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裸官」難題報告

內容摘要：「裸官」正以各種方式露出水面，其不斷膨脹的體積，對中共治理形成全新挑戰。執政63年來，中共約束領導幹部的一個倚重方式是，告誡管好身邊配偶子女，或者反過來動員配偶子女監督官員。如今，這種監督有成「空轉」之勢。組織、官員、社會正各自陷入一種困惑與不滿。

2012年第一期某能源領域中央企業與省屬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安全資格培訓班，5月末在北京西郊賓館悄然拉開帷幕。

坐了一整天的「學員」們，入夜後出門沒幾步路，便三五成群湧入一間間挑著紅燈籠的居酒屋。一個小包間裡，「崔局」、「張總」、「蘇院長」、「小鐘」等近十人開始了一場甚是喧嘩的飯局。「崔局」是飯局的核心人物，也是一行人中的「老幹部」，保持1.5cm的平頭是老崔當兵多年留下的印記。酒菜之間，他們聊起蘇家太太在加拿大生活如何，張家小孩兒在澳洲唸書怎樣，崔局兒子最近回國沒有……等長長的流水席結束，在一旁的《鳳凰週刊》記者吃驚地認識到，他們的配偶子女要麼均在國外、要麼一半在國外。

他們在酒店裡的雄性吆喝引起了其他餐席的不滿，但沒人知道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裸官」、「半裸官」。

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原總經理助理董躍進犯嚴重關節炎，腿有點瘸，這沒有阻礙他將外出洗浴、打高爾夫、陪領導打牌、嫖娼、吸食冰毒融入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直至最後挪用公款5.8億元。事後查實，董躍進是妻兒均移居美國的正處級「裸官」，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檢察官高潔琳據此分析：「這種長期獨自生活的狀態讓他的心理逐漸空虛，也沒有了家庭層面的監督，做起事來便毫無顧忌，完全放縱了自己。」

「裸官」正以各種方式露出水面，其不斷膨脹的體積，對中共治理形成全新挑戰。

執政63年來，中共約束領導幹部的一個倚重方式是，告誡管好身邊配偶子女，或者反過來動員配偶子女監督官員。

如今，這種監督有成「空轉」之勢。

「裸官」源流

自上世紀90年代第一批「綠卡幹部」現身大陸以來，「裸官」群體已經繁衍生息了20年。

「裸官」形成的第一次高潮是1989年之後。《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於1993年7月1日生效當天，美國移民局收到了近2萬份有效申請；隨後一個月之內，在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學習的近8萬名中國留學生取得了西方國家的永久居住權。

同年，大陸出現了第一批家屬在國外、本人在國內的「裸體教授」、「裸體研究員」甚至是「裸體官員」。

緊接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下海經商潮起，大陸企業紛紛赴境外設分公司，一些領導幹部的配偶子女隨之到海外分公司工作。至今被河南通緝的出逃貪官——原河南省服裝進出口公司總經理董明玉便是一例。1986年董明玉在美國成立分公司，隨後把妻子從河南土產進出口公司調到美國分公司當經理。董管國內，負責買賣配額和外匯額度；妻子管國外，買賣公司到美國和香港的貨物。1992年省裡換屆，董的靠山退休；1993年初，董明玉斷然出逃，一家三口在美國會合，成為改革開放後有史可查的「裸官」外逃第一案。

1997年開始，中央發布文件規定領導幹部配偶子女不能隨便經商，尤其不能在相同領域與地區內經商。「這條路被卡死後，出國留學和定居就成了最好的出路。」臺盟武漢市委研究室一位人士透露。

一位中紀委人士也表示，目前除了少數「裸官」是起源於配偶在海外留學、工作外，多數「裸官」的產生，最初都可溯源到子女留學。

國家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以留學身份出國，在外的留學人員已累計142.67萬人。其中，僅2011年一年中國大陸自費留學者達31.48萬人。

