怨不除，乃國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他為政寬厚愛民，恭儉節用，制定了許多利民惠民措施，使國富民強，史稱「貞觀之治」，為後世作出了楷模。為政者以仁政德治，尊賢任賢，使得民風淳厚，社會和諧。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盛衰、興亡，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回到現實看大陸官場體制下的特權官僚階層的德行。大陸高層官僚通過妻子兒女經商，以自己的權力和勢力施加影響，幫妻子兒女斂財撈錢，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沒有誰比大陸領導層更加清楚大陸政權的腐爛情形，這些人為了留後路，大都讓妻兒取得外國護照，在外置了龐大的資產。部級的官僚有多少不是腰纏數億財產，高層官員的年薪只有一萬美元左右，數億財產何處來？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官買官賣、公款吃喝旅行的程度駭人聽聞，同時官員的私生活同樣令人瞠目結舌。中國現實的社會醜陋、罪惡的淵源皆由官員無德的為所欲為，從而造成對整個社會風氣和道德取向的使然。
大陸官場背離傳統道德，批駁儒釋道文化，這是大陸官場本質決定的，「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無法無天注定其骨子裡就是邪性的，與傳統的「敬天、敬德、保民」德治理念根本對立。大陸官員的道德底線連「守法」這起碼要求都成為無法兌現民眾的高標準，還有何顏面談「官德」？大陸法律只成了壓制民權、侵佔民利的工具。在正常社會裏，「公權力」是能夠維護社會公平的。但大陸的「公權力」，卻是用來維護其獨裁統治的，用來制約民眾，壓制民眾人權、侵佔民眾利益的，傳統的民本思想被顛覆。
現今大陸官員的官德墮落是由於大陸體制所造成的，這個體制逼迫其官員執行「假、惡、鬥」，跟集團利益綁在一起，形成「有罪才有位」、「有罪就有位」的權力分配模式。「有罪才有位」的用人標準使集權體制下的中國道德被政治流氓、犯罪黑幫喪心病狂的敗壞著。普世價值被打壓，人的良心、良知、正義、道義都陷入了空前危機，中國社會走到了道德崩潰的境地。大陸官場誰還談「良心」「官德」？！除了愚民的作秀。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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