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商兩會」閉幕噁心民意(圖)
人大代表們對《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草案）》進行表決。（看中國配圖）
「兩會」期間，國內各媒體以大篇幅報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權」掩護下，不顧社會各界抨擊，違逆民意，強行通過的。其中，眾所詬病的73條、83條規定，使凌辱國際人權標準的「強迫失蹤」和「超期羈押」構成的「克格勃條款」，在吳邦國委員長「理直氣壯」行將謝幕的這一年，終於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令中外輿論大跌眼球。由此可見，中國「官、商兩會」閉幕的結果，就是在地地道道的噁心民意。
近日，薄熙來因重慶「打黑」干將王立軍「闖入美館」被免職，成為海內外輿論高度關注的爆炸性事件。眼下，中國「兩會」剛剛閉幕，中共「十八大」權力大洗牌在即，內鬥升級，令中外輿論大跌眼鏡。
吳邦國「理直氣壯」更為強硬、僵化
曾多次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今年全國「兩會」，更強調要「理直氣壯」地堅持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聲稱「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好完善好，就是要深刻認識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質特徵，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的特色，充分認識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體的本質區別，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做到頭腦清醒、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其語氣較以往更為強硬、僵化。
記得2011年兩會期間，吳邦國在報告時就表示，從中國國情出發，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此被稱為「五（吳）不搞」。吳邦國自我恫嚇說，中國在設計國家根本制度的重要原則問題如果出現動搖，不僅經濟發展會受到影響，「甚至國家可能陷入內亂的深淵」。
早在2010年「十一」國慶前夕，吳邦國就曾罕有的在中共中央的權威理論刊物上《求是》刊文，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領導，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建設中國，引發外界關注。
來自《欽定憲法大綱》的兩條原則
中共自文革發生統治危機後，開始借「改革開放」力挽敗局至今，國家無論經濟上如何發展，中南海政治上卻推出堅守「兩個絕不」與「五個不搞」，明確宣示絕不「還權於民」。這就如同清末「君主立憲」時，陷於重重執政危機的滿清皇權，也是打著改革之名，搞出個《欽定憲法大綱》，其中君上大權竟有14條之多，囊括了立法、行政、司法各權，不僅確立了皇帝至高無上，永世不可撼動的地位，也確定了專制政府的屬性。當時的欽定憲法「核心利益」就是兩條，可為今天的一面鏡子：「1、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此兩條就是要把皇權的絕對尊嚴和地位用憲法條文確定下來。所謂立憲，也就是藉助「立法」來堅持無限皇權永世不變而已。
吳邦國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一再宣誓類似《欽定憲法大綱》「核心利益」的兩條原則，即「理直氣壯」地堅持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代表的正是當今中國拒絕分權與監督權貴利益集團。
「官商大會」的腐敗代言
此據全國「兩會」期間黨校教授王貴秀統計，全國人大代表中70%是各級黨政官員；剩下的30%，大半為大型企業或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人大」早已成了「黨大」，「官商大會」。
當下，國內微博上流傳著一張「全國人大代表官員、平民構成示意圖」，詳細闡釋了人大代表的官商構成。就連中國知名地產商任志強都抱怨說：「能去開會的，大部分非富即貴，是既得利益的維護者；還有一部分是馬屁精；極個別有個性敢直言的委員或代表，是用來和媒體表演給老百姓看的。」由此可見，當今中國的代議機構，已經蛻化為官商結盟的特權利益集團。他們集體需要在「兩絕不」中腐敗，在「五不搞」中分贓。中國官方新華社也發表文章指出，中國社會利益結構已經發生分化、重組，出現特權利益集團。特別是所謂「紅二代」「紅三代」的「太子黨特權階層」，他們不僅壟斷利益豐厚的政治權利，而且透過錢權交易等非法活動，催生集體腐敗和組織性腐敗，甚至還控制某些地方官員形成集團，以謀取集團的利益。
日前，就連中共學術官僚機構，社會科學院都面對社會如此嚴重的腐敗，不得不發布首個《反腐倡廉藍皮書》，公開承認中國制度性的「整體腐敗」。這份《反腐倡廉藍皮書》說，腐敗者非法所得從短期向長期演變，既貪圖消費享樂，又追逐資本佔有，出現了金融腐敗、資源腐敗、期約腐敗現象；腐敗範圍從經濟、政治、司法領域浸染到社會文化、教育領域，並出現了跨國境的「外向型」腐敗，「對人民群眾利益與社會和諧穩定造成嚴重損害」，「執法機關帶頭腐敗成為整體腐敗的龍頭」。
黨喉舌要驅散「腐敗猜想」