徐州師範大學出國留學生學服務中心丁玉君說：「目前出國留學的群體中大部分有移民的意願，根據我們的統計，大約有30%∼50%左右能夠如願以償。

不過，官員子女自費留學有時頗費周折。金吉列留學公司每月都會接手很多有拒簽史的公務員子女的加拿大留學申請，該公司在官博中寫道：分析這些公務員子女的被拒簽原因，有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就是資金收入做得很糟糕，導致拒簽。資金方面，很多公務員家庭雖然很富有，但賬面收入卻十分微薄。而家庭龐大的存款又和本身工作無法聯繫到一起。這讓使館簽證官對申請者有所顧慮。公務員家庭如何避免此類情況發生？第一，找一家有實力的留學中介辦理業務；第二，對諮詢顧問如實說明財政情況；第三，專業機構和專家幫助客戶重新理清資金脈絡。

一些官員家庭子女留學的資金脈絡，臺盟中央在2004年的全國「兩會」提案—《建立黨政領導幹部直系親屬出國留學定居備案制度》中專門提及，並引述新華社駐倫敦記者黃興偉的調查稱，國內個別黨政領導幹部或國有企業的負責人，通過送子女到英國留學而將在國內的非法收入轉移到子女在英國的賬戶上，有的甚至在英國置辦房產。這些家長大多是市、縣的局級或處級幹部，在國內容易操縱實權，變本加厲地獲取不義之財。否則，很難想像其子女作為一個外國學生在英國讀完本科，能支付起將近100萬元人民幣的總花費。

官員子女留學的同時，部分官員配偶以陪讀、照顧生活起居為名隨之出國。相關駐華使館文化教育代表處數據顯示，僅1998年一年，廣東省赴澳大利亞、紐西蘭的小學生佔全省自費留學生的50%左右，最小的年齡只有5歲。此外廣州教育部門統計，廣州16歲以下的留學生中，有家長陪讀的約佔1/3。這些陪讀的家長又以媽媽為主，多年來已形成一個獨特的陪讀媽媽群體。

上述中紀委人士表示，官員子女在留學過程中或畢業取得綠卡後，往往會在國外結婚，配偶則以照顧小孩的名義留在國外。天長日久，就不再是簡單的陪伴，往往也會入國籍。最後一步就是官員自己出去。

不過在法律界，這類「裸官」應分成積極型和消極型。後者指有些官員當初也並非是有意計畫，記者熟悉的一位遼寧廳級幹部就私下感言，「把女兒送出去讀書，當初是希望到時回來有更好的前途，但現在她留在澳大利亞發展了，自己過兩年退休後估計只好一起過去了。」

隨著與國外交往的增多，包括子女留學在內的一些官員家庭終於發現原來弄一筆錢做投資也可以移民，就像國內投資買戶口一樣，於是購房或投資移民便演化生成。「而在這個時候，監管部門還沒有轉過彎來，也不掌握官員家屬情況，即便是投資移民，官員也完全可以對內宣稱是兒女在外就學。」前述中紀委人士說。

僅靠留學掩蓋並不夠，官員家庭投資移民，還需要中介協力。通常是國外的移民機構承擔了牽線搭橋的作用。一位從事移民行業多年的人士告訴《鳳凰週刊》記者：「這麼多年來，我只聽說過一個正廳級官員的家屬在大陸辦理了移民，大多數官員家屬辦理移民，往往直接赴國外辦理。」

而越是級別高的官員，越有資源和機會來增加移民的保險係數。

2002年夏天，時任貴州省委副書記的黃瑤以西部大開發招商引資的名義，會見了來訪的紐西蘭農業與畜牧業公司代表一行，儘管最終項目並未談成，但數年後，黃瑤的兒子卻加入了紐西蘭國籍。在這其間，黃瑤與該移民公司老總互動頻頻。2009年10月24日，原貴州省第十屆政協主席黃瑤因涉嫌違紀，被中紀委調查。同日夜間，北京一家移民公司的網站維護員工緊急地將黃瑤與該移民公司外籍老總的私人合影從官方網站上刪除。這批被緊急刪除的合影在一年半後，因移民行業內部爾虞，被重新曝出。

