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十三年前訪談（一）
*4月6日76歲的方勵之教授在美國家中猝然逝世*
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原中國科學技大學副校長，中國當代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教授方勵之先生，於2012年4月6日在美國家中猝然去世，享年76歲。
*方勵之的一生：研究科學，倡導民主*
方勵之1936年生於北京，12歲加入中共地下外圍組織，當時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方勵之先生經歷了中國當代幾次政治運動，一生經歷坎坷。
1987年春，他在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當時中共的決策者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
1988年秋，方勵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
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週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
由於他在1989年民運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李淑嫻支持學生訴求，「六四」的第二天與妻子避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6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他們在使館滯留一年後，乘美國軍用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到美國。
方勵之先生赴美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教授，方向為天體物理學與宇宙學，直到逝世前仍處於學術活躍狀態，每年皆有若干學術論文發表。2010年，因他在宇宙學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學方面的重要工作，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他曾在美國擔任‘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
*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十三年前訪談*
13年前的1999年4月，方勵之夫婦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為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這一節目上、下兩集。
先請聽第一集。方勵之先生從他自己的早年經歷談起。
*方勵之：少年時入讀北京四中，對無線電、旅行有興趣*
方勵之：「我的父親在鐵路上做事，是個職員。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小學、中學、大學都在北京。唸書時是中國戰亂時期，‘抗戰’，或是‘解放戰爭’。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相對而言相當平穩。從四、五歲開始上學，直到大學畢業。」
方勵之中學在北京四中就讀，這是一所非常好的中學。他說「老師們大都畢業於清華北大，講課揮灑自如，學生受益匪淺。」
方勵之：「他們講課、思考問題不是侷限於書本上，我受益不少。
我從小比較有興趣做收音機。抗戰勝利，我還不到十歲，美軍和日軍在北京賣很多破舊的無線電零件，我經常去買，自己裝收音機。在四中上學，母親給我點錢，讓我自己出去買東西吃。有時候這錢也不吃飯用，就去買零件。我覺得這對我後來慢慢走上物理，大概是很有影響。
我父母是杭州人，父親念過大學，到現在還有印像他的一句話是‘一個人要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很鼓勵我們到處去走。我和我哥哥暑假坐上火車就走，因為父親在鐵路上做事，坐火車不要錢。十一、二歲時到處去跑，對我打開眼界很有幫助。那時很多家庭不讓這麼小的小孩出去。我十歲進中學，十六歲進大學。」
*方勵之：在校看到警察打學生，12歲加入中共地下外圍組織，*
方勵之說：「在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前，我已加入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是初中時。」
