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五十五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六月十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這次會議由香港五七學社、香港法國文化中心、香港城市大學聯合主辦,與會者近百人,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有香港的,有日本、美國、澳洲、紐西蘭的右派和右派後代,以及研究學者。香港五七學社成立於二零零七年,即整風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之際。主要成員是居住在香港的當年右派份子、右派二代,甚至三代,以及研究學者。五七學社是鬆散的學術團體,大約有二十人,其中一半當年是右派。
五七學社總幹事武宜三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這個會其實應該在北京、上海或者廣州舉辦,應由中央統戰部或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來主辦,把全中國健在的右派一代老人、右派二代、右派三代的代表都請來。但現在卻沒這麽做。」
武宜三認為,當下有一個錯誤概念必須糾正,即「右派已經平反」,很多右派份子本人也常常這麽說:「我平反了。」其實,右派份子只是被「糾正」、被「改正」,被「糾正」、「改正」的意思,是說你本來不是右派,錯劃了,現在讓你恢復當年待遇、級別,如果曾經是黨員、團員,被開除了的,現在恢復你黨員、團員的資格,但沒有賠償。你一九五七年時是科員、工資六十元人民幣,一九七九年改正了,你還是科員,你的工資還是六十元,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被扣掉的二十多年工資,就沒有補發給你。
當年右派、香港五七學社高級研究員陳愉林接受採訪時說,為了催生和發展中國民主政制,執政者本應進一步對右派份子徹底平反、公開道歉、作出經濟賠償或撫恤,給予公正的評價和宣揚。可是,執政者卻迴避,把反右運動列為禁區,甚至繼續打擊和迫害敢於要求徹底平反的倖存者及其後代。
至於右派要求國家賠償,被一些人視為「不可能」和「不現實」。其實,國家賠償並非沒有可行性。早在一九八二年,習仲勳、彭真和聶榮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設立中央、地方二級「文革賠償基金」,對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進行賠償。賠償金分為三檔:五萬元、二萬元、五千元。基金從兩個方面調撥:國家災難特撥款、地方政府稅收款和中央、省級組織部的黨費;「政治上平反後,必須從經濟上作出賠償,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終結」。
習仲勳等人的提議,得到陳雲、徐向前的表態支持。但該提議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被否決,理由是:對文革的政治結論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經濟賠償,這筆費用預估為一百二十億至一百四十億元,國家很難承受,文革後對三十八萬被定性為敵我矛盾的幹部,平反後補發工資、福利已達四十二億四千萬元。由此可見,國家賠償並非「天方夜譚」,而有現成的先例與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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