在就學移民和投資移民之外，也不斷隱現婚姻移民，以此較快取得綠卡。

2001年，廣東開平支行行長許超凡、余振東和許國俊三人的「裸官」身份和成功出逃，便是通過妻子「嫁給」美國人實現。

此前1994年10月至12月期間，許等三人的妻子通過網際網路同跨國偷渡組織取得聯繫，每人交20萬美元，由偷渡組織為她們物色了3個美籍華人，並辦理了結婚證。5年後，同時「嫁」到美國，取得美國公民資格。之後2001年5月，許等三人在香港與美國公民假結婚，同年10月利用早先獲得的假香港護照申請到了去美國的簽證。

婚姻移民中更多的是官員子女和外籍人士結婚。原溫州市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於2008年借歐洲考察滯留在巴黎未歸，而之前，其女兒同巴黎當地僑領結婚沒多久，妻子則已與其秘密離婚。

神秘的「裸官」數字

2007年1月中央首次大規模對副處級以上官員進行婚姻及家庭涉外情況普查。此後每年年初，領導幹部都要填表報告。儘管所需填寫的內容極為簡單，但這年起，中央總算掌握了一個粗略的幹部家庭涉外規模。

2011年開始，配偶子女均在移居海外的官員需進行新模式填報。各地市、縣多數要求在2011年上半年將報表上交。各省的綜合匯總並上報，給定的期限是到今年底。另據中紀委、中組部信息，對「中管幹部」報告材料，

2011年已作了綜合匯總。

對於「中國有多少‘裸官’」的問題，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在2012年3月對外表示，「恐怕這個統計數字現在還拿不出來」。

到5月底，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有關部門已大致掌握了一個數字，沒有發布的原因，可能是影響不太好。

目前，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數據，或可供管窺。

記者從歐盟獲悉，2001年初，大陸國務院僑辦曾對大陸移民情況做過調查，並在調查過程中同歐盟交流過相關數據。在該次調查中，僑辦統計發現，從1996年到2000年，大陸共有約200萬公民移居歐盟15國。但外交部領事司不認同，認為在這5年間，僅有100多萬公民取得了赴歐移民權。

對這200萬移民，國務院僑辦官員使用了「大陸新移民」一詞。但歐盟官員認為，「大陸新移民」一詞過於寬泛，實質掩蓋模糊了大陸公務員移民情況。荷蘭、法國以及英國分別研究發現，1996年到2000年的大陸赴歐移民中，官員本人的移民比率約2%。這意味著如果即使按照中國外交部領事司統計的總數，5年間也有2萬官員本人移民至歐洲。

而且這個數量較之1995年之前已有相應減少。對此，荷、法、英調查認為，一個原因是學生與商人的概念界定有了微妙變化，這才導致了官員本身移民在數字上的減少。給出的依據是，5年間赴歐的學生大多是大陸東部經濟強勢區域官員的子女，他們的遷移亦意味著官員家庭國籍成分的改變。並依此推斷，在1995年後，移民統計中商人的一部分和學生的絕大部分應該和官員整合在一起。

如果按照這樣的劃分，僅在1996∼2000年間家屬移民至歐洲的「裸官」、「半裸官」數量，便遠遠不止2萬之數。而這僅僅是歐洲範圍內的數字。

對於「裸官」如今之情狀，董必武之女董良翚曾向《鳳凰週刊》記者談起一個例子：「有一天，我乘車出行，司機對我談起家鄉軼聞，說他們縣裡的一個科級幹部，早把女兒送出了國。我很納悶，科級幹部才多少工資，如何能夠負擔得起子女出國的費用？」