主持人：「那時您多大年紀？」
方勵之：「十二歲。是內戰時期，四中是學生運動在中學裡的一個中心。有一次，北京‘5.22’事件，原來是‘5.20’學生到南京中央政府請願被打。這些學生有的到北京來講這情況，在四中講。何魯麗的父親叫何思源，是市長，派警察把四中包圍，衝進校園。警察衝進禮堂，揪出一些學生痛打，打得頭破血流，我看到了。這時我比較親近進步學生，他們介紹我加入他們的組織。解放前夕，看到很多解放區出版物。」
主持人：「您那時參加的共產黨外圍組織名稱是什麼？」
方勵之：「是‘中國民主青年聯盟’。1949年 ‘民聯’ （簡稱）的成員都轉成‘青年團’。我是最早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1949年5月第一次成立大會，我參加了，當時13歲。」
*方勵之：1952年進北大學科學，1955年入共產黨爭民主*
方勵之：「1952年考進北京大學，到了大學，1955年我參加共產黨。高一到高二，我最有興趣的是物理，到高三時，我自己學的物理，比學校教的多得多，所以我就報的北大物理系，也就考上了。
那時對共產黨很信任，進步學生都是爭取民主，爭取言論自由，學科學當然也是要民主自由，沒有感覺到這裡面有什麼是兩回事。對北大印象最深是民主和科學，這個精神非常非常清楚，這一影響終生受益。
大學上了四年。1953年朝鮮停戰，一直到我們1956年畢業，沒有什麼大運動，除了一個「肅反」。那段時間對我來說，也是個黃金時期。
我原來的興趣是理論物理，後來因為中國要發展核武器，最後一年專業方向不是理論物理，而是學的原子核物理，畢業後立即就分到研究所。」
*方勵之：動盪開始 ；「同案」李淑嫻：自幼動盪*
方勵之被分到核反應爐研究所，他說「剛剛工作一年，就開始動盪」。
方勵之：「中國開始動盪，我自己的生活也開始動盪。研究，五七年‘反右’我被捲入，和李淑嫻當時被捲進同一個案子。」
李淑嫻說：「是同案犯。」
方勵之：「我們同班。1952年大學同班，而且同一個小班。」
李淑嫻說：「我的家庭和他不太一樣，從小生活比較動盪。因為父親學醫，同濟大學畢業，學校要把他送到德國留學，後來戰爭（二次大戰）爆發，他很愛國，不給德國人幹事情。他當時地位很好，在寶隆醫院，也就是赴德留學生的先修班。當時他放棄這個職位，參加了救死扶傷。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抗戰，他隨醫院開到前線救死扶傷。父親（在事故中）突然死掉，母親非常年輕，就依附在我伯父附近，租了一間房子。
伯父在自由煉鋼廠做總務工作，我就以這個身份進了子弟小學。自由煉鋼廠當時收羅了很多從國外回來的、很有知識的人，所以整個小學受的教育非常好。
母親從小就教育我們‘要做一個有能力的人，要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女孩子並不比男孩子弱’。所以儘管非常艱難，有時要變賣父親的東西，變賣母親看著非常珍貴的東西，讓我們上學。」
*李淑嫻：考進同濟中學——上海民主小堡壘，參加「讀書會」迎解放*
李淑嫻：「我初中畢業時，和姐姐拿著小包到上海考學校。因為母親最大的願望就是讓我們孩子裡至少有一個要繼承爸爸的事業，要學醫，所以還要找到同濟大學去。
我考取了同濟大學附中，即同濟中學，是上海唯一一個獨立的中學。它有助學金，考進去就可以不交錢，吃飯也不交錢。同濟中學還是上海有名的民主小堡壘，非常受同濟大學影響，很多學生運動都捲進去了。
全校初高中同學裡我最小，大家都很愛護我，而且我很窮。進步同學對我非常好，當時我不知道，後來知道他們都是地下黨員。我當時也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圍的‘讀書會’。同濟中學有很多公開活動，例如可以公開唱‘我們的隊伍來了’，等於是迎接解放。
（李淑嫻唱）
「我們的隊伍來了，
我們的隊伍來了，
浩浩蕩蕩飲馬長江，
我們的隊伍來了。
排江蹈海勇敢向前進，
不管你的長江寬又深，
不怕你的刀槍密如林，
我們的隊伍要衝破波浪橫掃千里…」
李淑嫻：「很明確就是要過長江了。也唱‘山那邊呀好地方’，其實就是唱解放區。自己無形中就非常接近一些進步同學，而且對當時揭露出來的國民黨的貪污、金圓券事件，都非常氣憤。
解放時我那麼小，而且在上海孤身一人，就住在一個現在知道是地下黨人的家裡。直到看見解放軍進城，我非常激動。半夜裡我們光著腳丫，知道5月25日解放軍進城了，就出去迎接。解放軍全是在大雨裡睡在路上，沒有驚擾老百姓，我當時很感動。」
*李淑嫻：第一批入「青年團，在北大比方勵之早半年入共產黨*
李淑嫻：所以我也是成立青年團時第一批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因為我母親也一直希望我能夠念同濟大學繼承父親的事業，只是由於女孩子好強，完全是為了賭氣，覺得‘我一定要學一個最難的專業’。人家說物理最難，我報物理，也以很高的分考進北大了。
