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裔作家裘小龍。（網路圖片）
【看中國記者路克綜合編譯報導】美國華裔偵探小說家裘小龍曾師從著名翻譯家卞之琳先生，他於1980年代留學美國，是迄今唯一入圍愛倫·坡獎、獲安東尼大獎的華裔作家。
美國《洛杉磯時報》稱讚裘小龍「逼真地展示了中國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也有人批評他的推理小說是在「雲雨上海」，認為他所構建的中國還停留在1980年代末，一個住房靠單位解決、憑「國營牌價」優惠購買大閘蟹的時代，放在華文閱讀領域，題材和視野未免陳舊，人物形象也不鮮明。現在裘小龍要將陳超偵探系列以一年一本的速度推出，這部《紅旗袍》裡的上海和中國也將加速發展變化，逼近「1990年代末期」。
在一次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裘小龍被問到《紅旗袍》的靈感來源是什麼？怎麼想到創作一個因為文革時期的童年遭遇而心理變態殺人的人？
裘小龍說《紅旗袍》最早的創作衝動來自一張名為《媽媽，到那邊去》的攝影作品。照片中一個孩子拉著一位身穿旗袍年輕媽媽的手，歡笑著要奔向充滿陽光的遠方。我當時的年紀與這個孩子差不多，我母親年輕時也愛穿旗袍，而在文革中，旗袍成了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象徵（王光美挨批鬥時就特意被穿上了旗袍，橫遭羞辱）。
照片中的細節，在童年的邏輯裡，不難讓我去想像這母子倆在文革會有什麼樣可怕的遭遇。這自然只是一閃而過的念頭，卻依然會時不時在腦海中重新浮起。許多年過去了，我已身居國外，有一次回上海，在茂名路附近看到好幾家時髦的旗袍店，歷史真是充滿了黑色幽默。我又想起，文革早過去了，但那孩子童年所遭受的心理創傷，在今天會留下怎樣的陰影？自然，還有他母親——她能倖存下來嗎？於是，我開始寫《紅旗袍》。
就這本書而言，也許更合適的提法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甚至當代中國——的災難性後果和影響。所有這一切我們不能一味「向前看」而迴避，也應該去反思在什麼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下會產生這樣的悲劇，去反思今天這樣的歷史、社會條件是否已有了根本改變。
裘小龍最近幾年經常回國，也常與年輕的朋友們談起文革的悲劇，他們或是壓根兒不知道，或是漠不關心，彷彿文革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不能忘記歷史的重要性，正是要讓這樣的歷史不再在當代中國重演。
美聯社6月16日發表了一篇對他的採訪文章。在該文中裘小龍表示，中共官方仍然限制著所有創作領域，一個作家必須小心其小說創作中加入了多少剛剛發生的歷史。即便對於出生於上海，現僑居美國的裘小龍說也是如此。
裘小龍出版的7本神秘小說系列通常都能找到現實生活中腐敗、政治欺騙與謀殺事件的原型。他少年時代經歷過文革，因為患有支氣管炎，讓他免於被送到農村接受「再教育」。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的軍隊碾碎了天安門民主運動，那時他正在美國聖路易斯留學，他決定不回國。
裘小龍與薄熙來還有一面之緣，在1970年代末時，他們都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裘說，薄熙來曾向他借過他最心愛的乒乓球拍，但從未歸還。
「寫中國題材文章的一個好處就是你不用擔心沒有創作靈感，因為當今中國每天都發生著好多故事」，裘說道。在談到薄熙來案時，裘小龍說他不再為找不回他的乒乓球拍而耿耿於懷，但是薄熙來作為重慶黨委書記時的執政方式讓他感到不安，薄熙來大搞唱紅歌，這讓他想到了當年的文革。「唱紅歌讓人感到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性」，裘說道。
他的「陳超」偵探系列的創作始於2000年，第一部書名為「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在這本書中他描寫針對一個身為勞動模範的年輕女子之死牽扯出中共高官的故事。
裘小龍說，儘管他的書在中國也有出售，但是這類經典的推理小說相較於殭屍類小說還是一個異數。通常寫殭屍類小說比較安全，因為在這類小說中警察與黨員通常都是永遠正確的。
「關鍵不是誰是真凶。在中國犯罪小說中，你知道是誰。」他說，「很多人知道誰是壞人，但是你又能拿他們怎麼樣呢？」
裘說他希望「重慶陰謀」有一天也會出現在他的故事中。「我或許會將故事的背景與細節調整一下。我還想回到中國啊。」
裘小龍目前定居在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市，他的妻子是兼職會計師，女兒剛從大學畢業。他認為自己海外局外人的生活有一種優勢，如果回到上海將會被捲入買房、炒股的文化中。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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