裸官分布圖

無從知曉「裸官」在大陸的地理和行業分布情況。不過，自1992年起因腐敗而被曝光的全裸、半裸官員有近30名。這個微小的樣本，呈現較為清晰的特徵。

其中，政府官員型「裸官」近1/3；國企、金融領域的高管型「裸官」達2/3。

高管型「裸官」雖容易通過侵吞、挪用資金來實現移民，但也容易被審計發現。根據國家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的研究，金融系統和國有大中型企業是裸官及潛逃可能性程度高的區域。

相比之下，官員型「裸官」並不易發現，「除非他們（貪腐裸官）認為自己已經暴露或者存在巨大的暴露風險，否則就不會出逃，」地方紀檢幹部楊光說，「出逃本身也有風險，他們最大的希望是平安著陸，退休，淡出人們的視野，悄無聲息地離開。」

如果外逃，須備足一定的外逃資金。在企業只需職務適當即可擁有資金支配權，而政府官員只有到一定級別，才有可能聚斂巨額資財。這反映在「裸官」出逃的年齡分布上，高管型「裸官」大多處於30∼50歲年齡段，如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出逃時年齡為38歲。而官員型「裸官」年齡大多在50歲以上，如，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出逃時年齡為59歲，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出逃時為57歲、漯河市原市委書記程三昌出逃時為61歲。

行政級別上，官員型「裸官」集中在廳局級和省部級。從公開數據看，曝光的廳局級「裸官」主要發生在交通、菸草、鐵路等封閉性領域。

如因腐敗落馬的鐵道部原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據大陸媒體報導，早在2002年，張曙光與其妻王興，便以86萬美元買下了位於美國沃爾納特市皮埃爾街688號的別墅，按照當時匯率折合人民幣，張曙光一口氣付出了近700萬元人民幣。這套別墅並不是張曙光夫婦在美國擁有的第一套房屋，早在1999年，其妻張興即已在美購置了一套34.6萬美元的屋舍；並在那時起，張曙光的妻女已經常居於美國，張的「裸官」身份在鐵道部內部早已幾乎是公開的秘密。

相比之下，省部級「裸官」偏僻之地較多，有貴州省原政協主席黃瑤、陝西省原政協副主席龐家玨、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雲南省原省委書記高嚴。

據大陸《新民週刊》報導，胡長清全家都辦了化名身份證和因私出國的護照，準備一有風吹草動時就出國。2000年胡長清還對移居國外的兒子表示：「總有一天中國會不行的」，「有兩個國籍，將來就有餘地了。」

截至目前全裸或半裸型官員因腐敗曝光的案件有，浙江2起、河南5起、央企3起、福建2起、黑龍江2起、廣東2起、貴州2起、江西1起、陝西1起。

2011年9月，大陸10省市啟動了省級追逃防逃協調機制試點工作。這些省市包括：一是出境重地，如上海、廣東；二是沿海省份，江蘇、浙江、山東、福建；三是陸疆地區，黑龍江、雲南；四是內陸省份，河南、江西。這些省市與已曝光的「裸官」地理高度重合。

10個試點省份中，儘管河南的四周都不搭邊境，但被媒體報導的「裸官」出逃次數卻達5起，超過了其他省份。

其中，河南省服裝進出口公司原總經理董明玉與河南省政府設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長程三昌出逃，都利用了公司的海外業務便利。

而原河南菸草專賣局局長蔣基芳的出逃原因部分歸功於其本身是旅美華僑的親屬，一份官媒還曾稱讚他是生長在上海的僑眷知識份子。2002年4月正在國家菸草專賣局黨校參加廳級幹部培訓的蔣基芳，突然中斷學習返回鄭州，稍作停留後，從上海離境飛赴美國。抵達美國後，蔣分別向國家菸草局和省菸草局發回辭職報告，言稱：「對不起菸草系統，對不起黨」。

河南另外兩起「裸官」外逃有著內在關聯。2002年10月中旬，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石發亮被紀檢部門審查。石發亮案發的半年前，其妻黃玉蓉已經飛抵美國，並握有美國綠卡。石出事後，辦案人員曾爭取黃回國協助調查，但據稱，她回覆：「即使石發亮死了，我都不會回去。」