我跟方勵之同年進入北大，正好分在同一個小班。到北大以後，我覺得整個人生就開放了，因為北大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上課也跟別的學校不一樣。課堂討論不管是物理或者政治，都可以舉手，自己講話。我思想裡非常深刻的一點就是要作一個獨立的人，要有獨立的見解、獨立的思想。我就認為自己所追求的和共產黨是一致的，這個現在看來是一種誤解。後來我就參加黨了，比方勵之早半年，我1954年參加共產黨。」
*李淑嫻：從「模範學生」、「三好學生」到被打成「右派」*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學同學的方勵之和李淑嫻，都是當時鳳毛麟角的學生黨員。他們不但學習好，而且熱心政治活動。李淑嫻被選為分團委副書記、北京市「模範大學生」。自從北京大學評選「三好學生」，方勵之和李淑嫻在校年年當選。
李淑嫻說：「可是我們覺得並不高興，覺得現在教育裡邊有問題。把人培養得比較馴服，特別強調要聽黨的話。我們並沒有認為自己的利益和黨有什麼衝突，可是覺得這個口號不對，應該要有獨立思考。所以在1955年的團代會裡面我們幾個人事先準備好，由方勵之出面提出‘到底要把我們培養成什麽樣的人？’我們覺得是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比我們年長的一些黨員受了批判我們並不知道。
‘反右’的時候，方勵之已經不在北大，我還在北大。我當時被抽調出來作蘇聯專家的翻譯。‘反右’的時候北大有那麽多大字報，我就有很共鳴。
當時我和方勵之已經有了朋友關係。五十年代的朋友關係也就是星期六一塊兒多說說話，或者看看電影。他星期六來找我，另外一個黨員就來找我倆，說要給黨中央寫封信，說現在北大氣氛有點緊張。因為當時大字報扑天蓋地，上臺演講、辯論會都是自發的；各種各樣民辦刊物……‘右派’後來被處死的林昭，大家也慢慢就知道了，都在北大。遍地都是辯論場，遍地都是說話的廣場。當時我們預備給黨中央寫封信，說‘現在同學們這些意見大部分都是好的，儘管有些可能有些偏激，可是下層幹部，我們覺得有不對的氣氛，他們組織一些人，完全毫無道理的批判（提意見的同學）……’方勵之也在，我們都同意寫，還沒有寫，主要是那位黨員，他比我們年長，他做了一個提綱，我們表示同意，信並沒寫成，我和這位黨員都被打成‘右派’了。」
*李淑嫻：聽方勵之勸告向黨說真話，定案材料主要是強調獨立思考*
李淑嫻：「方勵之因為在物理所，他參加活動比較少，而且北大整人更厲害。我們是‘同案犯’，他逃出一劫，沒被打成右派。
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非常天真，我的一些想法只對方勵之說過，跟其他任何人沒說過，我為什麼要去坦白？
他說‘你不跟黨說跟誰說？我們參加黨並不是為了功利，是把一生交給黨的事業。假使你對這個黨已經不能說真話了，你維持作一個黨員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他完全說服了我。有些私房話，比如我對黨有些懷疑，我有親屬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受我爸爸的鼓勵直接去了延安，把自己整個青春都交給了共產黨。既沒有個人幸福，也沒有個人前途，個人和家庭都是很悲慘的。對這些問題，我有些看法。
我聽了方勵之的話，就全部都交代了，等於是送上去的右派。定案材料裡最主要的就是我強調獨立思考。」
*李淑嫻：方勵之也被開除出黨，李淑嫻背著一簍核桃去看他*
李淑嫻說，她和方勵之關係的發展，是在她被打成右派之後。本來已經作了蘇聯專家翻譯的李淑嫻，順理成章將會被派往蘇聯留學，這是當時特別為人所羨慕的。可是因為被打成‘右派’，李淑嫻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一切。那時候方勵之被下放到河北讚皇縣勞動。
李淑嫻：「當時北大很多（男女朋友）一個被打成‘右派’，另一個沒成‘右派’，或者兩個都成‘右派’的，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都離散了。當我被打成‘右派’以後，我用最快的方式把方勵之從讚皇找回來，我們談了三天三夜。當時我就覺得‘我不願意因為我的事情影響你一輩子’，我也想得很清楚，假如我們還維持這個關係，哪怕是一輩子，任何時候如果他想起來，這一輩子的前途就是因為我而喪失的，那麽我們的婚姻，我們的以後也沒有幸福。我們就分手，可是也說得很清楚，我們並不是彼此忘了，是埋在心裏。
我一直送他上火車，我們這樣分手，是把愛情埋在心裏。我覺得在北大已經呆不下去了，北大是我非常心愛的地方，我青春的成長就在這裡，這裡一草一木我都熟悉。這個環境對我太刺激，我就主動要求下鄉。
跟方勵之的關係呢，我們分手後誰也沒有把誰忘記。後來他突然來了一封信，告訴我他也被開除出黨了。我就從農村……記得我穿了一件有大襟的衣服，完全像個鄉下姑娘，背著一大背簍核桃，因為齋堂是產核桃的地方，我從火車站（下車）背著一簍核桃來看他。」
*方勵之：不到二十歲戀愛，從嚮往自由到雙雙被開除黨籍、下放*
