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的計畫生育應向社會節育轉變

目前世界人口70億，亞洲人口超過41億，佔世界總人口的60.3%；中國人口幾乎佔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亞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控制人口總規模的增長非常重要。但由於目前的計畫生育方法不僅日趨暴力化，還成了基層官員腐敗尋租的機會，因此有必要加以改變，改變的方向，應該是從以貫徹政府意志的計畫生育向民眾自我約束的社會節育轉變。

中國計畫生育緣何失敗？

中國的計畫生育政策中的核心是獨生子女，執行此政策的辦法是兩條，一是很重的經濟處罰，二是暴力計生。最近陝西安康孕婦馮建梅的故事幾乎呈現了計畫生育的所有負面因素：計生腐敗（計生幹部索要金錢）；殘害生命（胎兒已成形並活著引產）；缺乏人道（將胎兒放在身心備受摧殘的母親身邊）。這個在農村計畫生育當中的普通故事，通過網路傳播刺激著人們的感官，計畫生育遭到了來自國內外洶湧而至的批評。

計畫生育尤其是暴力計生，是將國家意志用種種不人道的手段加諸於本國人民，確實應該加以改變。但從中華民族的現狀及將來考慮，這種改變應該是從計畫生育向社會節育轉型，而不是漫無節制地生育。

計畫生育確實只有中國在實行。從實施效果來說，中國這種以強迫為主的計畫生育效果並不好。特別是農村基層幹部最後將計畫生育用作尋租手段之後，這一政策的失敗幾乎不可避免。實際上，目前真正受獨生子女政策限制的人，只有依賴體制生存的城市人口。農村人口中的大多數基本上是二胎甚至多胎（多生的方式則是八仙過海）。至於有錢的可以通過繳罰款超生，有權有勢的人更好辦，有有走後門拿醫院證明多生的，還有通過未生育過的情婦多生的，不一而足。這種生育權的事實不平等也是引起城市中產階層們憤怒的重要原因。

是不是除了暴力計生無路可走？不是，在亞洲眾多實行社會節育的國家與地區中，與中國屬於同源文化的香港，就在社會節育方面獲得了成功經驗。我挑選香港加以介紹，是基於以下原因：一，香港人多來自廣東，與廣東本來同屬於崇尚多生多育的粵文化。二、從香港人口的自然增長（不包括外地人口遷入這種「機械增長」），本地的人口轉變過程早於經濟起飛，這些都可以為同為華人文化的中國提供借鑒。

香港的社會節育

香港家庭計畫指導會成立於1936年，前身為「香港優生學會」。其成員以醫務人員為主。 1950年正式改組並改名為香港家庭計畫指導會。 1952年成為國際計畫生育聯合會的八個創會成員之一。最初家計會以個別接觸方式開展工作，傳遞家庭計畫的訊息，後來增設診所服務。 1956年成立了首間生育指導所。 1955年香港政府開始資助家計會的活動。1964年，家計會獲得國際計畫生育聯合會的資助。 1967年，家計會進行全港首次「香港家庭計畫知識、態度及實行調查」並開展性教育。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政府醫務衛生署慢慢接辦家計會的節育指導所。

長達80餘年的節制生育輔導與相關醫學知識的普及，再配合一些節制生育的口號與宣傳海報，比如「一個嬌，兩個妙」「一雙子女湊個好」、「寶寶唔使多，最多生兩個」 是指一至兩個子女是家計的最好目標；「三個斷擔挑」、「四個要上吊」是告訴人們，子女多了負擔重——這比中國那些「少生孩子多養豬」、「不給國家添負擔」 之類的口號文明多了，也容易讓受眾接受。

因為宣傳得當，更重要的是隨著港人受教育水準漸漸提高，人們的生育觀念也在漸漸改變。在計算家庭生育成本及保證子女幸福成長的物質條件後，香港人不再崇尚多子多孫，大多以兩個為標準。

鑒於中國的獨生子女實際上只在城市人口當中有效，中國可以考慮放開獨生子女政策。這部分人當中的大多數，實際上也會如同香港人一樣計算生育成本及保證子女受教育的基本費用，不會毫無節制地生育。更何況這部分人比較重視子女教育，也相對有教育能力，實際上有助於提高中國的人口素質。

中國政府應當在社會節育方面做些什麼？

中國現行的計生政策與港臺等地區的社會節育不同。計生是以政治權力為後盾、經濟處罰為手段，完全忽視當事人意志的一種國家暴力。香港、新加坡等地區與國家的社會節育，則是以NGO為行動主體，政府支持，通過輔導等軟性教育勸說人們接受節制生育的觀念，至於是否接受、作為生育主體的人最後的生育數量、性別選擇，並無任何政府暴力介入。

中國的暴力計生既無效果又引起民憤，中國政府不妨學習香港新加坡經驗，從社會政策方面構建社會節育意識。其中提高民眾的教育水平是關鍵，可以從中學開始開設課程，用比較生動的方式講解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大學取消政治經濟學與毛鄧三科，開設經濟學與人口經濟地理。這個過程雖然會比較漫長（至少得需要一代新人的成長年限），但收效卻很長遠。此外還可以學習新加坡政府，把人口控制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從所得稅、大學教育、住房方面為獨生子女家庭提供優惠，例如《所得稅法》規定，節育者可以減免所得稅，子女上學和升學可得到優待和津貼；《住房法》規定，取消多子女家庭分配公共住房的優先權，允許只有3個以下孩子的家庭租用一套3一41司的公寓。

與此同時，還必須提高全民的教育水準，因為「教育使人們易於管理，卻不易愚弄和奴役」。香港的社會節育得以成功，其前提有二，一是因為香港居民是自由人，不是專制體制下的臣民；二是因為香港居民受教育程度遠高於大陸平均水平。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