黃玉蓉原本是原河南省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童言白的副手：副董事長兼黨組副書記。

2003年8月中央下達關於加強出國證照管理的文件，童言白上繳了公務出國護照，但沒有上繳因私出國護照。2004年1月利用不為人注意的節日，原河南省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童言白用私人護照，攜妻子從深圳黃崗口岸出關到達澳大利亞。此前，童言白花費人民幣約700萬元以投資移民的身份獲得了澳大利亞的「綠卡」。而童的女兒大約在2001年已經移民到澳大利亞讀書。

一位公安系統人士透露，陝西、山西兩省雖未列入上述試點10省市，但在這兩個資源大省，工業事故頻發、官員問責多起，亦歷來是盛產「裸官」與「逃官」之地。

陝西最著名的「裸官」便是龐家鈺。正是2008年龐家鈺案宣判後，刺激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周蓬安在一篇網路文章中，將「家屬移居海外，自己在內地做官」的現象，斥之為「裸體做官」。嗣後，帶有負面含義的「裸官」一詞，成為漢語流行語匯。

臺盟的兩次提案

「一家兩制」更是伴隨「一國兩制」而流行於香港內地之間。每天，手持深藍色港澳通行證的人群從深圳羅湖口岸湧入香港，其中一些不乏是來探望移民香港的配偶、子女。

今年初，一名廣東人大代表在廣東省委會議上透露：「廣東某市要提拔一個領導，但一調查，發現她一年內竟然往返香港20多次，原來她的家人都在香港定居。」

這不是官方可以接受的現實。最終，出於種種考慮，這名官員沒有被提拔。隨後，廣東省出臺規定，「配偶子女均已獲得外國國籍或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湖南湘潭也相應跟進。

這是迄今組織對「裸官」作出的最重懲戒。

20年來，隨著「裸官」群體的擴張和間斷性出逃，中共不斷調整著管控模式。

一開始，中共紀律只限於官員個人，無關妻子、兒女。1995年，湖北襄樊市先於全國其他省市開始試點「領導幹部重大事項備案制度」，報告配偶、子女有無海外情況。

該備案制度於1997年1月在全國得以推廣，副處級也包括了進來。但1997年與之出臺的《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重心仍放在對家屬經商的擔憂上。該規定施行到2001年，中紀委統計出參加登記的全國50多萬名幹部，存在配偶、子女個人經商辦企業和在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企業任職情況的有9000多人。經過中紀委核實甄別，有300多名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個人違規經商辦企業。

經中紀委此番清理，一些官員的配偶、子女，開始將謀利陣地轉移到海外。2004年全國「兩會」，臺盟中央提出了治理「裸官」的第一份提案。這份編號為3293的提案，將矛頭指向了「黨政領導幹部和國企廠長經理直系親屬出國留學、定居」問題，建議通過建立申報備案制度，從源頭遏制腐敗。

數月後，經中紀委紀檢監察室推薦，中紀委副書記何勇批示，被認為有一定經驗和基礎的湖北襄樊、山西朔州和北京石油機械廠、國華電力公司四地開展試點。試點2年後，於2006年上升為《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

但2008年突發楊湘洪案，宣示1997年起一直施行的配偶、子女報告規定基本流於形式。浙江省一位負責出國審批的幹部表示，楊湘洪為省管副廳級幹部，其出國訪問審批逐級上報省裡後，本應經過省外事辦公室、省委組織部幹部監督室、組織部分管副部長、分管副省長四道關口審批。但在審批過程中並沒有接到不准楊湘洪出國的禁令，楊湘洪手續齊全沒有理由不批准。造成如此失控的根源，據《檢察日報》廉政週刊主編王治國提供的信息，是楊湘洪沒有向組織報告女兒與外國人結婚的重大涉外事項，外事部門也不知曉此事。

