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質屏風，懸掛的八角燈籠，白牆上的仕女圖，還有熱氣騰騰的炸醬麵，看得出，這家餐館試圖營造老北京的氣息。在過去十多年裡，這種氣氛已日漸消亡，到處是寬闊的馬路、玻璃幕牆大樓、閃爍的廣告牌，悠長的歷史似乎全然消失了，它像是一座新城。
我和他坐在飯桌前聊天。他是這家餐館的老闆。他今年四十歲，畢業於富有盛名的清華大學，和他那一代中很多人一樣，天安門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遊行、人潮，坦克與鮮血，讓他體驗了強烈的激情與幻滅。
當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重新啟動經濟改革時，他的創造力與能量得到了另一種釋放，他成了一名生意人。他從事過進出口貿易，做過電視購物節目，最終因開設連鎖茶館與餐廳而致富。這樣的餐廳，他在北京的不同區域還擁有十幾家。
他不是那種著名的企業家，卻也贏得了足夠的金錢，讓自己與家人過上體面的生活。他還把多餘的精力放在了《易經》與《莊子》上，以尋求精神與智力上的滿足。有幾年，他沉浸於這種自得——物質富有，還能故作玄妙地引用古老的東方智慧，讓周圍人側目相看。某種程度上，他就像過去二十年的時代精神代表，在這個時代，共產黨政權與人民達成了合約——不要試圖挑戰政治權威，給你充分的賺錢與消費的自由。
但今天，他想說的不是這些，而是他的新人生。他剛從溫哥華歸來，他明顯的消瘦了，皮膚也更黑了，在那邊，他無所事事，整天晒太陽，整個人健康、富有活力。他在中心區購買新公寓，考察了幾所中學，他的女兒可能在兩年後去讀書。兩年前，他申請了加拿大的投資移民，如今常往返於北京與溫哥華間。
「相當於買了一份保險，安全與自由就有了保障」，他這樣形容移民的決定。過去四、五年來，他的不安全感越來越強烈。這與他的事業有關，隨著生意的越來越壯大，他與官僚機構的碰撞不斷增多，工商、檢察、消防、甚至街道辦事處，都隨時有權力干涉你。市場改革最初施放的活力，也重新被官僚機構所吞噬。它也因為財富積累得越多，也越恐懼被剝奪，中國商人們面對官僚時尤其脆弱，過去六十年的歷史，充滿了政府隨意掠奪私人財產的例證。
這種不安全感中，還因為女兒的長大，增添了一種新的成分。在中國亢奮的經濟增長數字後，是環境、教育、食品、道德的普遍危機。他害怕自己的女兒無法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中成長，呼吸不到乾淨的空氣，喝不到安全的牛奶，在學校中過早的學會的謊言與虛偽……
「移民首先是為了孩子」，他說。
不過，在這過程裡，他卻發現自己成了最先的受益者。當他獨自生活在溫哥華時，發現潛藏多年的個人精神開始覺醒了。長期以來，他為了不知疲倦的工作，忙於應付中國過分複雜的人際關係網路，也沉浸於狹隘的成功感中。而在這個陌生國家，他重獲個體自由，他要去周遊世界，學習潛水，或許有一天，還能熟練的用英文交談與閱讀，這是一個新的自我。聽起來，這像是一個有趣的悖論，他一方面要他要擺脫中國的不確定性——它與政治與社會制度相關，同時，他要擺脫一種牢牢的確定性——它是價值觀與心理範疇的。
他去溫哥華做什麼？再開一家北京麵館嗎？他還沒想好，但他覺得自己比過去更自信了。
他是中國新移民浪潮中的一員。19世紀以來，戰亂、革命、飢荒，還有尋求財富，都把中國人吸引到海外。但與之前的歷次的移民浪潮不同，這也一次移民者們既不是廣東、福建的村民，也不是留學生，而是中國社會知識精英與新富階層，是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的中上產階級。他們離去的中國不僅不再僝弱、深受屈辱，反而處於一個空前富強的時刻，被認定為未來世界的領導者，而他們既是其締造者，也是受益者。
他們的離去，也正表明中國崛起的另一面。在整個國家日益強大的同時，個體仍倍感脆弱。它能發射宇宙飛船、創造經濟奇蹟，卻不能許諾個人基本的安全。他們用腳對政治制度投了不信任票，連他們這群成功者，都不再有能力來改變政治與社會制度，唯一能做是逃離，保存最後個人的安全與自由。
但或許，這也是這個古老國家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步驟。如果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像我的朋友一樣，重新發現世界與自我，他們則可能為中國帶來新的思想與動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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