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打死也不肯說的難言之隱(圖)

1972年石一歌成員余秋雨（左一）孫光萱（左二）等在華東師大

上海戲劇學院官授文化大師余秋雨的「非凡履歷」中，有幾個難言之隱打死他也不肯說。因為這些「污點」一旦曝光，他十多年來精心為自己塑造的始終偉大、光榮、正確的「光輝形象」就要坍塌。

第一件難言之隱——

文革初期他究竟有沒有參加過造反組織，有沒有寫過大批判文章？
據余秋雨自己說，他只參加過抵製造反的保守派組織，且從未寫過大批判文章。但據網友「回滬北地牧」揭發，1966年文革初期，余秋雨曾為上海戲劇學院「大批判」樣板專欄「紅大刀」的主筆，上戲無人不知其大名。可見「沒寫過大批判文章」純屬謊言。至於有沒有參加過造反派組織，目前尚無直接證據。據「回滬北地牧」說，1968年大學生分配工作他去西北邊疆以後，還「不時收到幾本其味（余秋雨味）十足的白封面雜誌」，說明此時余秋雨已是上戲大批判雜誌的編輯，且多為主編——否則其中的大批判文章不至於余式文革腔十足。既為大批判雜誌編輯，就一定是參加了造反派組織的。會不會是與造反派對立的保守派組織的雜誌編輯呢？不可能！也許運動初期身為學生黨員的余秋雨的確參加過保守派紅衛兵組織。但1966年底「康平路武鬥事件」中，上海最大的保守派組織「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以傷殘91人、兩萬人繳械投降的慘重代價被王洪文領導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一舉剿滅以後，全上海的保守派組織均已徹底瓦解。1967年一月革命「奪權風暴」之後，上海進入圍繞奪權的造反兩派武鬥階段。1967年 7月王洪文再次以大規模武鬥手段剿滅與工總司對立的「上柴聯司」之後，所有「在野造反派」在「掌權造反派」的強力打擊之下煙消雲散，其成員大多與筆者一樣做了不問政治的「逍遙派」，上海就只剩下「掌權造反派」這惟一的一派了。既然1968年謊稱「一直被造反派批判」的余秋雨在編上戲的大批判雜誌，他就一定隸屬上戲「掌權造反派」無疑。只可惜在讀了《文的苦旅》之後，「回滬北地牧」本著朝前看及原諒余秋雨年輕無知的大慈悲，扔掉了「余大刀」主編的那幾本「跨世紀」大批判雜誌，使我們再難拜讀貨真價實的「掌權造反派」余秋雨當年的大批判雄文了。

第二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有沒有按姚文元佈置執筆寫過批判斯坦尼體系文章初稿？
余秋雨自己是堅決否認的，只承認1968年10月年僅22歲大學剛畢業的他幫執筆者編寫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言論資料，為此還告了揭露此事的古遠清「誹謗罪」。但最後完稿的胡錫濤證實，在由文匯報社文藝部出面找上戲行家組建的「批判斯坦尼體系戰鬥組」五人中「最能寫的」余秋雨非但「很下功夫」寫過這篇以「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名義發表的《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第二稿（「他關在一個小房間裡埋頭苦幹了十天左右，從不抽煙的他也抽起了煙」），幾年後已成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第一號種子選手」從而變得「目空一切」的他，還「在背後說當年批斯坦尼的文章就是他寫的」。余秋雨參與彙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動言論選編》也於1968年12月內部印行。至於現在，則因此事是直接服務於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1972年初胡錫濤推薦余秋雨進入「魯迅傳編寫組」（集體筆名「石一歌」）亦肇因於此，余秋雨唯恐避之不遠。

第三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有沒有加入四人幫直控的「石一歌」即「魯迅傳編寫組」？
此事乃余秋雨「嚴防死守」之頭等大事。他一口咬定當時他去復旦大學加入的是周恩來佈置成立的「高校復課魯迅教材聯合編寫組」，而不是四人幫直控的上海「專題寫作組」文藝組下屬的「石一歌」小組即「魯迅傳編寫組」，一再強調他從未失足於四人幫。但據「石一歌」組長陳孝全披露，余秋雨還主動建議將該小組集體筆名「石一歌」的諧音「十一個」，改為更具文革戰鬥色彩的「石一戈」呢！若道口說無憑，現在物證也「出土」了。「致仕」後多年致力於「余學」的全國惟一真正「批余專業戶」吳拯修先生從上海古玩市場上得到一張貼有餘秋雨照片的 00480號「復旦大學圖書館閱覽證」，其「系別」赫然就是以「石一歌」為集體筆名的「魯迅傳編寫組」！老余啊，看你還往哪裡逃？

第四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有沒有自「石一歌」上調至康平路上海市委寫作組文藝組？
1972年底余秋雨正式分配留校做教師，但因借調在設於復旦大學的「石一歌」小組並未回校上班。1973年 5月，上海市委寫作組一號頭頭朱永嘉將余秋雨從「石一歌」上調至康平路 141號寫作組本部，派他為姚文元修改其舊著《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準備資料，領到了上海市革委會頒發的寫作組工作證。此後他曾一度任文藝組黨小組長，負責聯繫「石一歌」小組。至1976年 1月，余秋雨在寫作組文藝組工作兩年半以上，除自己撰寫大批判文章以外，還擔負著為寫作組改稿、統稿的重任。他的文革主要問題不是在「石一歌」小組，而是在文藝組。此乃余秋雨諱莫如深的絕密「隱私」，他自己從不觸及。