方勵之：「我跟她的關係一直沒有斷，偶爾我知道她還去看我母親，所以她一來，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當然是很高興的事情。我們是從大學就開始好，幾乎是從大學二年級就開始好，還不到二十歲。」
李淑嫻和方勵之先後被開除中共黨籍。方勵之被開除黨籍時，回想起自己12歲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政治生命的起點。
方勵之：「政治生命那時從一開始的選擇，就是傾向共產黨，我很信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裡面就提倡‘四大自由’，跟自己的思想很合拍，便成了一種本能的信任。」
方勵之說，他還記得少年時代在日本侵華時，他悄悄學會唱共產黨抗日歌曲，一顆年輕的心嚮往著自由。
（方勵之唱）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被開除黨藉以後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方勵之，在下放勞動中，過著他早年完全料想不到的生活。
方勵之：「開除黨籍時，我正好在鄉下，河北省讚皇縣，很苦的太行山的地方。到那個地方，什麽都做。冬天三九打井，脫光了身子下到七、八米以下，其它像放豬、趕牛車……什麼都做過。」
*李淑嫻：結婚好像是找一個靈魂的庇護所，1961年結婚。」
後來，方勵之和李淑嫻先後獲准離開下放的地方回到北京。由於被開除黨籍，方勵之在科技大學不受信任，不能繼續從事原來的核物理研究，於是轉而研究激光。李淑嫻回到北大以後，也不能從事教學工作，被安排在校內工廠，和工人們一起勞動。
早在大學二年級還不滿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要好的方勵之和李淑嫻，一直以學業事業為重，並不想早早結婚。哪料到後來人生道路出現這麼重大的轉折。政治運動的衝擊，考驗了他們的愛情。愛情又在政治運動的淒風苦雨中，給了他們最大的精神安慰。
李淑嫻：「我自己覺得結婚好像是找一個靈魂的庇護所。1961年結婚的。」
*方勵之：1957年被打斷，仍不放棄科研，要幹出點事來*
方勵之：「我們結婚以後一段時期，生活跟學生一樣，每天晚上我們都到圖書館去，因為我們在大學的時候一樣，每天晚上都到北京大學大圖書館。她在樓上，我在樓下，分開的。因為我覺得兩個朋友不能在一塊兒唸書，相互干擾。但是念完書是一塊兒走回來。
結了婚我們還是一塊兒去唸書。你念你的半導體，我做我的理論物理方面的東西，兩年以後有了小孩以後，才開始有點變化。無論如何我們要幹出點事情來，這個夙願儘管1957年被打斷，但是並沒有放棄。」
李淑嫻：「不管外面怎麼樣，我有一個幸福的家，有一個理解我的人。」
愛情和家庭給了方勵之夫婦極大的精神安慰，他們在人生的逆境中相互扶持而行。方勵之被迫放棄原來專業以後，又成為中國最早研究激光發表這方面論文最多的年輕科學家之一。
方勵之：「雖然仍有很多政治上的壓抑，但是終歸學術上開始做出東西來了。但是好景不長，到文化大革命就整個打散了，不但不能做研究，而且不能在北京。科技大學整個被趕到合肥去了。 那段時間完全是勞動，不但干農活，還到煤礦去挖了半年煤；光著膀子拉一個板車，也在街上跑……這種勞動我們都會，前後好幾年。後來我們還修鐵路，京原（北京-太原）鐵路，房山縣周口店那一段有幾個隧道就是我們去挖的。」
*家被衝散：十八年兩地分居的夫婦、多年三地分居的家庭*
文革開始後，一連五年大學不上課，教授們被發配到窮鄉僻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有的則是整個學校遷移，許許多多家庭被拆散。方勵之和李淑嫻這對患難夫妻，開始了長達十八年的兩地分居。
李淑嫻：「我是一九六九年到江西鯉魚州的。」
方勵之：「我是一九七零年到安徽。我們從六九年家就散了，被衝散了。我們的小孩跟著我母親在北京。」
李淑嫻：「‘反右’的時候，一般的‘右派’想，既然黨說我錯了，大概我就是錯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揭發了那麼多事情，我就豁然開朗，原來我是受騙，共產黨原來是這麽一回事，我不再苦惱。所以當時讓大家報名到江西去，我就是不報名。後來就點名說‘李淑嫻你應該報名’。我說‘你們既然讓我去，我可以去，我服從，可是我並不是自願。
因為我的孩子剛剛生了沒多久。小的只有不到一歲。我知道北大、清華去的地方是血吸蟲重疫區。我到那兒如果得了血吸蟲病，一個人死在那兒就罷了，孩子不能去。我就把兩個孩子交給了奶奶。我們這個家四口人，兩個兒子、我們夫婦倆那時候就分開了，整整十八年。」
*李淑嫻：一年僅12天探親假，超體力勞動，惡劣環境中得了肺結核*
方勵之：「後面還好一點，開始的時候，一年只有十二天探親假，可以相聚一下，這樣過了好多年。」
李淑嫻：「我在鯉魚州得了肺結核。因為潮濕、超體力的勞動，背水泥、要爬大堤，大堤很高。鯉魚州是血吸蟲區，不許說。知識份子都知道，這是血吸蟲重疫區。只要你說，就是擾亂軍心。夏天熱到（攝氏）四十一、二度，汗水把衣服全浸濕了，變成鹽鹵一樣滴下來。
