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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子】道德是民主的底子

 2012-05-15 13:09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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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華五帝時期帝王修道,帝位有德世襲,缺德讓賢;到東周戰爭勝利靠兵不厭詐。東漢太平道興妖謀權。魏晉玄學衰微後道家吸納佛教。儒家孔子傳出君子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士大夫修養,孟子傳出民貴君輕的仁政思想和不淫不移不屈的匹夫品格。禮教的仁義道德有《周易》64卦386條義理,沒有佛教「戒定慧」簡易可行。儒學在兩宋成了「格物致知」的履行式倫理學。清朝洋務運動埋下科學教、民主教的種子。民國的自卑儒生太多,把實證技術和民選方式當成了宗教信仰,與儒家的「禮法刑律」心法治國的正統背道而馳,從1916年到2012年,僅僅97年年,禮儀之邦的人就坐著叉開腿、看電視摳腳丫、叼煙像流氓。道德是一切的底子,包括民主的。民主制是階段性的,是共和制的退化階段,再退就是寡頭假貴族制與僭主真獨裁製。

中華傳統文化根基是道家修煉,黃帝、顓瑣、帝嚳、堯舜五帝時期是帝王修道,帝位有德世襲,缺德讓賢;夏、商、週三代時期帝王以神功作戰,到東周就幾乎無功能,靠兵不厭詐的智術謀取勝利。東周以後直到清朝,道家修煉轉入士階層,儒、墨、法、兵、農、陰陽等春秋戰國百家諸子,都屬於廣義的道家。法家的法治強兵精神和墨家的兼愛非攻精神後來去了羅馬。儒、兵、農、陰陽家一直在中國承傳。雜家是學問集合,非修煉。諸子百家還有一個史家很少提及,這一家為記下真實事件不懼殺頭、閹割,到三國陳壽後也逐漸失去修煉。

可以說,中國文化的主根就是由炎黃而老莊的道家,由帝王而庶民,甚至奴隸(例如夏朝末年的伊尹),都有修煉的,衍生出各種職業,一開始都是明勞作、暗修煉,所謂中隱隱於市,比如工匠墨子,木匠魯班等。東漢醫家術士張角弄出太平道謀取政權,就走上邪道,史家稱妖。道術興妖謀權,是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東漢的事。玄學衰微後道家吸納佛教。

儒家是三代道家(修三易──連山、歸藏、乾坤)衰微後,孔子傳出君子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士大夫修養,孟子傳出「民貴君輕」的仁政思想和「不淫不移不屈」的匹夫品格。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簡易的仁義道德。仁,是以長待幼的一顆憐愛心,落實在行動上就是不容辭讓的義(即當仁不讓),二者共同的基石是道家真人修煉,從直言不諱、以直報怨做起,因求真而方正不阿,在厚德載物的寬容德行中得道成真人,無洞天成游神。

跟儒家《周易》64卦386條義理(包括「群龍無首」和「亢龍有悔」)相比,佛教修善之「戒定慧」的法門則簡易可行的多,如來佛信仰就這樣逐漸被儒家、道家(通過魏晉儒家)包容。這也充分體現出中國由道家而儒家的「忍」的品格及陰柔氣質。這種由內而外、威而不露、剛柔相濟的精神是西來佛教(包括有印度教因素的密宗)、基督教沒有的。看書寫格式,西方是橫寫,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一路足球似的進攻,贏球笑輸球哭;中國則是豎寫,由右而左,由上而下,講究的是陰陽平衡的男女、等級的仁義倫常與共和理性。

更簡單地說:中華傳統一個字概括為《易經》之「易」,上「日」下「月」的天體運轉之道;兩個字概括就成了《道德經》五千言的「道德」,道生德,德行道。三個字概括就是以「三才」為名的由下而上的「地、人、天」三道,人道居中謂之中庸。中庸之道在孔孟那裡還是正經的修煉,隱蔽著在修,到了荀子摻進老莊道家的學問,就成儒學了。儒學在漢武帝之後成了國學,習儒的史家班固似乎還有修道的影子,兩宋儒學基本上是「格物致知」的倫理履行學,明朝王陽明以儒家心學「致良知」略帶了一些修煉(在清朝為曾國藩承傳)。