第五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有沒有以「黑線復辟」的誣陷罪名迫害過上戲教師？
1974年初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作為上海市委寫作組文藝組骨幹的余秋雨經常到上海各高校作輔導報告，聽說母校上海戲有位老師為幫助表演系學生練習口語、糾正讀音，編了個順口溜「一道黑兩道黑」，認為他不說「一道紅兩道紅」乃黑線復辟，便在復旦大學召開的高校戰線批林批孔大會上發言說：「我回了一趟戲劇學院，發現資產階級勢力在張牙舞爪。」在他的煽動下，上戲很快「大字報鋪天蓋地」，使那位教師「倒了大霉」。余秋雨一直表白他文革中從未害過人，因而此事他決不會承認。

第六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有沒有被上戲工宣隊指定為教師中惟一的黨委委員？
余秋雨從來不說他是文革前夕入黨的學生黨員，更不提工宣隊曾指定他為教師中惟一的黨委委員。1974年春，寫作組控制的文藝月刊《朝霞》與上海造反派「工總司」發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以寫作組文藝組大員的身份幫助該刊擺平此事並臨時接管該刊。他在《朝霞》編輯部舉辦創作學習班，培訓工農兵作者，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轎車前往，歷時三個多月。然後組織學員撰寫謳歌「文革」的文學作品。鑒於余秋雨的極左表現，上海戲劇學院工宣隊「指定他為黨委委員，還準備提拔他為黨委副書記」。

第七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有沒有改寫矛頭直指周恩來的影射文章《再搗孔家店》？
1974年 5月，為配合四人幫「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寫作組頭頭朱永嘉下令將「石一歌」撰寫的《魯迅傳》中矛頭直指周恩來的一章《再搗孔家店》提前在幫刊《學習與批判》上發表。後來上海市委駐原寫作組工作組寫的《關於魯迅傳小組（石一歌）的清查報告》說：此文「由原係魯迅組成員後調寫作組文藝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余秋雨最怕此類組織調查結論「泄密」，抵死不會認賬。

第八件難言之隱——

他寫的《走出「彼得堡」》左文，究竟有沒有得到張春橋賞識？
1975年 3月，余秋雨以「任犢」筆名在《朝霞》上發表《走出「彼得堡」》，大力鼓吹把文藝工作者趕出大城市、上山下鄉與工農兵相結合，「給了當時文化界人士當頭一捧。朱永嘉寫信給張春橋推薦《走出「彼得堡」》一文。張春橋立即回信談了他的讀後感。命《人民日報》於4月6日轉載了此文。這是直接獲得四人幫「首長」賞識的第一篇余秋雨左文，自然也屬於余秋雨的「最高機密」。

第九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有沒有指導別人修改評水滸文章攻擊鄧小平不夠資格接班？
1975年夏，寫作組二號頭頭王知常稱讚余秋雨為寫作組的「第一號種子選手」。對余秋雨而言確實是實至名歸。1975年 9月，一位青年工人寫了篇宋江屏晁蓋於 108將之外的評《水滸》文章。余秋雨看過初稿後提修改意見說「靈牌問題要做足」，指出「靈牌」即繼承權問題，欲借「靈牌」問題攻擊鄧小平不夠資格接班，以便為張春橋搶班奪權製造輿論。這又是余秋雨最怕見光的上海市委駐原寫作組工作組所作《清查報告》的內容。

第十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有沒有改寫影射周恩來文章《賈府裡的孔聖人——賈政》？
1975年，四人幫的文化部長於會泳和「初瀾」寫作組組長張伯凡派人到上海戲劇學院，欲調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調不動，原因是上海市委寫作組已把小余早調走了。」余秋雨的確得力，1975年將寫作組陸女士寫的《封建禮教與賈政》推倒重來，改為《賈府裡的孔聖人——賈政》公開發表。1978年 9月12日，余秋雨不得不寫下關於《賈府裡的孔聖人——賈政》炮製經過的交代和檢查，承認自己「借賈政批判劉少奇……附和了‘四人幫’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陰謀。」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觀園總管賈政影射周恩來總理這還是上海市委駐原寫作組工作組所作《清查報告》的內容。

第十一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是因為什麼拋棄了前妻李紅和親生女兒另結新歡？
余秋雨從來不提前妻李紅和他的親生女兒，只說馬蘭看了他的學術著作深為欽敬仰慕，便與他喜結了連理。據說李紅與他離婚是抓到了他外遇的證據，但終不知真相究竟如何。余秋雨自己是絕不會說的，因為停妻再娶與他精心替自己塑造的「完美君子」形象不符。

第十二件難言之隱——

他究竟是因為什麼辭去了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職務？

加上余秋雨自己的說辭，一共有三種說法。一是余秋雨自己的「主動辭職說」，因他多年來始終心懷魏闕至「纏綿悱惻」，此說可信度極低。二就是與上一件停妻再娶相關的當場下跪向馬蘭求婚「不成體統」說。此說可信度似也不高。三則是因余院長在分房問題上謀私失風，儘管有後來的秘書小金出頭頂缸，院長也做不下去了，不得不主動請辭。

有上述整整一打中青年時期的重大「隱私」難以明說，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也好，《我等不到了》也罷，就只能以謊言始，以謊言終，別指望在其中找到半點真實了。