老鄉都奇怪，說‘你們這些女同志大概是不會生孩子的，我們這裡的女人都不能那麼勞動的’。我在那裡得了很重的肺病回來。」
*方勵之：一年12天夫妻相聚，苦中作樂游黃山，不可忘的一次*
1971年北京大學教工全部從江西鯉魚州撤出，李淑嫻才得以回到北京、回到孩子們身旁。一家四口人，從分居三地，變為分居兩地。方勵之、李淑嫻夫婦講起在那個年代，他們如何在一年僅有的十二天團聚時間裏苦中作樂。
方勵之：「她講了很多那時候的艱苦。不過我們有的時候也苦中作樂。有一次我們用這十二天探親假，她從江西到杭州，我從合肥到杭州相聚。然後就去爬黃山。那時候，全國極少有人，特別是在那種情況下，兩個‘反動分子’去玩黃山，照了很多相，是不可忘的一次。」
李淑嫻：「假如說有什麼特別的話，就是始終精神沒有倒。我們倆精神的相依，精神的振奮，把人生看得非常開闊。這大概是我們能夠經歷那麼多苦難，始終精神非常好的一個緣故。」
*方勵之：在黑暗的礦井中想天上的事，轉而研究天體物理和宇宙學*
更具有傳奇色彩的是，在文革完全不能從事科學研究的情況下，方勵之在黑暗的礦井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浩渺的宇宙。
方勵之：「後來是在煤礦裡勞動，每天下到幾百公尺深的煤井，黑乎乎，根本誰也看不見誰，除了頭頂上有盞礦燈。
實在沒意思，就想天上的事情，來正好平衡一下。從礦井出來以後，我就開始轉到廣義相對論研究，轉到天體物理和宇宙學的研究。
我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可以說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是我一九七二年發表的，現在看來是很淺的，但是在那種環境下做的。
我們的追求一直沒有放棄，儘管在礦井裡、在修隧道……對自己想追求的沒有忘，儘管沒有多少時間。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國外有人引用，這在當時國內還很少。我記得，第一次讓人高興的是英國的《自然》（Nature）雜誌，有一段評論我們的工作。從那以後，我的研究基本恢復。」
*方勵之：研究宇宙學受批判，科學工作者不能容忍意識形態的不自洽*
方勵之：「我在一九七二年發表第一篇宇宙學論文，發表在物理的學術雜誌上。很快受到‘四人幫’組織的《文匯報》的批判。因為宇宙學在中國一直是被禁止的學科，像蘇聯一樣，認為研究宇宙學是唯心主義的。但好就好在當時（科技大學）學校的一些領導，像劉達，他不管，說‘就做你的，理他那些幹什麼’，慢慢形成一個小組。
我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的分裂，是從理性……就是上學的時候，說馬克思主義和黨性、科學性是一致的。這個問題我不明白，黨性就是說我跟哪一派，科學性應當是客觀的。說這兩個是一致，記得課堂討論時我說，我不明白這事情，那兒就有個疙瘩裡面。
共產黨經常講立場、觀點、方法。‘觀點’、‘方法’容易理解。立場，就是說‘你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必須站在黨的立場’，這是什麼意思？要客觀看問題。所以從那時候我對這個意識形態，至少他說的裡面就有不自洽。如果有這種東西，對做科學工作的人來說，是不能容忍的，這裡面一定有問題。」
*方勵之：從現實中悟到這個政權實質上是維護專制和它的利益*
方勵之：「當然也不是沒有看到實際情況，例如‘大躍進’，我在農村，記得最清楚是錢學森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畝產可以到多少萬斤，按照能量來算，我不管他政治目的什麼的，就從物理角度說，他算的是錯的。‘大躍進’本身就是非科學的。
四十年代開始，蘇聯就開始批判一系列的理論科學，包括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波爾的量子力學。我們在五十年代就有‘讀書小組’，我們當時也看西方的東西，兩邊對照，看哪邊有道理。
那時候布洛辛採夫量子力學的前沿，不過就是為了證明列寧的一句話是對的。其實列寧的話是錯的，為證明列寧對，就要改量子力學。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改造物理學。
到文化大革命更厲害，中國也開始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以慢慢悟到這個政權實質上是維護這個專制，維護的是它的利益。」
以上是1999年4月初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教的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和夫人李淑嫻談他們人生經歷的第一部分，下次請聽第二部分。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