受此衝擊，2009年3月，臺盟繼2004年又向全國政協提出一份《關於建立健全官員滯留他國預警機制的提案》。

兩張新表格

201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商談「裸官」對策。

2011年起，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副處級以上官員，從只需粗粗填寫兩張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一、二）升級到要額外仔細填寫另兩張表（移居情況表、移居情況變動表）。移居情況表中要特別交代移居費用和資金來源；在國（境）外的工作單位及職務。而這些在以前的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中根本不要求。

此外，官員一旦填寫《移居情況表》、《移居情況變動表》，將被納入新的人事任免通道中：如果「裸官」涉及國家秘密，進行崗位調整；選拔考察任用上進行特別考慮、區別對待。

與此同時，從2008年底起，一些地方的官員因私出國證件被集中管理，提升預防係數。在此之前，需要硬性上交組織集中管理的是因公出國證件。如2008年12月江蘇張家港市發文，凡因私出國（境）的領導幹部在回國（境）後10天內，須將所持因私出國（境）證件交市委組織部集中保管。

浙江省更嚴格規定：副科級以上幹部和公檢法所有人員的公私護照、《港澳通行證》等一律交由上級政府保管。這個舉動促使原浙江省永康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朱兵出逃失敗。

「楊湘洪案之後，幾乎所有出國人員的護照都是出境一次審批一次，人一回國護照就被收回。」浙江一位紀委人士說，這打亂了朱兵的逃亡計畫。到2008年底，覺得風頭過去的朱兵便同在美國讀書的女兒洽商好接應事宜。2009年3月朱兵假扮他人到江西上饒辦理《港澳通行證》，結果被發現資料有問題並被當場控制。

2010年，同為「裸官」的四川移動數據部原總經理、中國無線音樂運營中心原總經理李向東亦在出逃途中被捕。

2011年5月23日，在京召開的防止違紀違法國家工作人員外逃工作協調機制聯席會議披露，自2000年底至2011年，檢察機關共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8487名。

由於地方局處級官員「裸體」和出逃率上升，靠中央部委層面的追逃協調已捉襟見肘，2011年9月起，10省市防逃外逃協調機制開始試點。一位紀檢系統官員表示，啟動省級協調機制試點，旨在把小案也抓起來，減少中央的被動。

官員內部的不滿

「裸官」的官方定義，是在2010年確定，被侷限為三種類型：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沒有子女、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

按照這個範圍，配偶、子女只有一方在海外的，或沒有定居的，都不算。這大規模縮減了此前民間流行的「裸官」版本。

沒有人說得清楚：「裸官」多大比例是貪官；多大程度上容易變成「逃官」。在現有官方定義下，「裸官」得到中性化處理和保護。不過這沒能改變民眾的情緒邏輯：「裸官」推動了「裸——貪——逃」三者關係的惡性循環：一方面，配偶、子女出國的消費需求迫使官員腐敗；另一方面，由於沒有後顧之憂，官員腐敗起來更加肆無忌憚。

這樣的情緒似乎不無道理。2012年2月20日，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發布的2012年《法制藍皮書中》收錄了一篇《「裸官」監管調研報告》，該報告特別提到：「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公職人員的正常收入不足以支撐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尤其是在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言下之意，「裸官」與「腐敗」實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繫。

這種近乎等義的聯繫，引發官員群體內部的不滿與反彈。《「裸官」監管調研報告》顯示，38.9%的公職人員認同配偶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對這一問題公眾的認同度為34.2%；46.7%的公職人員認為其子女可以擁有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其中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均超過半數（53.3%、53.4%、51.7%），且官職越高，越認同裸官。

「我是裸官，但裸官有好多種情況，‘一刀切’處理會對很多人不公平，難讓人服氣。」在中共某直屬機構供職的一位處級幹部私下對本刊記者直言。

數年前，該處級幹部為了生兩胎，沒讓本該留學歸國的妻子回來，自己藉助國家公派的機會，在美國生出第二個孩子。之後歸國的他遭受了十幾萬元的處罰，對此他覺得值得。但如今令他想不到的是，妻兒都在國外定居，成了他前途的最大阻力。