就在今年「兩會」開幕在即時，黨喉舌《人民日報》3月1日竟發出《如何驅散「腐敗猜想」》的荒唐文章。該文稱：「媒體如果過分渲染陰暗面，甚至炒作‘日記’、‘情人’等腐敗細節，就不可避免地加劇公眾的焦慮情緒，激發更多‘腐敗猜想’，讓人產生‘越反越腐’‘無力回天’的錯覺。這提醒我們，在報導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聞時，不能為了吸引眼球，把嚴肅的反腐新聞變成八卦新聞、娛樂新聞；不能為了迎合獵奇心理，把反腐報導情色化，以聳人聽聞的手法滿足低級趣味；更不能挑戰法律和道德的底線，製造和傳播虛假新聞。」
《人民日報》如此顛倒是非，滿紙荒唐，竟不惜向輿論監督大潑污水；把中國如此深重、全面，由「權力絕對化」必然導因的「越反越腐」的制度性腐敗責任推向媒體，聲稱是媒體的「過分渲染」，才導致了公眾的「腐敗猜想」。這真可謂近期官方喉舌發出的一次最荒唐、最無恥的謬論。
眼下，中國各級權貴利益集團，既掌握著資源的分配權，又享有優先選擇權的優勢，由此決定了他們在堅持「兩個絕不」與「五個不搞」的同時，打著「改革」旗號，制定和執行政策時，優先維護自身利益。
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說過這樣一句至理名言：「權力傾向於腐敗，絕對的權力傾向於絕對的腐敗。」這可以說是政治學上的一條定律。因此，只要堅持「兩個絕不」與「五個不搞」，腐敗就無法避免。本來，「打開各級官員收入的暗箱」一直被視之為當今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的一項現實而有效的對策。然而，官方卻在立法上一再迴避民眾要求其財產公示的「陽光法案」，此話題無論是經「兩會」聚焦，各界呼喚，民間推動，「陽光法案」卻一再因「兩個絕不」與「五個不搞」的「理直氣壯」而被冷凍至今，致使當今中國「無官不貪，無賄禁行」的社會現實日趨嚴重。
「政改」的方向性選擇何去何從
眼下，中國正在「兩個絕不」與「五個不搞」意識形態旗幟下，以「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為幌子，進行以傳承「紅色記憶」，維護「中國特色」的文化軟實力戰役。薄熙來被免職並不意味著這一方向會有絲毫改變。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姓資姓社」爭論主要還是意識形態之爭，那麼，當今的「兩個絕不」與「普世價值」之爭，更多體現了權貴利益集團的現實需求。這些年來，圍繞溫家寶「政改」吶喊引發的輿論交鋒與立場對決，實質上反映的正是權貴利益集團恐懼其權力與利益受到制約與損害，和「太子特權集團」害怕動了自己不用「票決」就可以順利接班的「奶洛」，因此他們才本能地敵視與阻撓政治改革。為此，「紅二代」重慶聚首不惜效法朝鮮，藉助公權力組織人民「唱紅」，製造政黨迷信和領袖盲從，以掩飾其父輩的歷史錯誤和文革罪過才會成為可能。
今年兩會結束時，溫家寶總理答中外記者問又高調誓言「政改」，並借《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向重慶現任領導亮劍，再次激發起社會對「政改」方向性選擇何去何從的思考。
日前，官方環球時報英文版公布調查報導，根據對全中國1010個有代表性的人進行的一項罕見的民調，63%的受問者希望中國實行西方式民主。在接受調查的49%以上的人說，實際上或多或少地期待一場新的「革命」，15%以上的人認為，中國肯定處於「爆發一場革命的邊緣」，34%的人認為，中國也許已經處於「一場新的革命的邊緣」。法國解放報對此評論說，這一顛覆性的民調結果只用英文發表，無論是環球時報中文版還是其他們報紙都沒有走漏一個字，環球時報記者顯然是冒著被中國宣傳機構嚴厲懲罰的風險，這同時也顯示中共內部擁護與反對真正政治改革的分歧。
中國「官、商兩會」結束噁心民意
所有13億中國人都非常清楚，中國人大制定《憲法》至今60多年，一直在「零運行」，沒有任何一個《憲法》的法律執行與裁判機構，也從來沒有審判或審議過任何一例違憲案件。《憲法》在社會實踐中所能兌現的唯有一條，即「堅持黨的絕對領導」。而「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最核心的卻是中南海權力金字塔尖的少數人「核心利益」。在這個黨國一體的國家，黨控制「兩會」、政府，操縱公檢法，可以凌駕於憲法之上。中南海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何曾考慮過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呢？「六四」百萬之眾街頭和平表達反腐願望，少數人可以為了確保其執政利益的「大局穩定」，動用坦克碾過天安門，而且至今都振振有辭，「理直氣壯」。
今年中國「兩會」期間，國內各媒體以大篇幅報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權」掩護下，不顧社會各界抨擊，違逆民意，強行通過的。其中，眾所詬病的73條、83條規定，使凌辱國際人權標準的「強迫失蹤」和「超期羈押」構成的「克格勃條款」，在吳邦國「理直氣壯」行將謝幕這一年，終於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令中外輿論大跌眼球。日前，薄熙來因重慶「打黑」干將王立軍「闖入美館」被免職激起民眾不少想像空間，解放軍報又特別刊發：「黨和國家有大事敵對勢力總興風作浪」文章，聲稱「社會上噪音雜音明顯增多」；強調，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佔領部隊思想文化陣地，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觀點。由此可見，中國「官、商兩會」閉幕的結果，就是在地地道道的噁心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