而中國也正是從曾國藩湘淮兩軍辦洋務起開始有了西方的子彈、炮彈式槍炮製造業,開始有了鋼鐵製造的船艦。清朝由此贏了洪秀全,卻埋下了民國以「科學」和「民主」為主義(即無神論者的科學教、民主教)的種子,自卑由「器物不如人」一路潰敗到啥都不如人。這就是中國文化內部一直有的一種否定傳統的傳統,例如儒生李斯否定儒學而投入法家。

由於戰國就有了這種自卑儒生的邪統,所以當魯迅1918年一聲「禮教吃人」的瘋子狂叫,就把1905年廢除科舉制之後儒生中忍耐力差的人叫得心顫喉痒,沒忍住的人就跟著喊了,尤其商家、官家溺愛的女兒,如許廣平之類喊得歡。這就是中國現代民主的老鼠屎。

儒道互摻,到宋明時期成了純粹的學問之後,問題就嚴重了:科舉答卷似的考試就越來越重要了,道德品行倒變成次要的了,《紹興師爺》中德才皆不如方敬齋的董瑞卻因為世故圓滑官升至一品,才高八斗、直言不諱的方做七品縣令都舉步艱難。也就是說,曾國藩之後晚清確實唯有「以權力遏制權力」的立憲政治的窄路可走了。

儒家以禮為法、刑律輔助的心法治國之路是一條寬路,從周公制禮奠基到孔子講仁潤滑,這條儒家路走了足足3000年,除15年的秦朝之外,由周而清,國家無論分裂還是統一,地區無論南北,只要是漢族或者被漢化的民族(例如鮮卑、滿族),都是禮法刑律的治國路。以禮法刑律治國,確實難免壞人當道。壞官當道換個皇帝就拿下,壞君當道暴動政變都可拿。

這就是中國從周朝到清朝的路,在禮法刑律上,中國似乎步步佔先,即使文字所載的共和也在西周國人暴動後就出現了。這說起來讓我這個曾經的全盤西化者鬧心,卻只能面對。

而中國的憲政路從清朝1907年宣布預備立憲算起,到今年也才105年,臺灣由於有日本50年管制,避過了害人的新文化運動,有儒家道德倫理的底子,故而由蔣經國終結黨禁。而新文化運動在大陸鼓吹缺德,從1915年底到今年底還不足100年,人就沒有禮教的憐憫、羞恥、辭讓、是非的心法約束了,成了我曾經在小說中所說以樓廈為叢林的新原始人:看電視摳腳丫。當年跑到延安去的趙樹理、賀敬之、丁玲、江清等,我猜想就屬於這類現代文人,如果還不夠現代,就要在運動中改造成這種黨要的現代化文人,改造不了的就囚禁或處死。

就是這樣的一批對傳統極具破壞性的文人,掌管著延安時期、山寨國初期、大文革時期的宣傳,這些男女的嫉妒心極強、言行粗俗(或以粗俗為革命徹底),坐著叉開腿,叼煙像流氓,全無在英國創建立憲君主制、在美國創建共和民主制的新教徒的公民道德,鬥輸了就甘當奴婢,例如丁玲、江清。簡而言之,道德是宗教、哲學、政治等一切的底子,包括民主的。所以,我曾經撰文《呼民主不如喚道德》,大意是:有公民道德的人到定數就民主了。

而中共極權專制的逆淘汰機制下,無惡不作的流氓只要在黨中央有三分之一,在政治局有一個,跟蘇俄布爾什維克(聯共)一樣,形成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寡頭制,全民就會成為政治運動員,沒有起碼的職業道德和家庭倫理。這種寡頭制再壞下去就是斯大林、毛澤東獨裁的僭主制。民主制的現代形式基本就是立憲君主制和共和民主制兩類,其它都是變形。依照政治學始祖亞里士多德的論述,民主制是階段性的不是歷史性的,是共和制的退化。這已被西方從希臘城邦制、羅馬共和制及文藝復興運動與中國辛亥革命後的世界歷史所證實。

用現代人的話來表述亞里士多德的意思:民主制不是個好東西,但相比最壞的僭主真獨裁、次壞的寡頭假貴族制卻最好,多數公民已缺德,被私利操控,再壞就是寡頭制與僭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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