廣東雲浮市一位官員今年起也特別惱火。本來配偶、子女在外面他沒覺得什麼，但從2010年起雲浮市建立了對配偶、子女均已出國(境)定居的領導幹部的定期談話制度，每年他得接受上級紀檢監察機關或組織部門負責人的談話。更糟糕的是，人事制度因此而改變，自2012年起，他又沒了機會升任正職，「我被邊緣化了」。

「裸官令」也開始讓子女留學成為官員負擔。今年3月，吉林省長春市一名高三學生向北京一家留學中介公司諮詢中表示，「自己成績不好，很想去新加坡留學。父母都是國家公務員，父親是副廳級幹部，可以支付起每年7萬左右的新加坡留學費用。可是官場很多人想使壞，加之很多送孩子去英、美、加國家留學的人都被查了，因此父母不讓他出國，一定要參加高考。該怎麼辦？」

由於法律對「裸官」並無限制，據媒體報導，廣東在起草《關於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及《關於加強省直機關領導班子建設的意見》過程中，遭到一些官員的反對。主張官員家屬也有一般公民所有的自由遷徙權；「裸官」只是個別腐敗案件暴露出的問題，並不是所有「裸官」都有腐敗問題。配偶出國大多是為了照顧子女，加之以「裸官」之名，是「未審先判」。

2008年10月，一名有大陸官員家庭背景的澳洲留學生意外身亡，引髮網路對其家庭背景的熱議。這刺激了一名悉尼大學留學生的憤怒反擊，「一些那些詛咒我們說我們拿納稅人——也就是你們的錢出國留學的人麻煩看仔細點。我們家在一個地級市，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全在政府機關工作，爺爺奶奶均是離休幹部，爸爸媽媽現在也準備退休，上次國家統一漲工資以前，每個月四個人的工資加起來大概15000元人民幣。辛苦了一輩子的幾個公務員憑什麼就供不起一個留學生？」這個帖子隨後被各大學校論壇和留學機構轉發。

兩難折中

今年全國「兩會」上，圍繞「裸官」出現了一次交鋒。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工商聯副主席宗立成吁稱，「幹部也是人，幹部送子女出國只是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應該得到更多社會關愛和尊重。」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則回應，「出國沒問題，信息應公開」。

將幹部家屬出國事項，是納入家庭隱私領域，還是向社會公開信息？每一個選項都牽動一場爭議。

兩難之下，一條折中之路生成——組織代為監護。

目前，官員填寫《移居情況表》和《移居變動表》這兩張新表後，由本人密封簽名，然後直接上交本級組織部或上級組織部歸檔管理，暫「不需對報告材料進行調查核實」；同時中紀委、中組部要求，各級部門「綜合匯總工作要嚴格保密，相關數據和材料要妥善保管」。

對「裸官」僅存威懾力的一個黨內條規是：領導幹部不如實報告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情況，一經發現，依照有關規定處理。

「一經發現」讓人產生心理博弈。前述留學中介機構透露，一位學生曾這樣向他們求教：「我父親是公務員，如果出國的話他要向上面申報的，我爸怕麻煩不想申報。請問，一定要申報的嗎？不申報可以嗎？不申報的話單位查得出來麼？……」

擔憂或許是多餘。一個客觀現實是，做成「裸官」的，級別往往位居司局廳級，深居淺出，且更換工作崗位和住所較頻繁，各機構信息共享的程度很差。即使是單位內也難清楚其家庭情況。至於親戚，自不會瘋狂到舉報。

即使是舉報，一位地方紀委人士坦言：「備案也僅僅是個備案。如果報了以後不實，也夠不上紀律處分的標準，最多補報一下。總不至於因為一次不報，就給人家紀律處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